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今日推荐
王浩:论我国法治评估的多元化
2018年02月09日 08:59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作者:王 浩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我国的法治评估实践俨然形成了一场“法治评估运动”,但是在整体上仍然存在着“单一性局限”,具体表现为:指标内容上的表征主义、功能定位上的考核主义、评估方法上的量化主义、程序设置上的事后主义、立场选择上的旁观主义。法治评估的单一性局限既会损害法治评估的价值,也会戕害法治的发展。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性特征要求法治评估的多元化,社会的理性化也为法治评估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法治评估多元化的关键在于超越法治指数和法治绩效评估的法治评估模式,从建构主义法治评估转向现实主义法治评估。现实主义的法治评估是问题导向的、使用导向的和情境回应型的法治评估,既重视评估结果的使用,也重视评估过程的价值。

  While it seems that the rule of law assessment practice in China has formed a "rule of law assessment movement",there is a singleness-limitation about the movement on the whole,which includes the representationalism in assessment index,the examination-focus of function orientation,the quantification-domination of assessment methods,the ex post perspective in procedural settings,and the onlookerconsciousness on standpoint selection.The singleness-limi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ssessment movement will not only undermine the value of the rule of law assessment,but also ha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The development feature of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ule of law require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ssessment.Meanwhile,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also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ssessment.The key to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ssessment lies in transcending the existing model of rule of law assessment 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rule of law index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ule of law.That is to say,the rule of law assessment movement should advance from constructivism rule of law assessment to realistic rule of law assessment.Realistic ruleoflaw assessment is problemoriented,utilizationoriented and situationally responsive,which emphasizes both the usability of assessment results and the value of assessment process.

  关 键 词:

  法治评估/法治指数/多元化/建构主义/现实主义/Rule of Law Assessment/Rule of Law Index/Diversification/Constructivism/Realism

  标题注释: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司法公信力的法理要素与指标体系研究”(14ZDC013)的阶段性成果。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对法治评估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就法治评估的背景①源流、②思想基础、③功能预期、④类型划分、⑤方法机制、⑥评估主体、⑦指标设计⑧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探索。在法治评估实践方面,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抓手”,各地政府也在法治评估中积极出场,⑨上演了一场“法治GDP”竞赛。⑩同时,一些智库型科研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法治指数、(11)司法文明指数、(12)法治政府评估、(13)司法公信力指数(14)等量化测评的成果。可以说,国内的法治评估实践俨然形成了一场“法治评估运动”,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量化”逻辑阶段。(15)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官方文件对“法治评估”的认可与背书(16)以及相关各方的积极推动,法治评估将继续成为法治理论研究以及法治建设实践的重要内容。然而,虽然法治评估运动看起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貌,并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法治评估实践仍然未能有效克服其所面临的诸多困境,(17)从而遭到诸多批评。(18)

  总的来说,无论是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学交叉学科的发展,(19)还是作为一种新型的以法治建设“抓手”形式出现的法治实践方式,法治评估的研究与实践都仍处于不断型塑自身的探索和演进过程之中。因此,通过对已有的法治评估运动进行理论总结、批判和升华,推动法治评估研究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拓展和完善,就成为法学研究者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和职责。本文认为,为了推动法治评估的健康、长久发展,增强法治评估推进法治建设发展的功效,法治评估实践应该步入多元化的轨道。法治评估的多元化,是由我国当下法治建设的特征及需求决定的,而社会的理性化也为法治评估的多元化提供了基本的土壤。认识到法治评估多元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有助于形成对法治评估更为丰富的认知,能够拓展法治评估实践的视角和思路,进而丰富法治评估实践的方法和机制,从而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

  为了更为系统地呈现法治评估多元化的逻辑与内涵,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如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并批判国内现有法治评估实践在整体上存在的“单一性局限”;第二部分通过梳理和分析我国当下法治建设的特征来论述法治评估多元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对法治评估的概念内涵进行新的阐述。

  一、国内已有法治评估实践批判

  通过对已有的法治评估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在国内法治评估实践纷繁杂多的样貌下,其实暗含着一种未经反思的“单一性局限”,这种“单一性局限”体现在现有法治评估实践的指标内容、功能定位、研究方法、程序设置、立场选择等多个方面。因此,这也是现有法治评估实践存在的整体性局限。

