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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国犯罪学研究若干问题述评
2016年06月27日 09:17 来源:《犯罪与改造研究》(京) 作者:张 婧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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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张婧,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犯罪预防与对策研究室。

  原文出处:

  《犯罪与改造研究》(京)2016年第20161期第2-11页

  近两年的中国犯罪学研究立足于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探索,在腐败犯罪、暴恐犯罪、网络犯罪、青少年犯罪与保护等领域形成了丰硕的成果,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与预防的基础理论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犯罪学的研究视域

  近两年的犯罪学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发展脉络,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犯罪现状、犯罪原因、犯罪对策与预防、刑事政策、域外犯罪学研究与应用等五大方面。

  (一)犯罪现状及特征

  本年度,学者们注重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多角度阐释当前犯罪的趋势和特点。

  敦宁从宏观层面对我国进入转型期以来的犯罪现象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如下特征:在犯罪态势方面,犯罪持续高发,犯罪总量呈不断上涨趋势;在犯罪类型方面,以侵犯财产类犯罪为主体,同时新型犯罪不断增加;在犯罪主体方面,流动人口犯罪剧增,青少年犯罪居高波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不断趋于严重,已受过刑事制裁人的重新犯罪率也在不断上升。①

  张学超以城镇化为背景,探讨我国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犯罪问题。研究指出,农村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犯罪数量稳中有升;犯罪类型日趋多样和复杂;侵财型犯罪持续保持高位;青少年犯罪出现新的变化;基层组织职务犯罪凸显;涉众型经济犯罪增多;犯罪手段呈现隐蔽性及科技性等。今后,在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进程中,犯罪数量仍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增无减,犯罪类型会出现新的增长并呈现出新特点,犯罪手段也会不断翻新。②

  (二)犯罪原因

  学术界一般认为,犯罪生物学理论、犯罪心理学理论、犯罪社会学理论是犯罪原因学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流派。郑江涛对该理论观点提出异议,指出这种流派的划分知识着眼于不同理论的外部特点,并没有针对各种学术流派内在的理论建构模式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应当将当前一般犯罪的原因研究划分为多因素理论范式和系统理论范式。对于我国犯罪原因研究,应当既重视多因素研究范式的实用价值,也要充分发挥系统结构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科学建构起犯罪原因理论体系。③

  韩德明运用风险社会理论来阐释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对人类安全造成的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的原因。其认为,风险社会秩序中风险与财富生产相伴而行,财富生产逻辑的普遍化和极限化、社会控制机制相对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局限性,“脱域”机制对行为方式和后果的影响力,现代制度的日益自我还原、技术发展的规则缺失等,对风险社会中犯罪的发生、演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风险社会阶段,犯罪演化将呈现出实害型向危险型转型、犯罪危险性日益加剧、犯罪隐蔽化和匿名化、风险行为的欠规制状态以及犯罪全球化等主要态势和趋向。④

  刘启刚通过采取实证研究方法,对当前犯罪嫌疑人犯罪归因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有接近七成的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归因是外部归因;有略超二成的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归因是内部归因;还有略超一成的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的归因是其他归因。研究指出,对于那些做出外部归因的犯罪嫌疑人,应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帮助犯罪嫌疑人正确认识自己犯罪的根本原因,防止他们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对于那些做出内部归因的犯罪嫌疑人,应注重通过引导他们关注自身文化程度方面的缺陷、引导他们多关心外部事务,从而有效地减缓他们的“习得无助感”,提高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动机。上述研究结论为针对性的罪犯改造提供了参考的视角。⑤

  (三)犯罪治理与预防

  1.犯罪治理

  冯卫国认为,在日益开放的当代社会中,面临社会矛盾激化和犯罪增长的困扰,传统的主要依靠国家主导的犯罪治理模式存在着效能不高,效果不佳的问题。为了走出我国犯罪治理的困境,犯罪治理应从一元化模式走向多元化模式。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通过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提升社会自身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国家与社会共治。⑥张凌、张枝涛认为,犯罪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与发展必须与社会的需要相适应。建立多元的犯罪治理体系,将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吸收为治理主体,可以满足部分社会群体的特殊安全需要,达到犯罪治理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政府职能市场化,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⑦而对于如何推动社会自治力量参与犯罪治理,冯卫国建议可以借鉴和在我国发展以下制度:社区警务;人民调解;举报与作证;独立人士巡狱;人民陪审;社区矫正;出狱人保护。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应当采取何种手段治理社会,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该扩大犯罪圈,用刑法替代劳教制度实现社会治理。⑧梅传强对此作出了批判。作者认为用刑法替代劳教制度的泛刑法化社会治理策略缺乏合理性。首先,用刑法替代劳教制度治理社会违背刑法的不得已原则;其次,刑法替代劳教制度治理社会缺乏正当价值基础;再次,用刑法替代劳教制度治理社会造成成本与收益失衡。因此,建议后劳教时代,不应急于出台对策,更不能未经科学论证与评估就以某种行政或刑事制度替代,而应慎重考察社会状况,深入分析社会矛盾与犯罪的相关性,树立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合理选择社会治理手段,从整个社会治理的宏观视角,选择多元化治理路径和工具,避免废除一种不合理制度后又建立新的不合理制度。⑨

