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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的诊断与修正(上)
2014年08月07日 09:33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4-08-07 作者:王均平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侦查行为;时间压力;刑事错案;认知偏差;刑事证据

作者简介:

  【中文摘要】侦查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及其诊断与修正既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侦查理论和应用问题,也是整个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都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重要的刑事证据调查理论与技术问题。但长期以来,学界和实务界均未对此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更缺乏从侦查行为科学视角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基于这一情形,本文以侦查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之特性、样态描述为逻辑起点,剖析了侦查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的刚性制度压力、主观时间压力、客观时间压力以及侦查机会成本和信息成本的交互作用等压力源,论证了创新侦查认知扩容模式、侦查时间结构模式和侦查时间管理训练模式等修正该偏差的有效方法。

  【中文关键字】侦查行为;时间压力;刑事错案;认知偏差;刑事证据

  【全文】

  时间压力偏差既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认知现象,①也是侦查人员在个案侦查过程中最常见又是最容易被其忽视的侦查认知现象。与其他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不同,侦查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通常表现为既不易为侦查人员觉察,也难以从理论上加以描述的“隐性偏差”,这使得该类偏差既能通过与其他认知偏差的交互作用影响个案侦查行为,亦可独自对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产生干扰。由此而论,若不能准确界定其基本属性、不能明晰描述其基本样态,不能科学分析其基本来源,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据,探索行之有效的偏差修正方法,就不可能降低刑事错案的发生率,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效度的犯罪侦查。然而,不仅我国侦查学界长期以来对于该问题未进行全面、深入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侦查实务部门同样未对侦查人员在个案侦查过程中的认知及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及其对整个侦查活动造成的影响和干扰开展应用研究。为了解决这个基本且重要的侦查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侦查行为科学视角和跨学科论域讨论了侦查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的基本性质、侦查人员在个案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及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的典型样态及其基本来源和修正策略与方法。

  一、侦查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概念界定及性质描述

  (一)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是一种典型的认知错误

  侦查时间,是指法定侦查部门及其侦查人员依法立案侦查到侦查终结过程的连续不断的计量形式,通常以侦查活动所消耗的日、周、月、年计量或描述。它一般表现为法律和办案条件对侦查活动的时间限制,并因此成为影响侦查人员个案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从认知加工理论角度来看[1],侦查时间不同,侦查人员对案件信息事实挖掘、处理的完备度和精细度不同,其给予个案犯罪行为特质每个质素的认知机会和处理资源也不同,即是说,个案侦查时间限制极大地影响着侦查人员挖掘、处理案件信息事实的完备化、精细化程度。从决策理论来看[2],任何个案的侦查活动都是消耗有限侦查时间的过程,由此而论,侦查时间是侦查人员能否做出满意决策的重要资源和情境因素。如果能够拥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侦查人员就可以挖掘个案的全部案件信息事实并最大限度地采用优化的决策策略来构建个案犯罪行为认知模型;如果侦查时限少于个案侦查的实际需要和侦查人员所知觉的时间,就会引发侦查时间压力并导致侦查人员相应的情绪情感体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的过程、质量和结果。

  侦查压力,②是指由个案之侦查与犯罪关系因素形成的外部强制力引发的侦查人员的内心冲突和与之相应的生理、心理、行为上的体验及反应过程。它是由个案之侦查与犯罪关系要素组合而成的压力源③和侦查人员心理压力反应共同构成的一种侦查认知和行为体验过程。一般情形下,侦查压力会通过生理④、心理⑤和认知评价⑥三个因素对个案侦查人员产生“S—O—R”作用。

  迄今为止,尽管整个心理学研究领域对时间压力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但却出现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时间压力定义,诸如“决策者感觉完成任务的期限越来越紧迫而形成的焦虑程度”[3];“对决策者做出判断和决策所需资源的一种限制条件”等[2]73-82。这些“时间压力”定义者多认为时间压力是决策过程的最常见情境因素,也是影响信息加工的重要变量;形成时间压力的条件是可用的时间少于行为者正常完成既定任务的时间。