  (一)指标内容的表征主义

  所谓表征,就是用一定的符号表示信息的活动过程和方式,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它包含两层基本的操作:“第一,把研究的物质或结构等研究对象以数据或图像加以说明;第二,把这些数据或图像组织成为科学文本,传递给科学共同体。”(20)而所谓表征主义,是指科学研究中表征的异化,研究人员忽视科学实践的主体性和根本性,将对表征的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基础内容。“以表征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看待科学时,只注意到了科学的陈述与表征,而没有注意到科学更是一种活动和成果的交织的场域。”(21)

  在法治评估实践中,表征主义是指法治评估只关注对法治建设之表征的测量,而不是从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没有或者无力评价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样态和效果。国内法治评估的表征主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治评估更关注正式的制度建设,基本停留于对法治基础设施的测量或者对党政机关以及部分事业单位的工作任务考核;(22)第二,由对正式制度的关注自然延伸,法治评估的指标基本上是对官方文件内容的照搬或演绎;(23)第三,制度主义和文本主义的累加,评估内容基本上都是测量法治建设的投入而少有评估法治建设的实际效果,(24)或者以社会公众满意度作为对效果的验证,而没有对法治建设所面临问题的因果关系进行挖掘;第四,试图教条主义地实现某种法治理想模型,人为设定法治实现的目标和时间表,(25)依靠体制机制的条条块块,层层分派任务。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法治还处于建设阶段,各项制度的建设、落实和完善仍是当下以及未来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从国际经验来看,各项治理指标或者法治指标的兴起和发展也确实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大影响。(26)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人物道格拉斯·诺思曾明确指出,理解经济变迁时要注意制度矩阵的适应效率和制度矩阵应对变更的灵敏程度,而且他所指称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27)提出“可行能力发展观”(28)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批判正义理论中“先验制度主义”的局限时也指出,任何试图单纯依靠制度解决正义问题的做法都没有成功,制度必须与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人的行为相结合来展示其效果,而且忽视结果就等于丢掉了一个伦理故事的一半。(29)从以上表征主义的四种具体表现可以看出,国内法治评估指标内容的表征主义反映了法治评估在基本理念方面存在的如下局限:第一,法治建设主体单一,即仍然只是将政府作为法治建设的主体,而忽视市场、社会乃至个人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30)只将正式制度纳入法治评估的视野,而忽视非正式制度的法治建构功能。(31)第二,国家主义色彩张扬,国家和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制度选择仿佛具有天然的正确性与合理性,(32)法治评估只是机械性地追随和细化相关指导文件的内容,(33)无法体现出“评价”本身所蕴含的批判和反思功能。(34)第三,计划色彩浓厚的目标完成型任务分摊,将法治建设简单化、扭曲化为对政府日常工作行为的测量,既不能有效应对非目标性因素的风险,也不能辨识、发现潜在的促进或阻碍法治建设的要素。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很可能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35)另外,很多政府工作跟领导任期内的规划相关,表征主义的法治评估内容会因为领导的更替而发生更改,法治评估因此很难保持独立性。第四,法治评估依赖体制化进路而试图去价值化,人为分割法治建设具体场域中的价值和制度。(36)但是,除了在思维层面存在二者的可能分离之外,现实实践中又怎会存在脱离了价值的制度呢?这种人为分割既没有准确评估法治建设的实效,也不能发现法治建设实践场域中不同主体互动的具体关系样态和机制;既不能把握法治建设的全貌,也不能挖掘法治建设举措和社会效果的关联性乃至因果关系。法治评估的指标内容不仅没有发挥对法治建设立体而完整的描述功能,更没有去发掘法治建设问题背后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二)功能定位的考核主义

  与上述法治评估指标内容的表征主义具有内在联系的是法治评估的功能定位问题。国内学者对法治评估的功能提出了不同的论述。例如,季卫东教授提出,建立一套法治指数的主要意义在于对不同社会体制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为改造权力结构提供更清晰的蓝图以及使法治建设的具体举措和对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37)占红沣、李蕾提出,民主、法治指数的影响在于“为公共决策、权力监督与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武器”,其有利于科学决策,有利于监督政府的绩效,有利于促成方法论的突破。(38)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认为,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抓手,其作用具体表现为“诠释、深化落实、导引、评测”四个方面。(39)钱弘道教授等也提出了法治评估的治理工具功能、民主参与和监督功能。(40)可见,学者们对法治评估的功能定位呈现出了多种形式。但是。由于上述法治评估指标内容的表征主义局限,法治评估的理想功能并不能得到有效实现。在实践中,法治评估的结果往往与对相关政府单位的考核挂钩以实现法治评估的功能,但这种法治评估功能定位的考核主义本身却存在着目标扭曲、责任不清、理念冲突等问题。

