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堙留、传播与工业遗产治理系统的社会正义架构 ——黄石历史文化名城维度中的法律性质
2016年12月30日 18: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冯 林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冯林、武汉大学宣传部、武汉、430072)

  冯 林[①]

  摘要:本文以“媒体中的工业遗产治理系统”为基本概念,描述和阐释湖北黄石市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前后传媒对其工业遗产治理系统的建构。从传媒讯息来看,申报前各方力量塑造了“道德性认同”“习惯性认同”和“行政性认同”,三者和工业遗产保护法律嵌套同构了黄石工业遗产治理共同体。“道德性认同”试图连接精英诉求和官方诉求,体现理性、智性;“习惯性认同”调节了人们的行为规则,并通过划分边界使治理认同实体更加清晰;“行政性认同”则试图突破个人叙事,创设具有城市乡土性的社会正义。但传媒建构的黄石工遗治理体系依然存在虚无性遮蔽性。

  关键词:传媒 法哲学 工业遗产保护 治理法社会学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on the sites of ancient industries,management It discus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ites of ancient industries in Huangshi of Hubei province by mass media,  before and afte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was applied for and approved by Huangshi government. It was shaped that the "moral identity" ,"habitual identity" and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by many aspects. The THREE and the law of sites of ancient industries comprise the system of protecting Huangshi

  city,s sites of ancient industries. The “moral identity” attempts to coordinate the government,s ideal with the persons of outstanding ability and shows the rational and intellectual. "habitual identity" changes the rules of  people's behavior and confines administration to make the managing scope sure.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tries to construct a scheme which the city takes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untryside beyond individual affairs. The system of ancient sites of industries administration in Huangshi which showed by mass media is still some parts not the whole.

  Mass media: law-philosophic , the sites of ancient industries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工业遗产治理系统的传媒构建:黄石地方经验

  2012年9月,湖北黄石市获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该市随后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通过国内预审。

  此前,工业遗产保护立法、学者保遗讯息不断被传播。由精英学者20多年前开始的“先驱保遗”逐渐发酵成一个工遗治理体系雏形:黄石早就实施了工遗保护规划和工遗公园建设,且于2003年开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法律确立、城市发展等对工遗保护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昭示着法律作为人际关系调节器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权力、行政、道德、习惯等其它工具的补充或部分取代法律手段以实现社会治理目的效度。保遗系统的建构过程也是正义逐步凸现,社会治理系统的组织和交织的过程。

  本文试图考察媒对黄石工遗治理系统的建构,揭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法律实践的生成过程,以及国际法、国家法、地方法规、行政命令、权力行使的组织方式与互构模式,即“在适用法律规范、使其具体化、个别化这样一个由大而小的过程中,其最后阶段便是实施和执行法院或行政机关所发布的强制性法令”(汉斯·凯尔森1881-1973)。

  本文的问题意识源于黄石工遗治理系统的生长。笔者从法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综合的视角出发,并辅助以深度访谈、文本研究等方法。通过回顾近些年来的传媒讯息,展现黄石申遗、申名城的情景图式,[②]剖析黄石保遗各子系统的同在形态,和其与其他工遗的共在方式。

  工遗治理系统的建构旨在保护“能够体现人类制造物体方式根本性转变的证据。” (《下塔吉尔宪章》,2003)没有法律难有工遗治理,仅有法律也难成公众认知。工遗治理系统的基本组分还有权力、行政、道德与习惯。个人参与治理的行为模式遵从符号符号互动规律。

  工遗保护是人类新规范的共同指向。在没有法律的地方和时代,正义为理性开道。正义意味着忠实地适用实在秩序以保护其存在。 “一条法律规范如果得到另一条更高层次的法律规范的认可就是有效的”。法律能够保护任何政治、经济或社会体制。[③]

  信息化城市化语境下,“工业遗产见证体现深远意义的转变,研究和保存这种证据的重要性必须被法律和其他社会强制力量所认可、实践” (《下塔吉尔宪章》)。工遗治理的主要规则包括国际法国家法和地方法规。“合法保护工业遗产的行为,应该从整体上看作是文化遗产的完整组成部分。”其次要规则包括行政手段、道德、习惯、权力意志等。

  道德性认同的创建:从“悲情工业遗产”到“温情工业遗产”

  《下塔吉尔宪章》《无锡建议》公布后,工业遗产保护理念逐渐进入各工遗所在城市的自我认知和自尊。两个公约均由建筑规划专家起草,源于知性理性,具有自然法色彩。以追逐新生事物而繁荣的媒体随即开始通过工遗叙事凸现理性与正义,从悲情到温情的叙述转变中,建构起工遗治理的“道德性认同”。

