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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军:反不正当竞争法过度介入知识产品保护的问题及对策
2018年07月09日 10:49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杨红军 字号
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原告;界定;版权;补充;使用;客体

内容摘要: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品的补充保护能够产生一些额外的创造激励,但其过度介入知识产品保护会挤压知识产权专门制度的生存空间,也会破坏其自身的固有结构,同时会助推知识产品使用者风险厌恶心理的形成并通过微妙的反馈机制实现知识产权专门制度中权利的强化。二、反不正当竞争法过度介入知识产品保护的原因笔者认为,知识产权专门制度对知识产品充分性包含的缺乏,知识产权强保护理念的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法强包容性功能的存在,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过度介入知识产品保护提供了重要条件。三、反不正当竞争法过度介入知识产品保护的负面效应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品的补充保护尽管会带来额外的激励功效,但其过度介入知识产品的保护也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过度介入会使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固有结构受到破坏。

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原告;界定;版权;补充;使用;客体

作者简介:杨红军,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  要: 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绕开知识产权专门制度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品进行保护的做法愈来愈突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品的补充保护能够产生一些 额外的创造激励,但其过度介入知识产品保护会挤压知识产权专门制度的生存空间,也会破坏其自身的固有结构,同时会助推知识产品使用者风险厌恶心理的形成并通过微妙的反馈机制实现知识产权专门制度中权利的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品的保护应在由客体、法益范围及除外领域等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的限制性框架内进行,即作为保护客体的知识产品须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所保护的法益局限于相关市场范围内,而在界定相关市场时,我们可将原告正在服务的客户人群与知识产品创造时可预见的客户群体结合起来考虑;知识产权专门制度有意排除的对象不能再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

  关键词: 知识产品;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限制性框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FX084)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相并列,是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产生于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创作、发明创造以及经营标志等多种表现形式。知识产品具有内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没有外在的形体[1](P15-17)。除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专门制度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在为知识产品提供着额外的补充保护,即“竞争法上的智力成果保护”[2](P38)。专门的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互配合,共同为知识产品的创造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不过,后者对前者的补充程度和范围始终是众说纷纭的难题。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涉及知识产权的不正当竞争类型包括对他人企业或其活动造成混淆、损害他人的商誉或名声、误导公众、损害他人企业或其活动的信用及关于秘密信息的不正当竞争等情形。除此之外,哪些知识产品可以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范围?那些不受知识产权专门制度保护的对象如“思想”“事实”“发现”等能否享有后者的补充保护?商业性利用没有获得专利同时又失去秘密性的数据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不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和发明创造可专利要求的对象能否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补充?等等。面对这些问题,诸多学术研究结论似乎都给出了肯定的结论[3](P773-778)[4](P9,129)[5](P70-74)。从实践层面看,20 多年来在国际立法层面出现了愈来愈多的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增强知识产品保护的做法。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布的《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第 1 条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中省去了《巴黎公约》第 10 条之二第(2)款提到的“竞争行为”的限定,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竞争关系但遭受或可能遭受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自然人或法人,都应有权得到补救。在丹麦,盲从复制(slavish   copying)不受版权或专利保护的对象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在意大利,法院对于复制虽具有独创性但已过版权保护期的乐谱(score)给予保护,尽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消费者混淆的可能[6](P628)。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知识产品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增强之趋势表现明显。例如,在“晨光笔特有装潢”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外观设计专利权终止后,该设计并不当然进入公有领域,在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条件时,它还可以受到该法的保护”。此外,在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6 月发布的第 30 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中,明确了“经营者之间具有间接竞争关系,行为人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损害 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也应当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知识产权专门制度在知识产品保护方面的包含不足、司法领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理念的出现为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功能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不正当竞争自身以及其所参照概念的固有模糊性、强大包容性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手段。不可否认,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品的额外保护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内在的创新动力,但过度的补充保护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显而易见。具体而言,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知识产品领域的过度介入会挤压知识产权专门制度的生存空间,冲击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固有结构,导致知识产品使用者产生风险厌恶心理,并通过微妙的反馈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专门制度中的权利[7](P882-951)。事实上,在国外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有关知识产权专门制度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的协调难题。例如,在 1918 年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诉 The Associated Press 案件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将不当得利制度引入不正当竞争法领域并创设了盗取(misappropriation)[8](P597-598)的概念。在此后近 100 年中,“盗取”与知识产权专门制度的关系一直是热门议题[9](P152-153),至今尚无确切定论。在我国,仅有少数学者提出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补充保护限定于有限和有益的范围内[4](P242),但没有深入、系统论证并提出具体性方案的研究。笔者认为,考虑到过度介入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应将知识产品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限定在由客体、法益范围、除外领域等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框架内。

作者简介

姓名:杨红军 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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