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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适度公开原则在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的展开
2020年08月05日 10:51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赵祖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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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有效地监督监察权运行,立法规定监察机关应该公开监察工作信息,并对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公开作了粗略的制度安排。不过,就法律文本及实践状况而言,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公开的内容、对象、方式等诸多方面皆存在不足,突出表现为调查信息公开的对象范围较窄、调查信息公开的内容比例失衡、调查信息公开的方式结构失调、调查信息公开的阶段分布不均、调查信息公开不力的救惩缺失,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未遵循适度公开原则。在保障公众知情权有利于监督调查权、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查缉被调查人,而过度公开调查信息会危害国家公共安全、侵害被调查人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阻碍调查顺利进行、影响案件查证的“悖论”中,应该在多元化的价值中找点平衡点,摒弃完全公开抑或不公开的思路,另辟公开与不公开并存——适度公开职务犯罪调查信息的第三条“道路”。同时,在此原则的统摄下,从信息等级化、增加公开对象、完善公开方式、创设公开不力救惩机制等方面入手构建、完善职务犯罪调查信息适度公开制度,明确调查程序不同阶段以何种方式向不同对象公布何种信息,实现监察工作信息制度化、法治化,从而有效地监督、制约监察权。

  [关键词]信息公开;监察体制改革;知情权;权力制约;权利保护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检察制度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FFXA001)

  [作者简介]赵祖斌,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法学、侦查学研究。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1],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党中央日益重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强权力监督,党务信息公开、政务信息公开、检务信息公开、审务信息公开日益规范化、制度化。与此同时,监察工作信息公开也被提上日程。2018年3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54条规定,监察机关应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该条基本上确立了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原则。从整体而言,虽然《监察法》囊括了“监察组织法”“监察官法”等内容,但是本质上是具有程序性的“监察调查法”。因此,公开监察工作信息,很大程度上就是强调公开职务违法犯罪调查信息。不过,任何信息公开皆是相对而言的,多基于多种价值位阶选择一种理性的状态。如同政务信息公开、检务信息公开、审务信息公开一样,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公开也应具有一定限度[3],监察机关在保障调查有序进行,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将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调查活动情况及调查参与主体权利义务内容适度地告知案件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社会公众及其他有关主体,但是受传统侦查密行原则的影响,监察机关有既强调公开信息,又奉行调查密行原则之嫌疑,调查信息公开因此落入了“高开低走”的尴尬局面。本质上而言,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未彻底秉持适度公开原则,并引发了实践和立法脱节,实践操作“失范”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根据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及调查程序的独特定位,彻底贯彻调查信息适度公开原则,努力在多元化的价值中找到平衡点,以此构建、完善职务犯罪调查信息适度公开制度,去除调查神秘主义,增加调查权可监督性,确保协同实现打击腐败与人权保障目标。

  一、调查信息适度公开的根据

  信息公开与否、公开什么内容、向哪些主体公开、以何种方式公开都是价值选择的结果。虽然监察机关明确表示公开监察工作信息,但是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其所秉持的原则不同,从而导致调查程序开放程度不同,调查信息公开实际现状发生若干偏差。从反腐法治化的角度而言,应该全面权衡公众知情与国家安全、效率与公正、权利保护与权力制约之间的关系,贯彻适度公开原则,遵循用权利制约权力的基本思路,通过优化调查信息公开机制加强对监察权的制约。

  (一)用权利制约权力应该兼顾二者的协调

  1. 加强权利保护以制约调查权具有现实迫切性

  具有求刑色彩的调查权有扩张性,基于减小调查权滥用之可能性,理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其进行控制。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当今各国制约权力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兴起,以权利制约权力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方式。在监察体制改革现状下,以权利制约调查权、乃至监察权势在必行,这种判断是基于以德制权和以权力制约权力效果欠佳做出的。从近年来腐败屡禁不止的现状来看,寄希望通过道德自律制约公权力的做法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监察体制改革呼之而来,但是基本定型的监察体制在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目的方面还需加强,调查权能否规范运行尚待考察。从法律文本而言,《监察法》设置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执法部门互相制约,人大和上级监察机关监督调查权,但是从外部权力制约权力角度而言,暂且不论调查阶段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缺位,单从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地位谈起,外部权力制约权力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因为权力制约权力的理论前提是制约者与被制约者处于同一个政治层次,制约发生在行使不同权力的部门之间[4]12。无需赘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未必处于同一个政治层次,因而外部以权力制约权力可能稍显力不从心。从内部以权力制约权力角度而言,对调查权的制约也不理想。“立法、行政、司法置于同一个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者许多人,不论是世袭、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以公正地断定是虐政。”[5]如今,监察机关在行使调查权时同时拥有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色彩的留置、搜查、查封、扣押等权力,可谓集不同性质的权力于一身,那么自己如何规范地行使这些权力呢?因此,在以权力制约调查权稍感乏力的情况下,以权利制约权力就应该委以重任。