  首先,将法治评估的结果用于对政府单位的考核是对法治评估和法治建设目标的双重扭曲。法治评估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评估发现法治建设中的问题,从而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但是,以考核为目的的法治评估只是根据绩效名次进行奖惩,根本无力深入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政府单位在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更不要说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了。(41)这种所谓目标导向的绩效考核,通过投入、活动、产出等方式测量的只是政府规章制度是否被遵守,而不是描述和评价法治建设的实际效果,因此只是一种服从导向的等级驯服。(42)更为不可取的是,以考核为目的的法治评估将关注点聚焦于政府对层层分派的“法治绩效”任务的完成,并以绩效结果来试图倒逼政府之间的法治指数竞争,使法治“从一种理想和精神的境界降到了技术和工具的层面”,(43)甚至法治只是政府单独行使的技术和工具,这种法治虚无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考核是对法治建设目标的扭曲。

  其次,在评估指标内容存在表征主义局限的情况下,以法治评估的结果来考核政府的法治绩效,既夸大了政府的责任,也缩小了政府的责任。之所以说夸大了政府的责任,是因为在当下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并不只有政府这一单独的主体,而且在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场域中出现的因素也并不是都在政府的掌控和计划范围之内。因此,法治建设的成效如何甚至政府是否完成了其所谓的“法治工作绩效”,都不完全取决于政府本身。(44)之所以说缩小了政府的责任,是因为法治绩效目标的设定会导致相关政府单位只关注被考核和量化的工作,政府各部门会尽量回避未被定为目标或者会损害绩效排名的工作,从而可能导致政府工作的实质性错位。同时,由于考核指标的分割化,政府各部门只追求各自的目标,互相没有主动进行合作的激励。另外,在很大程度上,当下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改革现有政府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但考核主义的法治评估可能会进一步扼杀相关改革和创新的动力。

  再次,考核主义的法治评估其实存在着两种相互紧张的理念。一种理念认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利于政府部门开展工作,能够有助于政府部门解决在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政府部门的利益和法治建设的远景描绘是一致的。因此,应该通过法治评估来提高政府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工作能力,以便给予其足够的信任去组织领导法治建设。另一种是更为理性主义的理念,即将个人视为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基本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报以“不信任”的态度,通过法治评估指标来设定法治工作的具体目标和内容,以防止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偏离其工作目标。(45)由此可见,一方面,法治评估的存在和开展要依赖于领导干部个人的重视和推动;(46)另一方面,法治评估的存在和结果又是对领导干部的监控和改造。既然考核主义的法治评估处于需要领导信任和不信任领导之间,那么,评估的可信度和被接纳程度就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了。

  (三)评估方法的量化主义

  “当法治指数降生到了内地,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争议”,(47)而其中最具争议的就要数法治评估的量化倾向了。尽管对量化法治的“数学修辞术”、“唯科学主义”的批评不绝如缕,但是,从近些年学者们的著述来看,似乎法治评估就等于法治指数、量化法治,甚至将量化法治作为“国家治理从传统的经验式引向以科学为宗旨的现代化阶段”的手段和证据,认为“法治评估最大的特色就在于量化方法在法治领域的运用”。(48)然而,无论从国外法治评估的经验来看,还是从法治评估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法治评估并不只有量化这一种途径。(49)