  2.犯罪预防

  关于犯罪预防的一般理论,有学者提出预防犯罪具有间接性、根本性、前瞻性、普遍性、长效性、综合性的特点。基于上述特点,朱沅沅主张应当确立预防在治理犯罪中的主导地位,并从两个方面实现其转变:犯罪预防手段上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犯罪预防主体上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⑩刘涛尝试以情境预防理论为基础,借鉴理性犯罪人与机会控制的思考路径对表现型犯罪进行预防,并指出,情境犯罪预防注重具体的犯罪事件生成模式,运用具体的犯罪预防策略,解决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犯罪问题。情境预防虽然在理论上对于犯罪重置现象还不能完全进行很好的回应,但是其基于具体情境的策略为分析具体环境之中的犯罪行为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也为犯罪预防的实施划定了有限的但必要的范围,必将在将来通过更多的成功案例为其理论提供更好的支撑。(11)

  关于犯罪预防的具体实践,崔会如的研究指出当前我国犯罪社区预防存在如下问题:社区发展参差不齐、内部状况复杂多样、传统社区社会资本遭到侵蚀和破坏、新的社区社会资本整合机制尚未成熟。继而提出如下改进方案:做好社区建设规划,弥合城市社区的分化现象;调整农村社区布局,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重视对城市“新移民”的服务;加强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12)朱沅沅关注我国预防犯罪工作体系的建立,提出应将预防主体和功能相结合,构建国家和社会、防护和自卫的双层网络体系。实现国家防护网对社会自律网的监督与引导,社会自律网对国家防护网的配合与渗透。(13)

  值得注意的是,单勇运用犯罪热点制图及空间对比对城市犯罪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制图探测及对比不同区域、不同犯罪、不同犯罪之间的犯罪热点,提出了若干具有启示性的研究结论:在城市中心区开展防卫空间设计;在犯罪热点附近设置用于安全治理的缓冲区;在犯罪高发路段上调整警务强度;在城中村等犯罪高发社区设计邻里守望的预防机制;有针对性地调整犯罪防控布局,优化社区警务室、治安岗亭、智能卡口、视频监控、社区联防及警务巡逻的空间布局,设计应对群体性犯罪的最优处置路径。(14)

  (四)刑事政策

  赵秉志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对当前中国死刑立法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等9种犯罪的死刑,并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由“故意犯罪”提高至“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这将是中国死刑立法改革的又一重大进步。中国当前的死刑立法改革应以非暴力犯罪为重点,成批量废止死刑罪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严格致命性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进一步提高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明确死缓的地位和适用条件;将联合国公约要求的“最严重的罪行”标准和中国死刑政策立法化,完善死刑适用标准;改进老年人免死制度,创建哺育期母亲、精神障碍人、聋哑人等其他特殊主体免死制度。(15)

  (五)国外犯罪学研究与应用

  枪支问题是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一个公共议题。高英东认为,美国社会各界关于枪支管制问题的争论广泛涉及文化传统、宪法权利、党派之争、利益集团政治与经济利益等多种因素,使枪支管制问题异常复杂、矛盾重重。因此,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曲折和漫长的过程。(16)

  李江就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美国政府做出的社会反恐治理进行分析,展示了美国政府对反恐事业的执行力度与方法:一是美国政府及美国社会、民众对法律及其体系的设计、重视与遵守,使美国政府在反恐治理行动中拥有相对完善、科学、严谨及系统化法律法规作保障,形成了以法律法规为核心、规章制度与操作流程严明的反恐治理社会范式与危机管理流程,维持了以法律为主导精神的社会氛围;二是美国政府借助其工业社会相对成熟的治理模式,管理体系以及相关设施、组织、人员、装备的配置,通过相对科学、合法且相对完善的危机管理应对机制、体系,较高效地处置波士顿爆炸事件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并将其转化为体现国家及其力量的展示性行动,获得了民众、媒体及其他部分国家的认同与支持;三是美国政府对反恐治理缺乏对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及其人员心理、动机的深层次理解,导致自身的反恐战争逐步演变为全球反恐体系国家战略中维护自身国家霸权的掩盖,并因反恐战争中对平民的误伤,带来更多恐怖组织借机扩散的仇恨、矛盾与根本性排斥感。(17)

  杨旭对意大利少年暂缓判决制度及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介,研究指出暂缓判决体现了非监禁刑和非刑罚化的特点,是意大利宽宥与温和少年司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国际少年司法的趋势。我国应对此进行借鉴和探索,建立与完善暂缓判决制度需要设置预审阶段和预审法官,将司法社会工作者作为缓刑官在暂缓判决考察期内为少年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放宽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建立监督法官对暂缓判决程序进行监督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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