  2. 公众知情权的实现能够助力加强监督调查权

  正如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样,美国保持持久民主的动力除了依靠权力制约权力机制外,公民权利功不可没[6]。尽管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以监督调查权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可行性,但是这一机制的实现依赖权力为知情权的实现提供途径和保障。首先,立法权应该从法律层面划定调查权的边界,使得知情权消极地制约调查权,即调查权不侵犯知情权。其次,法律应该赋予公民、组织等主体能够监督调查权的权利,并建立一个完整的权利结构,使得权利能够积极地制约调查权。其中,知情权是权利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是可笑的”[7]。知情权由美国学者肯特·库伯于1945年提出,其指公民有权通过了解政府掌握的信息而知悉政府所为[8],包含国家机关将政府行为告知公民、公民对政府告知的信息进行评价两个方面[9]。作为治理职务犯罪首要环节的调查程序是可能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阶段,必须加强对调查程序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民是监督调查程序的重要主体,保障调查参与人及公民的知情权在调查阶段得到实现可以提高调查程序的透明度,对调查权形成强有力的监督,避免不法调查行为的发生。同时,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将有力地促进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部分权利皆是以公民知情权得到尊重和满足为基础的,如果知情权得不到保障,那么诸如生命安全、人身自由、控告、检举等权利永远停留在纸上,譬如,调查程序中的被调查人及其家属作为公民群体中的一员理所当然地享有知情权,这是其及时行使申诉、控告等宪法性权利的基础,亦是其维护合法权益的先决条件。如果调查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他们就会因此丧失知情权,即使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也无法及时采取救济措施,这与反腐民主化和法治化背道而驰。

  3.通过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来监督调查权有限度

  公开是参与监督的前提,也是加强监督权力的最重要环节。一般而言,权力运行信息公开的力度越大,意味着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越坚固,但是过度公开调查信息又会损害证人、鉴定人员、调查人员等主体的人身权,尤其是损害被调查人及其家属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享有名誉权和隐私权是生命个体独立、区别于低级生命形态的重要标志,亦是公民体面的外衣,理应得到民主、法治国家的保护。一旦调查信息的公开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公民将赤裸裸地偻行于人世。调查活动处于惩治犯罪的最前端,往往是在事实真伪不明的状况下艰难地摸索进行的,被调查人亦处于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此罪与彼罪不定的状况中,贸然公开被调查人的详细信息虽然可能有利于快速突破案件而惩治犯罪,但是发生冤假错案的风险可能加大。另一方面,尽管诸多被调查人及其家属不希望自己的信息及案情昭告天下,但是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救济受阻之时并不排斥将信息公之于众,甚至积极寻求媒体帮助,引发民众热议,官方关注,伺机利用舆情“引导”案件走向,早些的邓玉娇案,新近的“昆山反杀”案,事后平反的“聂树斌”案皆证明,一定限度内损害公民的名誉权及隐私权可能会更好地保护其人格、生命、人身自由等权利。

  因此,在以权利制约权力,公开调查信息会克减权利,适当克减权利又能加强权力制约,规范权力运行的二元悖论中,适度公开调查信息毫无疑问应被奉为圭臬:调查信息公开要兼顾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公民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务必以保障被调查人及其家属等主体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基础,同时兼顾相关主体的知情权及自由意志,即公开调查信息时应该注意严守秘密,切勿造成调查之障碍,并应避免损害被调查人及其家属等主体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但是在诸如公开被调查人隐私有助于调查案件,或者被调查人主动请求公开以更好保护其合法权益等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度公开调查信息以实现权利保护与权力制约二者平衡。

