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尚武”精神研究

　　长春师范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 李碧瑶

　　契丹是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崇尚武力，民风彪悍，所谓契丹人“尚武”精神就是对勇武的追求。

　　“尚武”精神与军事、外交

　　《新五代史》卷七十六《四夷附录一》载：“契丹比佗夷狄尤顽傲，父母死以不哭为勇。”在中原人的观念里，契丹人最为顽固傲慢且风气刚劲。元人修《辽史》则载“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勇武之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使契丹人崇尚“勇武”精神，甚至在其父母去世时，也把不哭当成是一件非常勇武的事情。这种尚武好战的民族性格，使得契丹人在对外战争中时常保持优势。以征渤海为例，天赞四年十二月，辽太祖阿保机举兵亲征，至次年（天显元年正月）时，就已经兵临渤海国都忽汗城下，迫使国王“諲譔素服，稿索牵羊，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灭亡了一个国家，不得不说，契丹人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精锐部队，这正是“尚武”精神的体现。

　　辽太祖时，契丹的实际控制版图空前扩大，辽太宗领兵南下，册立石晋，“德光约高祖不称臣，更表为书称儿皇帝”， 北宋大臣谢泌在论及石晋与辽时认为“石晋之末，耻讲和契丹，遂致天下横流”，在宋人的眼中，石晋造成“天下横流”的结局是由于不肯与契丹讲和，在这里默认了契丹军队的战斗力。至辽圣宗时期，统和二十二年，辽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利用平时其“尚武”精神给宋朝君臣造成的“恐辽”心理，签订了“澶渊之盟”，使辽朝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重熙十一年，辽朝与宋朝进行“关南十县”之争时，辽朝再次以武力相威胁，宋朝提出增加岁币，来求得辽朝免取“关南十县”。六符曰：“本朝兵强将勇，海内共知，人人愿从事于宋。若恣其俘获以饱所欲，与‘进贡’字孰多？况大兵驻燕，万一南进，何以御之？雇小节，忘大患，悔将何及？”契丹国内的汉族大臣在北宋大臣面前直接强调：一旦辽朝军队长驱直入，直接以武力相威胁，宋朝军队是抵挡不了的。此次交涉，辽朝不费一兵一卒再次取得上风，在“澶渊之盟”得到的利益基础之上，再次获得十万两匹的岁贡。

　　“尚武”精神与后妃参政

　　“尚武”精神同样为契丹后妃参政提供了契机，据《辽史·后妃传》“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皇后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戒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尚武”风气，使这些皇后生性豪放，骑马射箭，敢于领兵作战，在抵御外敌或镇压叛乱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自然会提高其政治地位，为其参政议政创造有利条件。

　　述律后曾多次协助辽太祖镇压“诸弟之乱”，“勇决多权变，太祖行兵御众，后尝预其谋。太祖尝度碛击党项，留后守其帐。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承天皇后在辽景宗、辽圣宗时期，参与军国大事，并且亲赴战场，指挥作战，如“统和年间，举国南征，后亲跨马行阵，与幼帝提兵初趣威虏军、顺安军，东趣保州”。又亲自擂鼓激励战士，《辽史》中有多处关于仁懿皇后“射虎”“射熊”的记载，在“重元之乱”时，“太后亲督卫士，破逆党”。仁懿皇后曾亲自率领士兵，击败逆党，不同于中原王朝待在后宫文弱的后妃，她若是没有“尚武”的习惯，是不会有骑马射箭、领兵作战的真本事的。

　　维持契丹人“尚武”精神的措施

　　契丹统治者十分重视契丹人“尚武”精神，已经认识到了“尚武”精神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及契丹族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持这种“尚武”精神。最能体现“尚武”精神的就是用于训练军队的畋猎，而中原汉人却没办法理解这一行为，“侍中崔穷古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上曰：‘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但是到了辽朝末年，畋猎已经完全成为契丹人的一种休闲娱乐形式，丧失了“尚武”精神作用之下的练兵习武功能。

　　除了畋猎之外，击球也是培养“尚武”精神的形式之一，萧孝忠认为东京地区不适合畋猎，若果不驰击球之禁的话，就无以操习武事，值得注意的是，此地起初只是禁止渤海人击球，击球禁令并不针对契丹人，也就是说，起初，契丹人培养“尚武”精神的群体范围并不将渤海人包括在内，可以看出契丹人在维持自身的“尚武”精神的同时，还对其他民族“尚武”的养成进行遏制。

　　此外，辽朝还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不鼓励契丹人学习汉文化，并通过相应的制度来限制契丹人汉化进程，甚至禁止宫里人接触书籍。在契丹人的观念里，汉文化会削弱契丹人的“尚武”精神。为培养“尚武”精神所制定的措施和禁令，针对的是不同的民族，鼓励契丹人保持“尚武”精神，却又通过禁止渤海人击球、准许汉人考进士的方式来弱化二者的“尚武”精神，始终保持辽朝境内契丹人对这两个农耕民族的“士气”上的优势，借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