  国内法治评估的兴起受到了国际法治评估运动尤其是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和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巨大影响,(50)学者们也十分坦诚地承认对国际法治评估的模仿与借鉴。(51)然而,国外法治评估并没有明确排斥定性方法,甚至有些法治评估就是采用定性方法。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援助国进行的法治评估就是采用的定性方法。根据被援助国国情的不同,美国国际开发署采用了文献回顾、采访政府官员以及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有针对性的小组会议、问卷调查等方法对被援助国的法治状况进行评估,并对进一步的法治建设项目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52)为协助西巴尔干地区加入欧盟的准备工作,欧盟相关机构对该地区的治理、法治、司法改革、反腐败和反有组织犯罪等状况进行了评估,采用的也是文献回顾、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等方法。(53)可见,对国际法治评估的借鉴只“取量化法治一瓢饮”的做法是片面的。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定性评估方法完全可以单独在法治评估中被采用。(54)但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持有一种庸俗的定性和定量方法综合观,将定量方法中设计指标的思维过程和对数据的分析过程称为定性方法,这是对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严重误解。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量化研究方法,借助于数理逻辑和统计分析,通过经验数据和证据验证事物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运用演绎逻辑解释事物的客观规律,并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由于其直观、准确、科学,因此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科学中的主流研究方法。(55)然而,法治并不是一个静态、稳定和价值无涉的事物,而是流动的实践,与人的行为和意识情感息息相关。法治是具体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明秩序。(56)定量方法可以测量法治的制度和规范内容,却无法测量法治的精神和意义层面,这也是目前国内法治评估指标内容存在表征主义的原因之一。因此,仅仅依赖定量方法并不能评估法治的全貌,也需要定性方法的帮助。定性评估方法以其人文主义取向和特殊主义原则,以归纳式研究路径探究人类实践的过程和结果,通过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特定意义和价值的理解来诠释社会世界的构成。(57)国内学者们在批判国际法治评估时,没有注意到不同国家法治发展差异性所体现的“地方性知识”理论(58)本身就是定性研究方法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量化方法对法治评估来说可能存在着对量化难题予以“规避”的风险,而定性方法却能从被量化方式视为“残余”的样本或案例里挖掘出新的理论可能。当前国内的法治理论基本上都是对西方法治理论的某种“演绎”,量化方法的“演绎”逻辑无法有效对其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定性方法通过意义阐释等方式更能挖掘被西方理论所忽视的非西方“法治”要素。

  (四)程序设置的事后主义

  从评估介入的时间来看,国内法治评估普遍存在着事后主义的程序设置,即都是指向过去,评价“过去”的法治实践。这种事后主义的法治评估在评估的全面性和信息收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首先,在已经成熟的评估理论中,存在着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三个评估阶段,不同的评估阶段对应着不同的评估目标,因此也有着不同的评估模式和评估方法。事前评估一般被称为前置评估、需求评估或者可行性评估,主要评估对某项政策或某个项目的需求或者实施某项政策或项目是否具有合理性。(59)在政策或项目的实施阶段,通过对项目进程及其效果的信息收集、系统化和评价,评估可以用来帮助修正政策或者项目。这个阶段的评估被称为形成性评估或者构成性评估,是一种“伴随研究”。在政策或者项目实施结束后,通过对项目的结果和影响进行了解和评价,阐述观察到的因果关系,这个阶段的评估一般被称为总结性评估。(60)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普遍的事后主义法治评估只是对法治实践其中一个阶段的评估,没有能够采用更为适合不同阶段的评估模式和方法。

  其次,事后主义的法治评估在信息收集方面存在以下几种风险:第一,事后主义的法治评估一般通过考核表格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均一化,只对目标性要求进行考核,并不能有效发现不同部门遇到的不同状况和问题,尤其是发现不了不能被结果所反映的过程性问题,信息收集陷入形式主义而虚置了实质内容。(61)第二,评估数据的采集依赖评估方的理论建构,并不一定与政府部门日常文书记录的信息相吻合。如果评估方要求的数据并没有事先在实际工作中被考虑并有针对性地记录与统计,那么评估方(有时候也包括被评估部门)白手起家去统计相关数据将会面临非常大的数据收集任务(很可能根本无法完成)和统计成本,(62)也可能导致用其他类似数据顶替而造成数据的不相关性,甚至由于实在无法收集到相关数据而舍弃相关评估指标,导致评估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大打折扣。第三,均一化的填表式考核也容易出现造假问题,尤其是在目前法治评估中普遍存在由各政府部门自填自报数据的情况下,数据的真实性是个不得不警惕的问题。

  (五)立场选择的旁观主义

  与上述国内法治评估的表征主义、考核主义、量化主义、事后主义等局限具有很大内在关联性的是法治评估的立场选择问题。此处所谓法治评估的立场选择问题,是指法治评估主体与法治建设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法治评估主体与法治建设主体之间是合作关系还是分离关系。从目前法治评估的实践现状来看,法治评估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评价关系:政府内部上级考核下级、第三方评估组织评估政府部门、社会公众评价政府部门。(63)但是,这三种评价关系都没有体现出法治评估主体与法治建设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分离关系,各种主体在评估中均采取了一种旁观主义立场。