  然而,调查信息不公开也有一定的价值,其除了能够避免未审先判、被调查者被标签为犯罪人、保护被调查人及其家属等主体的隐私权之外,更在于严防泄露国家秘密而保卫国家安全,进而保护每个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调查信息不公开和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存在一定的张力。为了实现调查信息不公开的价值必然要坚守调查密行原则,而这又限制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不利于监督调查权。因此,调查信息不公开与公民知情权的价值需要基于一定因素进行利益平衡。利益衡量的首要原则应该是考虑两种法益中哪一种法益更具有价值优越性。无论是宣扬个人权利至上的国家,抑或坚持集体主义至上的国家,国家安全是私利与公利价值协调、选择的首要因素。调查密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调查信息可能涉及国家秘密,过多公开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风险。所以,公民实现知情权的限度是公开信息不会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职务犯罪调查作为审判的前端程序之一,监察机关在调查反腐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接触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秘密,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应受到此种限制。不过,监察机关也不能无故以调查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抑制当事人和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在此情况下,知情权与国家安全二者之间要进行权衡取舍,尽力找到既能够保障公民知情权得到满足,又能不侵害国家安全的方案。同时,不可忽视捍卫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任何时候对公民知情权的限制以不得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临界点,特别是不得随意减损被调查人的辩护权:被调查人和公众有权利最大限度地知悉权利受限的理由,亦有权对此限制提出抗辩,甚至在提供必要担保的情况下,要求调查机关公开调查信息[10],而监察机关应该适度、选择性地公开相应的调查信息。

  (二)追求调查效率应该兼顾案件公正的实现

  1.提高调查效率反促案件公正的实现

  调查信息公开与否还涉及对公正与效率价值位阶的考量。效率和公正是辨证统一的[11]。监察机关在高压反腐的政策指引下,在行使调查权之时更加注重效率而非公正,社会功能上更加注重公益(追诉犯罪)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12],价值选择上的效率优先性决定了调查人员倾向于在封闭状态下开展调查工作,通过密行调查减少阻力,尽可能较少地或者不公布调查信息,利用信息量上的优势掌控调查全过程,以达到快速破案之目的[13]。然而,公开调查信息也未必不能提高效率。在调查实际中,调查机关为了抓捕被调查人或者获取更多的新线索,多依据《监察法》第29条的规定使用通缉措施,公布案件相关信息,以便公众协助快速破案。另一方面,公开调查信息不仅有利于公众认同调查机关,而且会基于认同而协助调查工作,积极举报、检举、控告相关犯罪行为,从而切实提高调查效率。据此可见,调查以效率为导向,但是信息不公开不是效率的必要前提,公开并不必然阻碍效率。虽然调查密行并不一定能提高效率,调查公开能够提高效率,但是调查信息公开过度会适得其反。如果为了提高效率,不加限制地公开调查信息,就会导致潜在的被调查对象闻风而逃或毁灭证据,反而降低了效率,阻碍案件真相的查证。如果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对象、方式等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既会极大地提高效率,也有助于实现公正。因此,根据古老的“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法则,适度公开调查信息能够通过提高调查效率促进公正的实现。

  2.实现案件公正等同于效率得到提高

  有学者认为,调查信息公开与否取决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及调查行为的客观要求[14]。言外之意,职务犯罪行为隐蔽,犯罪分子因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较高的知识水平而反调查能力强,为了查清案件真实情况,调查密行在所难免。从实体公正角度而言,调查信息不公开似乎有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调查是一种博弈,贻误战机可能导致被调查人潜逃,证据灭失,案件事实真伪不明[15],但是认为调查信息不公开就能促进案件事实发现,或者调查信息公开阻碍案件事实发现是一种误解。德国学者曾就侦查信息公开与实体公正之间的关系精辟地论述道:“‘公开性原则’及‘透明化’原则”,有些人恐会误解,认为这些原则对真实发现构成妨碍或限制。其实,这些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并没有妨碍或限制真实发现,反而应当看作是真实发现的指针、原则。亦即,对一般犯罪,均应持此种侦查原则,至于重大犯罪采用‘卧底侦查’,则此种‘侦查密行’,只能当作是例外情形,而必须要具有特定的理由,使得为之。”[16]可见,在犯罪调查中适度公开调查信息并不一定会损害实体公正,反而会从如下三个方面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一是提高调查程序的透明度,有利于当事人及公众积极协助调查机关或者自行收集涉案证据,助力调查机关查清案件事实;二是调查程序透明度的提高利于公众及当事人监督调查行为,迫使调查人员及时、规范地查证案件事实真相;三是调查密行不仅有违无罪推定原则,而且置被调查人于毫无防御之地,增加无辜者被定罪的概率,而调查公开增加了被调查人防御的机会和力量,利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查缉真正的罪犯。从本质上而言,实体公正的实现同样意味着效率得到了实现,正如波斯纳所言“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层涵义是指效率”[17]。公正实现了意味着案件质量经得起检验,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调查程序更加顺畅连贯,调查效率得到切实提高。