  (一)悲情工业遗产:召唤理性

  工遗堙留新闻报道的是顺序:(1)违反文化目标——传播危机讯息,即是什么。(2)揭示堙留成因——即为什么。(3)评估性报道,确定哪种行为有效。

  从2008年始,湖北媒体开始陆续传播工遗堙留悲情,且传播情感偏离客观成因,即“能源使用以及贸易和商业活动中的创新引致重大变化”。报纸致力于 “义士十载保遗而武汉工业遗产几乎损失殆尽”,“一位学者的黄石发现与构想,契合了人们的情感依归与城市的血脉传承” 等的故事追逐。而当党报参与其中时,工遗悲情就更加意义深远。所有的故事都经由黄石工遗治理“面引子”的理性实践[④],追寻事件的发端、叙述堙留惨状,传播的实际上是专家意见,这样的报道带有塑造公众认知和态度的预期。

  媒体围绕堙留背景下的“精英良知”等进行人性化表达,一边是堙灭无情,一边是人性能动:公民有义务有能力奉行社会承认的正义与公平的一般原则。虽然对于多数鄂人而言,黄石工遗堙留并未对其造成直接伤害,但传媒在不断发送工遗存留可能创设的各种公共福利。公众被告知,“那些为工业活动而建造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其生产的过程与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所在的城镇和景观,连同其他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表现,都具有基本的重大价值”。在这种不断接受的参与中,湖北尤其是黄石公民逐渐对工遗保护、对福利获得有了新认知。黄遗独特的价值逐渐进入该城自尊,增加了该城市共同体的内聚力,激发了他们对遗产安在的期盼和对其命运的关切。传播讯息这种“世俗文化确信通过人的理性自为,能够建构比较完满的规范和制度秩序,以妥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赵明,2006)

  媒体逐渐将黄石工遗“共在”的讯息嵌套成为一个物理、意识复合的系统。尤其是这种悲情传播使用认同感称述,凸现人性中个人主义和共有成分的互补性、人的价值与尊严。“矿冶之城黄石”成为认同感称述的关键词。[⑤]如东楚网《一个城市的记忆与恢复》称:“‘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仅仅是拿回一个牌子,而是让这里的居民更幸福,让这里的历史文明与现代幸福交相辉映。’”《湖北日报》称:“厂门口,5位奶奶扒着铁门朝里张望,‘我们是退休员工,就过来看看,没拆就好。’”。荆楚网称:“相当多的黄石人与华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华新的血脉,在这个城市流动”。这样的称述关切的是公众情感的权重与黄石治遗实践的共在,工遗堙留创设的悲惜被转换成黄石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即“工业气质”。它与正义相关。“与努力促进他人完善相结合的自我完善的这种道德义务,就是正义和自然法的基础。自然要求人完善自身及其状况” (沃尔夫)。一个黄石工业遗产治理系统正在形成,但更多的是个“情景图式”。[⑥]

  (二)温情工业遗产:表达正义

  在堙留的悲情故事面前,黄石人逐渐产生了对与己“共在”的工遗的敬畏与乡愁,使黄石治遗共同体内在的关联性进一步凸现,各层次的治遗行动、地方法规逐渐生长。随着申遗申名城欲求的产生并获得各方力量认同,媒体开始追踪申请动向,即向工遗治理法律共同体迈进的步伐,主基调都逐渐由“悲情堙留工业遗产”向“温情呵护工业遗产”转移。

  黄石的党报主要传播政府及其领袖的“正义”, 并“最终化为社会团结战胜灾难的赞歌” (张昱辰,2014)。

  专家嵌套市民的讯息在媒体上进一步凸显,如《黄石日报》的《百年华新,难以抹去的城市记忆》等。人性中共同部分被格外渲染,因为“个人完全凭靠自己的努力是无力实现他所珍视的那些价值的”(博登海默,1987)。由“同在”走向“共在”,黄石意识隐约显现。同时党报(为政治意识引导下的城市成就框架)更注意强调正义与安全、正义与理性的关系,都市报(为媒体独立意识引导下的冲突框架)更注意渲染正义与自由、正义与共同福利的关系,法制报(为精英意识引导下的法治框架)更加注意从法理上批判保遗不力(何志武等,2014)。工遗保护法保障的共同福利“激励着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忠诚的人们去彼此聆听、去发现他们共同的东西、并一同去克服那种使他们分离的力量。”(哈洛德W·伯尔曼)代表秩序与代表民生的媒体的激情叙述都令大众满意,因而逐渐被接受并内化为市民价值观,这种“进步社会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亨利·梅因1822-1888),黄石人开始向往对工遗治理系统的皈依,因为该系统“既满足个人的合理需求,又促进了产生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 (博登海默,1987),是正义目标。这一阶段,工遗治理的参与者逐渐获得了认同,将彼此视为一个终将成为的共同体“名城”“世遗”的成员。黄石工业遗产治理系统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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