廉者，政之本也，古人将廉洁视为立国之纲、为政之本。金王朝为女真族所建立，较之于传统中原王朝存在一定差异，但同样极其重视对于官吏的廉政教育。

　　金初时期，虽然疆域未定、战事不断，但是太宗仍极为关注廉政领域的教育问题，对于贪赃枉法者予以严惩。例如，南路军帅鹘实荅为官贪纵，被下诏鞠之。章宗时规定，禁止贵族的家奴妄征钱财和擅自盘剥商贩的钱财。当时的豪绅时常与官府勾结欺压民众，因而金代统治者限制豪绅与官府交往。

　　将德性与廉洁视为任用官吏的准则。金代统治者认为，如果官员只偏重政绩而不注重道德修养，刁猾者一旦窃居高位便会沦丧廉耻，故选任官吏尤为重视德行，对于低级官吏，如有贤能也能不次用之。

　　世宗对臣下坦言，其对于天下的治理，与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当面陈，慎毋阿顺取容。金代统治者深谙任用清廉官员的重要性，只要清廉并具有才能，即便草莽之士也会受到重用。世宗将廉洁与否作为升黜官吏的第一标准，终其一生，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群臣守职，上下相安，金代的文治武功达到顶峰。

　　惩治贪腐。金代统治者认为，唯有坚决打击惩治贪官污吏，才能获得政局的安稳，“果公廉办治，虽素所不喜必加升擢，如若抵冒公法，虽至亲必不少恕”。世宗之弟完颜文执政大名府时不仅多取猛安谋克良马，还取民钱一万九千贯。世宗知晓后下令夺其职，并强调“自今长官不法，僚佐不矫正，又不言上，并严行惩断”。这种对至亲也不曲法之举颇为后世赞誉，从中也可见其维护风清气正官场环境的坚定决心。

　　立法监察。首先，制定相关的监察法令。世宗于大定二年（1162）发布廉平令，不久，又下令廉能官第一等进官一阶升一等；污滥者第一等决杖百，罢去之后择其兄弟代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大定十一年，下诏令禁止朝臣接受馈赠；大定十二年，制定诛连之法，使官员心生畏惧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其次，强化监察。世宗于大定十二年升御史中丞为从三品，并且要求“台臣纠察吏治之能否，务去其扰民，且冀得其贤也”。世宗还明察暗访，巡幸所至，必令体访官吏赃否，使廉察制度真正收到实效。最后，重视对监察官员的管理。世宗提出，“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若止理细务而略其大者”，将治其罪。此外，对不作为者，世宗也据法处罚，如大定十八年，御史中丞刘促诲、侍御史李瑜作失纠大长公主事，各削官一阶。

　　由于金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大多官吏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这对金代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纵观金代的百年历程，有数量众多的大小官吏先后因以权谋私、索贿受贿、中饱私囊、横行乡里等恶行受到处罚和制裁。这不仅肃正了纲纪，而且起到了警示作用，使官吏难有侥幸心理。例如，徒单子温赃滥不法，李石即劾奏之，宰执问李石奏事何久，李石正色道，“正为天下奸污未尽诛耳！”当时其他闻者悚然。果然其后不久，徒单子温因为这一事件而被罢官。

　　金代统治者将勤惰廉贪同奖赏挂钩，有效调动了官吏们清廉奉公的积极性。尤其是世宗、章宗两朝，廉官辈出，当时号为得人。有金一代，因克己奉公、为政清廉而受到褒奖表彰者不乏其人。这无疑为政权注入了清新的生机活力，提升了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而且对在官吏之中形成以清廉为荣的政治氛围、促进腐败者自新益处多多。

　　由于勤政廉洁者不断涌现，并积极为广大民众谋福利，因而使得金代的官民关系获得了改善，阶级矛盾得到了缓解。据清代张金吾的《金文最》记载：李平父在涉县主政时，“县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涧泉以供饮，虽浣濯之余，不敢遗弃，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视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将引致之。先以便宜白于州，然后籍丁为渠，民乐于赴功，不两旬而成。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乡大夫洎其父老，相与立石”。这种融洽的官民关系无疑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纵观金代统治者采取的种种廉政教育举措，积极作用所在多有，并且培养输送了众多德才兼备的官吏，有效地巩固了政权，留下了有益的历史镜鉴。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