  立足于侦查认知与行为的特性,综合分析已有的时间压力概念,笔者认为,侦查时间压力是指法定侦查人员在依法立案侦查到侦查终结过程中,由于侦查时限引发的内心冲突和与之相应的生理、心理、行为上的体验及反应过程。⑦其中的侦查时限是指法律和侦查部门为侦查人员完成个案侦查任务规定的期限,即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在所给定的最终期限之前完成既定的个案侦查任务。一方面,侦查时限可以长于侦查人员在正常情况下完成其承担个案侦查任务的时间,也可以等于或短于这个时间。另一方面,无论侦查人员是否认同该侦查时限,或者能否在该时限内完成其承担的侦查任务,其侦查认知与行为过程都必然存在该时限并会受到它的影响。其中的时间压力则必须是侦查人员对其可利用侦查时限的察觉或由该时限引发的侦查压力——必须在侦查时限内完成侦查任务而产生的“运用有限的时间完成困难的任务”的内、外部需求不平衡所导致的侦查人员的心理状态或情绪体验——即其关于“最终期限——既定任务”关系的主观反应。

  (二)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与侦查焦虑伴生伴长⑧

  从哲学层面看,焦虑是一种无名的恐惧,是一种强烈的苦恼,是认知及行为者对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莫名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特定事件或特定对象感到不安[4]。焦虑产生的一般机理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有选择就会滋生责任焦虑。当人的自由选择指向未来且其作出选择时无法预料将会遭遇的潜在风险,焦虑就会油然而生。同时,人一旦形成了自我意识就会有独立的倾向和选择自己生活的意愿,焦虑也会随之出现[5]。因此,焦虑是个人面临自由选择时必然存在的现象[6]。人越是面临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其焦虑体验通常也会越多。其二,有受挫就会滋生协调焦虑。焦虑是人的心理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受挫的结果,个体在其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可能面临并必须加以协调的周期性基本问题和冲突,⑨如果个体在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冲突的化解方面遭遇挫折就会体验到焦虑[7]。其三,有冲突就会滋生张力焦虑。焦虑以主体自我意识的出现为前提,当主体根据自我意识对其心理冲突或内、外环境要求之间的矛盾进行省查和判断时产生了担忧、不安、畏惧等复杂情绪,或者主体因个人基本存在感所依赖的价值观受威胁而引发恐惧[8],或者主体因在人际关系互动中遭到他人的不赞成而产生紧张状态[9]时都会产生相应的焦虑。其四,有时限就会滋生压力焦虑。时间压力通常是决策者作出判断和决策所需时间资源的一种限制条件[10]。个体在由时限导致的时间压力下作决策时,对其指涉对象及其维度的思考深度通常比普通条件下受到的限制更大,换言之,时间作为环境压力的重要因素大大增加了个体的心理压力,并可能导致其滋生由于感觉到时限越来越紧迫却难以完成任务的焦虑。⑩

  从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工作方针看,(11)除“依靠群众”具有独立的内涵外,“抓住战机”、“积极侦查”和“及时破案”基本上都与“时间”具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体现的是一种行为态度的积极性和行为节奏的迅速性[11]。如果用时间压力特别是时间压力与侦查认知及行为关系的话语描述,可以认为该方针对侦查认知与行为的时间作了方法论层面的限制,换言之,时间限制是我国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因素。而且,除该侦查方针外,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规章也对侦查时限作了相应的规定,这样的时间限制必然为每个侦查人员都明晰感知。同时,由于个案侦查过程客观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侦查人员对特定犯罪行为侦查认知的难度,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过程和结果必然会伴生一个不可避免之产物——“侦查时间压力——侦查焦虑”。(12)

