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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洪杰:不当生命之诉与人格利益保护
2017年09月20日 14:13 来源:《法学》(沪)2017年第20172期 作者:满洪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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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不当生命之诉是指医方在对孕妇的产前检查中因过失未能向其提供有关胎儿先天性缺陷的信息,子女于出生后因先天性缺陷向医方提出的民事诉讼。中国各地法院对于不当生命之诉的裁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果,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是否有应受法律保护的损害。在比较法上,对此也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法国最高法院关于支持不当生命之诉的判例为立法所推翻,德国、英国的法院从拒绝对生命价值进行评断的视角否定不当生命之诉的正当性。以色列最高法院对此的立场从肯定转为否定,而荷兰和美国少数州的法院抱持肯定的立场。通过考察可知,不当生命之诉中受到侵害的并非父母权益、子女生命或者先天性残疾本身,而是维持有尊严之生存的人格利益。其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因残疾造成的额外费用以及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包括惩罚性赔偿。不当生命之诉的损害赔偿不应与原告生存的精神利益实行损益相抵,且应与不当出生之诉相区分。

  关 键 词:

  不当生命之诉/人格利益/产前检查/侵权责任

  标题注释: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患者的适当医疗权——过度医疗的民法规制”(项目编号:16SFB2033)与2015年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研究”(项目编号:IFYT15021)的阶段性成果。

  不当生命(wrongful life)之诉,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医方)在对孕妇的产前检查中因过失未能向其提供有关胎儿先天性缺陷的信息,子女于出生后因自身的先天性缺陷向医方提出的侵权之诉,①有学者称其为“错误的生命之诉”。②

  医方于孕妇产前检查中的过失,在实务上可能引发两种不同的诉讼。一种为不当出生(wrongful birth)之诉,即医方在对孕妇的产前检查中因过失未能向其提供有关胎儿先天性缺陷的信息,具有先天性缺陷的子女出生后,父母因本来可以避免的缺陷子女的出生给其带来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而对医方提起的诉讼。另一种为不当生命之诉,即在发生上述情况后,子女就因先天性缺陷而遭受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以自己的名义对医方提起的诉讼。当然,不管是“不当生命”还是“不当出生”的语义表达,都是失之准确甚至是有误导性的。因为无论是“出生”还是“生命”,其本身都不可能是错误或不当的。真正有过失的,是医方的产前诊断。③但是,由于“不当生命”和“不当出生”的概念在理论和司法实践领域已经获得普遍接受和应用,为避免用语上的混乱,本文仍然予以沿用。

  不当生命之诉和不当出生之诉的共同之处在于医方因在孕妇产前检查中的过失未能发现胎儿具有的先天性缺陷,导致有缺陷的孩子出生。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当出生之诉中的原告为育有缺陷子女的父母,而不当生命之诉中的原告则是具有缺陷的子女自身。

  质言之,不当生命之诉具有以下特征:(1)医方的过失是在孕妇产前检查中未发现胎儿本身具有的先天性缺陷,即胎儿的缺陷是由诸如基因缺陷或者母亲孕期患病等自身原因造成的,医方的过失并非是在诊疗过程中造成了胎儿的缺陷,而是未能发现缺陷的存在。(2)子女于出生时即具有该先天性缺陷。(3)子女就医方未能在产前发现其缺陷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

  一、我国不当生命之诉案件的裁判现状

  笔者借助“北大法宝”和“律商网”的案例数据库收集和整理了近年来我国法院关于不当生命之诉(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的判决共19件。从这些判决看,我国法院对于不当生命之诉在裁判结果和说理论证上均存在严重分歧,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值得关注。从裁判结果角度看,完全不支持原告不当生命之诉诉讼请求的判决共10件,其余判决均全部或部分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持否定立场的判决及其裁判理由

  考察完全不支持不当生命之诉诉讼请求的判决可知,其裁判理由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原告(子女)的出生不构成侵权法上的损害。(1)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告某某(子女)与被告某医院案”(以下简称“浦东案”)中,法院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决定自己之不出生,原告虽然出生即为患有21-三体综合症的唐氏患儿,其遭遇甚值同情,但其有生命的价值仍然胜于不出生。原告作为有生命的人无权就自己的所谓‘不当出生’提起诉讼。”④(2)在“荣桓(父)、李晓红(母)、荣子贞(子女)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案”(以下简称“广州案”)中,法院认为:“孩子出生,从孩子的角度并不能认为构成侵权,因为即使是有先天残疾的孩子,其生命也是宝贵的,有生命胜于无生命,从尊重生命本身的价值而言,其存在的意义仍胜于无,不能认定其生命属于应予赔偿的损害。”⑤

