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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昕: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一个框架性理论重述
2017年09月20日 13:54 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17年第20172期 作者:戴 昕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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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有关法律学说和实践关于公众人物隐私保护问题缺乏有效的分析思路。围绕立法形式的争论和概括性的价值平衡学说无助于推进学界与实务界的思考。在二元社会分层视角和多元规制视角之下,公众人物隐私保护不但会影响社会知名人士借助个人信息控制获得的各类利益,也会影响普通人的信息决策和信息消费行为。民法人格权制度中的公众人物隐私规则由此会产生复杂和多面的社会影响,研究者和制度实践者需结合具体社会制度语境对此做细致分析。

  Rarely has effective analysis been offered,from either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perspectives,on the problem of public figure privacy in Chinese law.Conventional analyses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formalist discussions and over-generalized value-balancing discourses prove inadequate and unable to make meaningful progress on this issue.The theoretical len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ulti-modality regulation,in contrast,enable lawyers to understand legal protections of privacy afforded to public figures as affecting not only the social elites' interests in profiting from controlling and manipula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but also the general public's information-related decision-makings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s.In this light,the civil law rules on public figure privacy have complex and variegated ramifications for general social welfare,which need be closely and contextually investigated and deliberated by legal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关 键 词:

  公众人物/隐私保护/多元规制/社会分层/社会福利/public figure/privacy protection/multi-modality regulation/social stratification/general social welfare

  一、引 言

  公众人物的隐私保护是信息隐私法(information privacy law,以下简称“隐私法”)①上最为人津津乐道,却又似乎已被“嚼烂”的话题。十数年间,媒体未曾间断过对明星等名人的挖料、爆料、“周一见”②,而法学界和新闻学界的相关思考少有新的突破③。一些学者采重复套路,如援引“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④,以下简称“苏利文案”)一类比较法“旧闻”,或复述平衡“私权”和“公共利益”的“通说”,却少见更具深度或新意的探讨。相比“大数据”、“物联网”、“云存储”带来的各类新型隐私挑战,公众人物隐私保护问题已算不上“前沿”,因此,学者关注不足或可理解⑤。

  本文尝试提出重新审视公众人物隐私保护问题的一个框架性思路并对与实践有关的一些规范与实证问题作初步探讨。本文的写作出发点是目前隐私法学说与实践的现状,即学界和实务界对公众人物隐私保护问题的分析思路存在的局限。

  众所周知,公众人物隐私保护作为一个专门法律问题始自欧美⑥。1980年代后期学界开始引介美国隐私权学说时,已留意到公众人物问题⑦。1986年《民法通则》并未将隐私权单列为公民人身权的一种⑧,但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通过名誉权间接保护隐私的司法实践⑨,将保护隐私权全面纳入法制轨道[1]。而基于名誉权的隐私诉讼甚至比相关司法解释还要更早出现,且早期最受人关注的隐私诉讼正与“公众人物”有关。1987年1月,《小说林》杂志刊登了《杨沫的初恋》一文,其中对著名作家杨沫青年时期的感情生活大加描写。《杨沫的初恋》一文显然是“还原小说真实原型”的噱头⑩,杨沫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有关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作为《民法通则》正式施行后有记载的第一起公众人物隐私案,“杨沫案”判决坚持了保护当事人隐私的立场。事后回看,“杨沫案”可作为“前传”被同时编排进商业媒体扩张和人格权利兴起这两条内含冲突的叙事之中。1990年代,传媒娱乐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名人名誉、隐私纠纷诉诸法律的情况日益增多,媒体从业者甚至一度抱怨出现所谓“告记者热”[2]。寻求进一步扩大其市场化运营空间的新闻业界及一些法律学者,通过引介“苏利文案”等新闻言论自由判例,提出借鉴域外做法,以降低新闻单位和从业人员面临的诉讼风险(11)。

  2002年,在“范志毅诉文汇新民晚报联合业集团侵犯名誉权”一案(以下简称“范志毅案”)的判决中,“公众人物人格权保护限制”规则被运用于司法实践(12)。尽管在此前2001年的一个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已将隐私侵权表述为区别于名誉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13),但在2008年隐私权纠纷成为独立案由(14)、2009年隐私权在《侵权责任法》中被确认为具体人格权之前(15),名誉和隐私两类人格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泾渭分明。因此,虽然“范志毅案”涉及的具体纠纷性质实为诽谤,即媒体通过报道、传播虚假事实信息损害公众人物名誉,但有学者认为有关处理规则同样适用于隐私纠纷案件[3]。而就有关司法实践的后续发展来看,2002年“范志毅案”判决对“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产生的影响无疑超出了个案。

  不过,就狭义的隐私权纠纷而言,2002年至2009年之间能够找到的明确适用“公众人物规则”的司法判例不多[4]。但由于法律条文规定较为粗疏,司法判例屈指可数,而争议性事件又不断出现,才使得实践中对法律调整的必要性的感知尤为强烈。在这个意义上,“范志毅案”引入了“公众人物规则”,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公众人物问题”的思考:如果公众人物隐私保护应受限制,那么,谁是公众人物?何时限制?怎么限制?

  2008年杨丽娟母女诉《南方周末》一案(16)中,实务部门曾着力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思路。该案中,两审法院均认定杨丽娟及其父母为“自愿型的公众人物”,以此为由驳回其隐私侵权诉请。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及之后一系列有关信息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虽使隐私权话题的热度持续上升,但对公众人物隐私的学术讨论却未见深入。而在《侵权责任法》生效后最受关注的公众人物隐私案件——2014年“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17)的判决,并没有从公众人物的角度说理(18)。

  但公众人物问题是隐私法难以回避的基础性问题。民法学者注意到,即便是涉及“被遗忘权”的讨论,也还是避不开对公众人物隐私保护问题的思考和处理[5]。本文不奢求能为公众人物隐私保护问题给出完美答案,但希望提供有助于增进理解的一些分析思路。在第二部分中,我将首先分析长期以来学术界已有的思路为何会遭遇“瓶颈”。第三部分借助社会分层视角,对公众人物隐私问题涉及的实质利益冲突与分配做初步分析。第四部分引入本文称为“多元规制”的分析视角,并结合现实语境,分析公众人物规则对社会知名人士隐私保护的复杂影响,揭示相关制度蕴含的公平与效率权衡。第五部分讨论与“自愿型公众人物”概念相关联的普通人激励与媒体呈现多样性问题。第六部分做简单总结,并扩展思考本文分析与当代信息环境中更具一般性的信息隐私保护问题如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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