  事实上,在具体的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必然会面临两个最基本的“侦查时间压力——侦查焦虑”情境:其一,不仅个案犯罪行为信息是有限的,而且在严格侦查时限条件下,侦查人员有能力挖掘、处理的案件信息事实也是有限的,这样的限制排除了侦查人员无限挖掘、处理案件全部信息事实的任何可能,导致了侦查认知与一般认知的极大区别——侦查人员只能致力于挖掘、处理那些有助于迅速揭露犯罪行为的重要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作出侦查决策。其二,时间压力的产生不单单来自明确的最后期限,它也常常与延迟选择(13)的潜在机会成本密切相关,但侦查人员却不可能像一般人面临选择压力时可以采取延迟选择策略以回避即时性冲突那样,在遭遇侦查决策困难时选择延迟认知及行为,他们只能按照“侦查时间限制——侦查时间压力——侦查焦虑——不能回避(延迟选择)——侦查时间压力……”的认知及行为路径开展侦查活动,而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采取“时间限制——时间压力——焦虑——回避(延迟选择)——时间压力缓解——焦虑缓解”的认知与行为进路。

  (三)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的实际作用具有双重性

  侦查时间压力对侦查认知具有双向量价值。时间压力与决策质量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决策像其他认知功能一样,在较短的时间内加工大量的信息会引起信息加工负荷过载,有限的资源会导致较差的决策质量[12];同时,时间压力增加了次优认知过程和简单策略的使用,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认知错误和偏差[13]。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时间压力会提高决策质量,如在时间压力下,由框架效应(14)导致的认知偏差会减弱。(15)与之相仿,侦查时间压力对于侦查认知及行为同样具有双向量价值。

  侦查时间压力具有可用之利。马克思认为,任何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也是最容易被浪费的资源,因此无论做任何事情,进行一定的时间限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14]。由此而论,时间压力通过影响决策者对策略的选择和使用而左右决策质量的情形并非在任何场景中都是降低决策质量的因素。这样的假设同样适用于侦查语境:个案侦查领域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公理性知识——犯罪现场是一个动态的场所,并不像“静止的瞬间”那样,保持不变或者具有静态性,而是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犯罪行为、犯罪现场的记录和检验之间的时间间隔越大,犯罪现场发生变动的可能性越大[15]。因此,对个案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给予合理的时限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及时挖掘、处理案件信息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固定实际的犯罪行为原型,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侦查人员所构建犯罪行为认知模型的真实性、精确性及其与实际的犯罪行为原型间的合模性、可靠性。同时,对个案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给予合理的时限,还可以富有实效地促使侦查人员紧张而有度地管理侦查时间,提高侦查效率,确保揭露犯罪行为的及时性,保证刑罚的威慑力既能够加诸于个案之特定的犯罪人,也可以覆盖于一般的社会行为者。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并非要求不断地宽松侦查时限,而是要科学地应用和发展“时间管理四象限法”(16)理论,把个案侦查中的各项具体侦查工作按照既紧急又重要(第一象限)、重要但不紧急(第二象限)、紧急但不重要(第三象限)、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第四象限)的基本标准进行分类处理,(17)力争在有限的侦查时间里产出“无限”的侦查效用。

  侦查时间压力具有应避之害。实验研究证明,(18)不科学的时间限制导生的时间压力体验对人的认知及行为选择的消极影响通常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可能加大决策者的心理压力,干扰其认知及行为选择。压力越大,个体作决策时越无法考虑所有的可行性选项,且其判断的准确性在时间压力下也会有所降低。二是在高时间压力情形下,决策者倾向于给消极信息以更多的注意认知资源,并且在综合考虑后会过滤掉一些信息或删除一些特定的信息,即对决策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处理[16]。三是使认知者不再依赖以往的知识结构进行决策,而是依靠当前的具体信息进行判断与决定。这种非有效信息的运用可能降低其信息加工能力并导致其决策质量下降[17]。这种情形在侦查实践中可说是屡见不鲜——当侦查人员面临过大的侦查时间压力时,通常都会出现相应的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其一,它会使侦查人员减少对案件信息事实的搜寻,更多地采用简单选择策略取舍案件信息事实,偏废证伪路径,产生犯罪行为信息挖掘与论证缺失,导致侦查认知及行为质量下降。其二,侦查时间压力往往会使侦查人员产生尽快完成任务的焦躁情绪,甚或因此而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快速获取“证据”,导致较大的侦查失误、刑事错案或违法执法甚至沦为犯罪人。其三,侦查人员在侦查时间压力下不仅需要重视侦查任务的完成,将自己的一部分资源用于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而且必须注意侦查时间的流逝,将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分配到监控侦查时间消耗上,并因此产生“倒计时”效应,强化侦查时间压力的消极作用,造成侦查认知及行为资源的紧张和匮乏。其四,紧缩的侦查时限导致高侦查时间压力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所产生的过度焦虑可能对其行为、智力、人格等造成积淀性的不良影响,甚至导致侦查人员对其职业、责任产生负面的或否定性评价,从根本上持续影响其职业规划和执行。