  2.医方在孕妇产前检查中的过失与原告的残疾之间无因果关系。(1)在上述“广州案”中,法院认为:“荣子贞自受孕始即患残疾,其残疾原因是先天性残疾,并非市妇儿医院所致,市妇儿医院对李晓红所作的诊疗与荣子贞的残疾事实没有因果关系,故市妇儿医院对荣子贞本人身体不构成侵权。”⑥(2)在“龚某某、张某(父母)、张某某(子女)与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案”(以下简称“长宁篥”)中,二审法院认为,夫妻双方享有胎儿是否患有严重缺陷的知情权和终止妊娠的选择权。医院过失行为的后果仅限于使父母丧失了生育与否的选择权,造成其精神伤害。对于子女而言,其所受残疾先天存在,非被上诉人的后天医疗行为造成,与该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仅支持父母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⑦(3)在“何某某(子女)与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案”(以下简称“宜昌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的疾病系先天性缺陷,与医院的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⑧(4)在“姚某(子女)、姚某某(父)、朱某(母)与某医院案”中,法院认为,医院在诊疗上的过失与原告姚某的法乐氏四联症之间并无因果关系。“鉴于被告医疗行为中存在欠缺,使原告朱某丧失了选择是否中止妊娠的机会,属违约行为,故被告应当适当补偿原告(母亲——笔者注)经济损失。”⑨法院同时认为医院与原告姚某、姚某某之间不存在医疗服务关系,不应对子女承担违约责任。(5)在“陈某某(子女)、陈某(父)、廖某(母)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案”(以下简称“重庆案”)中,法院认为,医院因诊疗过失侵害了父母的生育选择权,造成了父母的精神损害,应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医院的过失虽与子女陈某某的出生有因果关系,但与陈某某所患疾病无关,不应赔偿陈某某的康复费、残疾赔偿金等。⑩(6)在“孙某某(子女)与北京医院案”、(11)“李某某(子女)、宋某某(母)与海阳市人民医院案”、(12)“刘某(子女)与北京协和医院案”(13)中,法院均认为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先天性畸形)无因果关系。

  3.子女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在“宋某某(子女)、杨某某、宋某(父母)与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案”(以下简称“株洲案”)中,法院认为,在被告施行产前检查时,原告宋某某尚为胎儿,无民事权利能力,优生优育权只能由其父母行使,宋某某非适格原告主体。(14)在“广州案”中,法院也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本案中,在李晓红与市妇儿医院发生法律关系时,荣子贞尚未出生,只是母体中的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亦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15)

  4.医方无过失。在“支某某(子女)、支某、邓某(父母)等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案”中,法院通过鉴定认定被告医院的诊疗行为无过错,驳回了父母与子女的诉讼请求。(16)在“浦东案”中,法院认为医院“已尽告知义务,医疗行为均符合诊疗常规”。(17)

  (二)持肯定立场的判决及其裁判理由

  考察支持不当出生之诉诉讼请求之判决可知,其裁判理由可归为以下三类。

  1.认可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立场。(1)在“王某、陈某某(母)、陈某(子女)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案”(以下简称“瑞金医院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在对原告王某的产前检查中有过错,但其过错行为与新生儿的先天性缺陷之间无因果关系,其损害后果应是夫妻丧失是否生育陈某的选择权,造成陈某的出生,给其自身和父母带来精神压力和痛苦,因而被告应对陈某及其父母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检查费、医疗费等费用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18)(2)在“李某(母亲)、周某(子女)与当涂县大陇医院等案”(以下简称“当涂案”)中,法院认为,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存在过错”,“原告周某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畸形发育也必将对其心理产生一定的伤害,故两被告应适当赔偿两原告精神抚慰金。”(19)(3)在“郑甲(子女)、杨某某、郑乙(父母)与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医院在孕妇产前检查中的过失侵害了三人的知情同意权,应赔偿三人的精神损害。二审法院认为,医院的过失侵害了父母的知情同意权和子女的生命权、健康权,维持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20)