  首先,在政府内部,上级考核下级的法治评估旁观主义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法治评估的开展具有被动性。在地方政府内部开展的法治评估中。无论是作为评估发起者的“上级”单位,还是作为被评估的“下级”单位,都不是主动开展法治评估的。上级单位是为了回应落实中央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要求,(64)下级单位则是作为这种回应落实手段的客体。第二,因为管理体制向上负责的特点,以及法治评估的考核主义功能设定,地方各级政府对“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治基本理念并没有主动体认的动力,对于法治的实质理念和内容的落实并不具有主动性。第三,管理主义导向下的绩效考核容易成为上级推卸责任的理由,即法治建设效果不好是因为下级绩效没有达标,从而混淆和扭曲上下级之间的责任关系。在法治评估和法治建设都特别强调领导人重视和推进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一些重要问题被有意识淡化、一些重要观点不被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被忽视或被打压的情况。(65)第四,政府内部的法治评估具有封闭性,评估的内容、过程、结果很少向外公布,这是一种基于技术理性的“行政傲慢”,即“不顾客观情况,不顾事实,不思进取,惰于创新,主观主义地对待一切”。(66)因此,在政府内部上级考核下级的评估关系中就体现出对法治建设主体责任的旁观主义立场。

  其次,在第三方评估组织评估政府部门这种评估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主动远离的倾向。为了保证评估结果的中立性和公信力,现在学界越来越强调通过第三方来评估政府的法治建设工作,甚至认为第三方评估应该成为法治评估的基本模式。(67)然而,这种对外部评估尤其是第三方法治评估的中立性和公信力的强调,其本身是基于社会宣传目的的,而非基于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中立性并不能保证评估公信力和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可用性。应该意识到的是,第三方评估的公信力不在于其中立性,而在于其在评估知识和技术方面的专业性,在于其评估结果对被评估对象所具有的现实可用性。不能提高被评估对象能力和有效性的评估并没有什么价值,一味地滥用中立性的道德资本反而还可能不断削弱评估自身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在信息和资源不对称的情况下,(68)即便第三方评估机构掌握了非常完善的专业知识和评估技术,也不能保证其比政府更能把握和判断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更能提出更为专业和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这种旁观主义的第三方评估并不能保证评估结果的公信力。

  最后,社会公众评价政府部门这种评估关系的旁观主义,体现在通过把社会公众客体化而剥夺其法治建设的主体性资格。在已有的法治评估实践中,社会公众通过社会满意度调查和主观指标的方式参与到法治评估中来。但这种评估将社会公众客体化为政府法治建设和服务的接受者,这其实隐含着政府本位主义和制度本位主义。政府本位主义的观念之下,“参与治理就是以政府为主,而对公众以及其他社会力量都是作为政府可以接纳的积极因素来加以看待的,是指公众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和社会治理过程中来。也就是说,政府在一切社会管理行动以及一切出于社会管理需要的行动中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而公众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所扮演的都是边缘的角色”。(69)在法治评估强调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服务的重要时期,却始终没能对作为法治建设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能力进行关注,这说明目前国内法治评估依然需要解放思想,拓展评估的领域和范围。

  这样,地方政府没有自我限权和保障权利的动力,社会公众被“暗夺”了法治建设的主体地位,第三方的中立和距离不能为政府和公众的有效沟通建立桥梁和平台,看似费心费力的法治评估其实是消解了法治主体责任的法治评估,法治评估的旁观主义暗含着法治建设的无主体性。

  可以看出,以上所揭示的在国内法治评估实践中存在的表征主义、考核主义、量化主义、事后主义、旁观主义的单一性局限,基本上涵盖了法治评估的理念、内容、功能、方法、机制、主体关系以及发展现状。因此可以说,这种单一性局限是目前国内法治评估的整体局限。这种单一性局限是与建构主义法治理念有内在联系的。(70)建构主义法治理念希望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力量,设计和推进法治;通过有计划的安排和部署,以公权力的速度和强力获取法治的胜利。但是,由于“全知政府”的不可能性以及法治与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这种建构主义的法治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服务于建构主义法治理念的法治评估“很可能不仅无法促进法治及其精神在中国社会的植根生长,更有可能戕害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71)

作者简介

姓名:王 浩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11.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