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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丰-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事实审
2018年03月13日 11:14 来源:《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作者:李立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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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宏观层面,表征我国此轮司法改革“专业化”及“民主化”两大维度的员额制与陪审制并行不悖,且互为制衡、互为依托,都服务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总体改革目标。微观层面,以司法民主化为前提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应从立法角度合理预判司法民主化与司法专业化之间存在的技术兼容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目前正在逐步落实推进的事实审、法律审分离模式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事实审;法律审;陪审制;员额制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开展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其中所彰显的重视人民群众“体感正义”的理念尤为值得肯定。任何政治制度如能有效运行,都必须具备“合法性”。我们不应将其绝对理解为客观正义或正确,它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相对主观感受或理解。[1]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顶层设计一方面强调“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另一方面没有专门谈及司法民主化,但笔者认为,作为65项司法改革举措之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在宏观层面具备为我国司法活动提供正当性的可能性,在微观层面具备与司法专业化兼容的技术可行性。本文拟结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事实审、法律审分离模式,对此论断加以说明。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为我国司法活动提供合法性根据

  司法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必然逻辑结论。公民参与司法就是民主的一种体现。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政治民主与司法民主存在对应关系。借由司法民主,可以抗制法官“独裁”导致的司法权力异化。当代社会司法民主的具体范式即司法的公民参与,从逻辑可能性上看无外乎两类方式、四种形式。“两种方式”是指公民直接参与司法与公民间接参与司法的不同模式。“四种形式”是指如“冈卡卡”法庭[2]那样由公民代表组成合议庭进行案件审理的模式,以及广为人知的参审制、陪审制,和通过代议制任命法官或裁判官的形式。

  (一)我国司法民主应以人民陪审员制度为表达机制

  司法民主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民主与司法的关系解读。马克思曾指出:“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3]但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公民间接参与的司法民主表达机制尚不适用。相比之下,以人民陪审员制度为代表的直接司法民主表达范式更具本土合法性与合理性。有观点认为,公众参与司法存在陪审制、参审制、技术陪审制以及观审制等四种范式[4],但在我国,诸如“人民观审团”、“人民监督员”等类似于观审制的公民参与司法形式无法介入具体案件的内部审理过程,只能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存在。此处不作过多讨论。

  1.人民陪审制度本身具备正当性

  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并未对陪审制度作出明文规定,但这一制度与宪法的人权保障理念相互契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一定”的宪法基础。[5]至于人民陪审制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人民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对其有明文规定,似乎争议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很有力的观点认为,司法民主不需要人民陪审来体现,将民主与公民直接参与决策等同起来的观点属于误读。在其看来,代议制民主也是民主。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任命法官,听取并有权批准法院院长的工作报告,以及诸如审判公开、当事人参与庭审、合议庭制定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精神。与此同时,司法公正、司法效率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以及如何得到解决,与是否存在、是否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必然联系。[6]此观点的实质是在坚持司法民主的基础上,通过主张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用性的阙如,论证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不必要性,但其立论的两个前提均不成立:一方面,司法权即使具备代议制赋予的合法性,依然存在极大的滥用的可能性。民众对于司法权和司法者,必然保持本能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司法民主无需也不可能具备任何实质作用。换句话说,在实然层面,公民参与司法的间接方式既不具备形式抗制司法权力滥用的机制作用,又无法彰显司法民主应当具备的象征意义,因而并不具备相对正当性。

  2.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象征意义更大

  人民陪审员制度应被理解为我国刑事司法对于民意的一种“组织性拟制”。普通民众借由该制度直接参与案件审理,对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或看法,从而在具体案件司法审理的“体制内”建构起民意直接拟制的有效途径。藉此,让人民陪审员代表社会公众影响判决结果,形式上打破“精英阶层”对司法话语权的独占,同时通过制度化管道将民意合法、有序导入司法过程,可以避免受到干扰甚至有意操纵的民意对于司法判决的无序、非法介入,防止司法的合法性受到侵蚀。[7]

  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强化人民陪审制度主要考虑的不是司法民主,而是司法监督,属于一种“人民监督对司法机关的符号化机制”的观点。[8]其虽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却并不全面。这是因为人民陪审员作为拟制民意的代表参与司法,不论能否发挥实质作用,都可以从形式上增强司法决策的民主色彩并分担法官压力。这种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民意拟制与表达机制赋予司法权形式合法性,使其可以应对民意、抵抗外部干预。[9]故有学者慨叹,非民选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期终身,可以独立于国民意志之外,由此导致“非民主凌驾于民主之上,美国宪法的民主性令人遗憾地缺失了”。[10]但民主性是否丧失与司法是否公正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目前在美国,超过90%的刑事案件通过诉辩交易解决,大部分刑事判决是在没有审判团的情况下由法官所独立决定的。[11]在这个意义上,陪审制是否存在与是否适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存在陪审制,就在形式上赋予了司法合法性基础;至于其是否适用、在多大范围内适用,是在解决了司法权正当性的基础上,结合司法成本、司法效率等考量因素作出的实用主义权衡。

  (二)人民陪审制度象征性司法民主机能之合理表达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发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所列各项改革内容大体上秉持了对于司法民主性的形式追求。例如,《方案》希望通过改革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实现其广泛性和代表性,希望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度,希望通过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充分发扬司法民主,提高司法公信力,同时还希望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制改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现象,探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改革,提高人民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可度,并且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退出、惩戒、履职保障制度等。

  应该说,上述改革举措中,提高人民陪审员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做法非常必要,如改变在陪审员学历条件上设置的较高门槛,从而避免人民陪审员“精英化”的趋势。应当承认,通过贯彻《方案》,特别是执行陪审员“倍增计划”,试点改革地区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有所增强;除了人数增加之外,普通群众占比有所提高。[12]除此之外,《方案》推行的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的完善措施也值得肯定。

  本文认为,不应当过分强调人民陪审员在司法民主中所发挥的实质作用。司法活动本身就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司法服务,是国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表征。[13]在革命战争时期取得十分良好司法民主效果的陪审制中,陪审员由职工会、雇农会、贫困团及其他群众团体选举产生。他们虽然有权参加评议并陈述意见,但无权决定案件的最后处理。[14]我国司法实践的真实情况是,各法院提交的陪审员参审案件数据大多是为了应付检査而被“统计”的,因为陪审员选用程序复杂,且基层法院大量适用简易程序,因而仅有3%-5%一审案件适用陪审。[15]也就是说,虽然某省2013年一审普通程序案件陪审率高达95.9%,比2008 年上升65.88个百分点,[16]但这里的统计口径为普通程序,一审案件中有多少适用简易程序显然未知。即使在有人民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中,绝大多数陪审员也只扮演了消极听审的角色。不难看出,长期以来,我国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的质与量方面都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强调人民陪审员实质参与司法的观点显然无法与现实相契合,显得有些无的放矢。

作者简介

姓名:李立丰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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