  (四)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具有不可避免性

  认知偏差虽非与生俱来,但却无法避免[18]。侦查时间压力本身虽非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但它却是许多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的固有来源和基本导因。侦查实践表明,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的发生与发展具有自身的基本模式:侦查时间限制——侦查时间压力——侦查焦虑(——不能延迟选择)——侦查认知及行为偏差。

  由于结构化侦查时间限制(19)的普遍存在,侦查人员进行个案侦查不可能回避侦查时限的约束,也不可能避免由侦查时限导生的侦查时间压力。这样一来,侦查时间压力对侦查认知具有的双向量价值就会分别从两个方向决定着侦查认知的基本走向:其正向价值的走向是适度的侦查时间压力导致正确的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其负向价值的走向是过度的侦查时间压力导致侦查焦虑并由此产生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实现前者需要非常严苛的条件,故该走向并非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的常态;出现后者往往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几乎在所有的侦查活动中都可能发生,故该走向反映了侦查时间压力与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关系的一般样态。因此,我们将侦查焦虑视作侦查时间压力转化为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的枢纽,并有理由认为侦查焦虑的不可避免性决定着侦查行为选择时间压力偏差的不可避免。(20)

  这样的观点不仅来自侦查实务研究,也可以在科学的认知理论中找到其依据,此处,仅择其要而论之:其一,弗洛伊德认为“焦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们若是弄清楚了这个问题,便可以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了”[19]。在弗氏看来,焦虑问题是理解“整个心理生活”——当然包括极其重要的认知及行为选择——的钥匙或关键,作为一种可接受的知识迁移,我们理解侦查认知与行为选择问题同样需要抓住侦查焦虑这个枢纽或关键。其二,时间是决策所依赖的主要资源之一,决策质量的降低程度与使用什么样的决策策略有关[20],而人们选择策略的变化往往依赖于时间压力的大小[21]。同理,只要有必须侦查的个案,就必然有侦查决策策略选择;只要开展个案侦查,就必然有侦查时限及其引发的时间压力;只要有侦查时间压力,就有可能发生侦查认知与行为选择偏差。其三,时间压力和信息成本始终是决策中不可忽略且会给决策者带来巨大心理压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具有时间压力或观察成本的情境中,决策者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可消耗成本顾全各种决策后果及其发生概率[22],使得具有时间压力和观察成本的风险决策具有更复杂的不确定性。同理,只要发生了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就会面临“灰度”不同的犯罪行为黑箱。侦查人员要“白化”这样的犯罪行为黑箱,就必然要承受侦查时限压力与观察成本压力的交互作用及由此导生的侦查认知与行为选择偏差的困扰。其四,时间压力来自时限察觉和机会成本。而且,由机会成本导生的时间压力与决策时限引发的时间压力是相似的[20]。同理,几乎所有个案的犯罪行为信息和侦查条件信息均具有多导向性,且其整合态多为发散性结构,这就必然导使侦查活动产生机会成本问题。侦查人员一旦承受侦查机会成本与侦查时间压力的交互作用,其侦查认知与行为选择便可能产生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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