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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研究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第一要务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学科建设
2018年11月30日 13: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唐红丽 孙美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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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唐红丽  实习记者 孙美娟)11月10日,以“新时代的中国法理学”为主题的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长沙召开。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同志出席并讲话。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湖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以及常务理事及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副会长、会员,有关部门负责人、高等院校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部门的4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王乐泉就法理学研究会和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在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谈了五点意见和期待。第一,准确把握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内涵;第二,系统阐释并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第三,始终把研究回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第一要务;第四,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体系和法治话语体系建设;第五,高度重视法理学学科建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理论自信和他信。

  王乐泉强调,当前我们正值中国法治建设的黄金期和法学理论创新的黄金期,希望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无比珍惜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深入学习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内涵,并以此为指导,研究回答新时代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系统解释并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体系和法治话语体系建设,推进法理学学科专业建设,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做出新的理论贡献,奉献出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本次会议由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会议期间,举行了“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青年学术成果奖、优秀博士论文奖”颁奖仪式。本次评选于2018年4 月启动,共26人申报,其中16人获奖。

  会上,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教授在《法哲学的体系和基本范畴》一文中提出,关于法理学之外还有没有法哲学,在国际国内很多看法,有人认为法理学就是法哲学,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之外还有法哲学。我主张法理学之外还有法哲学,法哲学的定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方法论、法的唯物认识论、法的辩证方法论、法的科学发展观在法律体系中的体现,法哲学涉及23个范畴。法的两重性是指:法既具有客观性、物质性,同时又具有主观性、意识性。相对于法律意识来说,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属于“社会存在”这个范畴。法律制度及其活动和运作,都是不以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相对于法所要调整和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即现实的、客观的世界来说,它又是一种强烈的、鲜明的、意识性的社会现象。这种法的两重性是法的唯物认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由此产生并存在着,法与社会存在、法与法律意识这样两对基本矛盾。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再这两对矛盾上面的。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公丕祥教授在《法治发展的区域分析—— 一种方法论》的讨论中论述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同样体现在法治发展领域,历史性地生成着法治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所以,区域法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不充分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区域特征。实际上,当代中国法治区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运动样式,已经或正在和重塑着法治中国的区域版图。依据区域分析的概念工具,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不同区域的法治进程差异性中一系列变量关系,从而对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研究的理论目标更为突出,亦愈加清晰,以期为建立一个区域法治发展的解释理论框架结构打下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当下中国区域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加强和拓展法治发展的区域分析,深入探讨新时代历史方位中的法治区域建设的重要问题,努力揭示中国法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法治国情特点,准确理解中国法治发展的区域逻辑,进而有针对地思考和谋划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以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与策略。

  公丕祥认为,面对变革时代的区域法治发展这一法治中国进程中的重大法治议程,我们需要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深入研究新时代建设法治中国对于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建构起反映区域法治发展现象运动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或分析工具系统,悉心探讨区域法治发展的基本性质、主体内容、动力机制与功能取向,藉以把握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殊的本质性特点,进而梳理和概括出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原理。这样的分析工具系统,并不企望对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加以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是主要涉及在相当程度上关乎区域法治发展整体性把握的那些关键性的变量要素。借助于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这些关键性变项,即可以从总体上对作为特殊法治发展类型的区域法治发展进行深入分析,阐释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基本特性和运动机理,揭示这些特性得以展示出来的社会条件,描述那些导致不同区域法治发展状况差异性的诸方面因素及其影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在《智慧社会建设中的“众创”式制度变革》中谈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新业态、新发展、新模式使得传统法律制度发生重大改变。现在一些技术平台通过他们的技术手段采取一个软件植入嫁接到现有的制度之上,直接把规则改写,如:滴滴打车、短租平台等。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形势下,大量的规则不断涌现,每个平台都可以在自己的商业模式下创造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对现有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利益格局的改写,且在新形势下具有代表先进前进方向的合理性来表达自己的权利,具有为社会带来的好处的正当性。由此形成一种双向构建、互动共享的秩序结构:现在的秩序构建是一种双向的,民间厘定私人利益,议定交易程序和塑造私人秩序,过去是国家构建社会,现在社会也在构建国家,民间秩序生成后与国家秩序的良性互动,包括两类三种互动情形。由此建立了智慧时代的制度变革新模式:范围:民间为主,国家把舵;功能:业态引领,政府跟进;途径:智慧发展,重创共享;机制:共建共治,双向赋权。这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导方式。

  扬州大学教授杨昌宇在《智能互联网时代法律变革的总体性分析》中提出,智能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描述性或者是叙述性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运用,学者们对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问题既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的思考,那么同时也有静观中的保守主义式的忧思,那么如何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应对科技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变革,来触动我们中国法治的整体发展?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与方法,从整体性和历史性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分析视角。

  基于这样一个视角,杨昌宇对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一,这种挑战是如何发生的?人工智能信息化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革。

  第二,智能互联网时代,中国面临的整体性的法律挑战有哪些表现?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导致了传统的法律形式的改变;第二个方面,传统的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发生了变化;第三个方面,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可能会受到冲击;第四个方面,法律的人性根基都在经受人工智能的挑战或者是拷问;第五个方面,法律传统知识体系就面临着整体性的挑战。

  第三,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第一个方面,我们在寻求应对之策的时候,应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方位中来寻求;第二个方面,我们应当立足中国的、以有机体的一种发展理论作为基础,来处理法律变革中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方面,对当下中国法律变革总体方向与目标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四个方面,应当立足这种总体性的立场,积极应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进步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这种法律的忧虑与困扰;第五个方面,我们要转变思维方式,在普遍性问题中寻求中国法律变革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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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唐红丽 孙美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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