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今日推荐
王天玉:劳动法分类调整模式的宪法依据
2018年04月12日 09:19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作者:王天玉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中文摘要】在劳动者差异化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劳动法如何平等地保护“劳动”已成为重要议题。对于《劳动合同法》修订方案的设计,是延续现有的“一刀切”式平等保护,还是构建分类调整模式,学界存有争议。对此问题的分析应回归宪法“劳动—平等”的关系中,利用“自由权—社会权”的分析框架进行宪法文本的体系解释和历史考察,从而发现自由权向度上的劳动保障注重人格形式平等,社会权向度上的劳动保障追求国家积极干预下的实质平等。劳动法倾斜保护结构作为社会权的实现方式,应当以实质平等为指引,构建分类调整模式,改造现有“一刀切”平等保护之弊端,以有效回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劳动用工现实。

  【中文关键字】宪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平等;倾斜保护

  【全文】

  一、问题、背景与方法

  现代劳动法缘起于劳资关系不平等,即劳动者在雇主指挥监督下给付劳务,劳动者相对于雇主处于从属状态,导致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地位,须由国家公权力介入矫正,创建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制度结构。此项认识是劳动法的基本共识和逻辑起点,已完成从劳资双方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转变。

  经过三十多年经济结构的剧烈转型,我国劳动力构成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劳动者群体内部逐步分化并日趋明显,随之产生劳动者相互间的平等问题,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公司高管与进城务工人员同属劳动法保障的主体,适用同样的规则,是否有违平等原则。[1]在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平等”地保障“劳动”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劳动与平等的张力是我国劳动力结构变革及劳动者分化在法律层面的表现,在历史的维度中,此项变革在三个阶段展开:

  第一个阶段始于1978年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在此之前,我国已建立起劳动统配制度,以工人、农民的身份为基础,对全国的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统一调配。工人和农民都称之为劳动者,但相互之间存在严格的制度壁垒,极少能够流动,也不存在失业,实际上形成了其与国家之间的雇佣契约关系。在这一点上,农民与工人没有实质差别,都是在集体化劳动组织中以工作量计酬。但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农民的生产方式脱离统配劳动制度,回归家庭经济模式,获得了自主调配劳动力的空间。[2]可见,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不是用工制度改革,却创造了释放农村劳动力的可能性。农民不再以国家为雇主,其与工人在劳动上的同质性消失。此后,随着市场化改革大幕的拉开,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务工,从根本上变革了我国劳动力构成,奠定了劳动力市场庞大的基座。

  第二个阶段以1986年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为标志。在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是工人就业的主要载体,国家将国营企业作为落实计划的单元,同步实现生产指标控制与劳动力配置。在此相互关系中,工人透过国营企业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稳定的雇佣关系。凡是经国家各级劳动人事部门正式分配、安排和批准招收录用,在全民所有制或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中工作的工人被称为“固定职工”,单位一般无权予以辞退,故又称“铁饭碗”。[3]随着全面改革的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劳动力配置是其中的重要方面。1986年劳动合同制改革旨在打破工人群体的统配劳动制度,在厘清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解除国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契约关系,使工人回归劳动力提供者的本位,能够依凭劳动合同与企业达成劳动力交易,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发育。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劳动合同制改革之初具有渐进的特点,原有固定工待遇不变,只对新招录人员实行合同制,形成了固定工与合同工并存的双轨制。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企改革的加速,劳动合同制迅速拓展至全体国企劳动者,引发了大规模的“下岗”,[4]在政策效果上实现了统配劳动制度的彻底终结,极大地扩张了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趋于形成。[5]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行。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劳动立法以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为肇始,至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达到一个高峰。[6]在前一、二阶段统配劳动制度逐步解体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出现某种程度的管制真空,资本支配力过强,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劳动问题。对此,《劳动合同法》确立了以“稳定”求“和谐”的目标,通过“强化管制、限制自治”的策略,增强劳动关系的稳定性。[7]此时,法律视野中的劳动者已然没有了工人、农民的身份属性,而是抽象为统一的劳动力提供者,即“以劳务获取报酬者”。[8]经由劳动法治化改造,劳动力市场的规则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工人、农民等身份符号已被抹去,劳动者形象定格为平等、理性的个体,相对于雇主处于弱势地位,相互之间则无差别。从这种认识出发,《劳动合同法》在法律技术上贯彻了平等保障的调整方法,即有关合同期限、强制缔约、解雇保护、经济补偿等规则均无差别地适用于全体劳动者,俗称“一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迎来了统一的法律规范。

  然而,时至《劳动合同法》颁行十周年之际,有关该法修改的动议渐成讨论的热点,其中一个重要争点是其所秉持的“一刀切”平等保护模式。一种意见认为劳动立法应当放弃平等保护的立场,进行差异化调整。著名法学家梁慧星研究员就此指出,我国存在着复杂多样、千差万别的企业形式和经营形式,因此规范劳动关系的立法不能采用一个标准和模式,不考虑企业差别,搞一刀切。[9]在劳动法学界,这种判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例如董保华教授认为《劳动合同法》存在“法律保护一刀切与分层分类适用的失衡”,“劳动法律统一适用于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用人单位不分类,对劳动者不分层,法律适用缺乏针对性。”[10]谢增毅研究员指出,我国劳动法调整模式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已难以适应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和灵活的发展趋势,因此应当从以全体劳动者为对象的综合立法模式向专门立法模式转变,针对特定类型主体和事项进行专门立法。[11]

  另一种意见从劳动法平等保护的定位出发,不进行调整主体的类型化和差异化分析,主张对具体制度进行修订,拓展劳资双方的自治空间,增强劳动法规制的弹性。例如,林嘉教授指出有必要调整劳动法的管制力度,在保障劳动关系安全性的同时,开放更多的自治空间以增强弹性。[12]沈同仙教授认为,劳动合同中的强制缔约和解雇保护两项制度对于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影响最大,为此应在缔约和解雇两方面扩大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空间。[13]

  综上,现有争论的一个基本点可以概括为“法律要不要平等地保护劳动?”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包括:如何评价现有的劳动法平等保护模式?能否进行分类调整的制度设计?如果进行分类调整,是否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14]此类疑问关涉平等原则适用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不能囿于劳动法,而应当回归宪法,探寻宪法文本中“劳动—平等”的相互关系。同时,宪法文本不是孤立和静止的,是存在于历史脉络所设定的宪法语境中。那么,须考察我国特定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劳动—平等”关系,探究劳动所包含的特殊政治伦理内涵。最后,应从宪法进入劳动法,在我国现有的劳动法倾斜保护结构下,回答劳动法如何“平等”地保护劳动。

作者简介

姓名:王天玉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