  2.认可给予人身损害赔偿的立场。在部分判决中,法院认可了原告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1)在“成某某(母亲)、弓某(子女)与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案”中,法院认为医院在关于脊柱生理曲度改变的信息告知中存在过失,侵害了患者及其亲属的知情权,造成原告成某某丧失了可能的优生选择权、妊娠选择权。而且,被告的过错与患有脊柱器官畸形的原告弓某的出生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故原告成某某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以及原告弓某要求被告承担相应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理由正当。法院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将其具体赔偿比例酌定为20%。(21)(2)在“董甲(父亲)、董乙(子女)与上海市崇明县第二人民医院案”中,法院认为,由于“医院在告知权方面处理不当,导致残疾原告董乙的出生,故原告受到的侵害显而易见,而原告董乙出生后进行治疗所产生的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原告董乙作为受害人的主体资格,并无不当。”由于原告董乙自身患有疾病,而该疾病的形成系多基因、多因素所致,被告仅应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故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董甲、董乙的治疗费、交通费等若干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22)(3)在“郭某(子女)、韩某某、郭某某(父母)与菏泽市牡丹区妇幼保健院等案”中,法院认为,医院“在对原告的超声检查过程中存在未尽到充分告知义务的瑕疵,该瑕疵与被鉴定人韩某某之子郭某的出生存在一定的间接因果关系,二被告理应承担责任”,故判决被告按一定比例承担三原告的医药费、残疾赔偿金、残疾用具费,并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23)

  3.认可给予额外生活费用赔偿的立场。在部分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可获赔偿的损害并非一般人身损害,而应是因缺陷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在“岳某某(子女)、岳某、安某(父母)与北京协和医院案”中,法院认为,医院在孕妇产前检查中的过失,与携带苯丙酮尿症基因的岳某某的出生有因果关系,应对岳某某18周岁前低苯丙氨酸食物依赖的治疗费用承担赔偿责任。(24)

  (三)我国相关法院裁判及其理由的简要归纳

  随着产前检查的普及,特别是近年来基因技术在产前检查中的应用以及社会公众对于优生学的高度接受,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不当生命之诉并非鲜见,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然而,当前我国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及其理由并未统一。总体而言,这些案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于不当生命之诉与不当出生之诉的区分。上述案例中的多数是父母和子女为原告共同提起诉讼,其中既包括不当生命之诉,也包括不当出生之诉。多数法院均注意区分了不当生命之诉与不当出生之诉,认为不当出生之诉侵害了父母的自主决定权与生育选择权。在“长宁案”和“重庆案”中,法院援引《母婴保护法》中关于医师在发现胎儿具有缺陷时应告知父母相关信息并提出建议的规定,作为支持父母享有上述权利的法律依据。多数法院认为,子女提起诉讼的权利基础应与此不同。

  2.关于子女的诉讼主体地位问题。在少数案件(如“株洲案”)中,法院认为在医疗关系发生(或看说侵权行为发生)时子女并未出生,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多数案件则肯定了子女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

  3.因果关系问题成为争点。在此类案件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法院对于“因”体现为医方在孕妇产前检查中的过失均无异议,但对于“果”为何则有不同认识。在“浦东案”和“广州案”中,法院认为损害后果体现为原告的出生,从而认为存在因果关系。而在“长宁案”和“宜昌案”中,法院认为损害后果为原告的残疾,而残疾并非被告的过失所致,故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存在。在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案件中,法院认可的后果包括因残疾所致的精神痛苦和人身损害,以及因残疾所额外支出的费用等。

  4.关于原告所受损害的内容。子女所受侵害的内容为何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对此,法院的判决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子女受侵害的是其父母的生育选择权(如“瑞金医院案”),(25)也有学者赞同此种观点。(26)而与此相对,在另外一些案件(如“长宁案”“株洲案”)中,法院指出生育选择权的主体为父母,子女不是该权利的主体。第二种观点认为,子女“自身的畸形发育也必将对其心理产生一定的伤害”,因而将子女的先天性残疾作为其损害后果(如“当涂案”等)。相反,也有法院否认子女的先天性缺陷为其损害,因为此种缺陷源自于原告自身的发育,并非由被告的过失行为造成(如“长宁案”“广州案”)。第三种观点认为,与被告的过失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是如无过失则根本不会出生的有缺陷的生命(如“浦东案”“长宁案”“广州案”等)。上述法院均否定“有缺陷的生命”构成一种损害,认为“孩子出生,从孩子的角度并不能认为构成侵权,因为即使是有先天残疾的孩子,其生命也是宝贵的,有生命胜于无生命,从尊重生命本身的价值而言,其存在意义仍胜于无,不能认定其生命属于应予赔偿的损害”。(27)换言之,法院将有缺陷的生命与无生命进行比较,认为即使是有缺陷的生命,也应当优于无生命,因而缺陷生命本身不构成损害。

  概言之,上述判决的核心分歧在于以下三个问题:(1)在不当生命之诉中,子女是否有应受法律保护的损害?(2)如果有上述损害,其性质为何?(3)如果不当生命之诉应当获得支持,其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笔者将从比较法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予以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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