  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法律正当程序的应有之义,其强调程序的公开性、参与性、平等性。尽管程序公正的确切含义尚存争议,但是公开是其基础已毫无疑问,“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18]。虽然从表面而言,程序公开性、参与性、平等性的实现受制于效率,如果让更多的主体平等地参与到调查程序之中,就必须设置更多的程序机制以保障各方拥有平等对话的平台,并创设诸多违反程序的救济举措,这无疑会降低效率,从而丧失调查的最佳时机,致使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反而不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这种局面可以通过创制适度公开机制,借助程序正义自身具备的特质巩固适度公开的状态来化解。由正当程序衍生出来的程序正义同样重视实现实体公正和提高效率,因此调查信息适度公开亦能实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和效率的统一。英国法学家丹宁曾言道:“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的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的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19]调查活动的公开不仅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案件调查活动不偏离法治轨道,案件事实接近客观真相,而且能够减少信息公开的限制,赋予当事人辩护权,让当事人、公众平等地参与调查程序,提高当事人及民众对案件结果的认同感,从而避免形成不良舆情,减少因当事人上访申诉而导致程序拖沓不前情况的发生,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秩序,彰显反腐成效,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小结

  调查信息不公开是由调查程序对象的特殊性、复杂性,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提高监察效率、节约调查成本等客观因素决定的;调查信息公开是践行民主集中制,发挥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优势,充分保障人民行使权力,依靠人民监督公权力运行,提升监察公信力,捍卫监察公正,保护监察相对人人权,提升反腐抗变效能,助推监察法治化的重要途径。调查信息公开与调查信息不公开皆有独特价值,二者皆是实现保障人权之目的的重要方式。虽然二者“殊途同归”,但是路径选择差异下的成本收益率不容忽视,调查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极端决择不仅有违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忽视了决定、催生意识的客观实际情况,而且摒弃了调查信息公开与调查信息不公开同时并举的第三条道路,违反了利益冲突权衡法则。一方面,《监察法》的一些规定,如公开立案调查决定、被调查人被留置告知家属等,已经将部分调查信息向公众及当事人等主体公开,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又将“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纳入了保密信息范围,所以调查信息不能简单地以公开抑或不公开论之。另一方面,当调查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利益存在冲突时,根据一定因素予以取舍,选择调查信息不公开的利益而放弃调查信息公开的利益不具有完全的正当性;调查信息公开的利益无法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放弃该种利益不恰当;法律、政策、道德对扩大调查信息不公开的利益或缩小调查信息公开的利益皆持较低的容忍度;且存在以最小的牺牲获得二者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因此,调查信息不公开或调查信息完全公开皆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二者是调查行为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调查信息公开不仅要保障调查程序顺利、高效地推行,而且要保障公民知情权得到切实满足,国家安全不受丝毫影响,案件质量经得起历史检验,以此保证调查权合法行使,被调查人等主体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最终推进监察反腐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是故,在这种多元价值权衡和选择中,欲协调多种价值之冲突,实现利益总和的最大化,唯有秉持调查信息公开与不公开并存——调查信息适度公开。

  二、调查信息适度公开的现状

  《监察法》仅第54条规定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对于调查信息公开的内容、对象、时间、方式、以及公开不力的救济举措皆未作具体规定。因为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具体规定的阙如,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公开过程中难免无法准确界定“公开”的边界而“失度”,信息公开的对象范围、内容比例、方式结构、阶段分布等方面在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上存在不协调之处。

  (一)调查信息公开的对象范围较窄

  根据《监察法》中有关调查程序的规定,监察机关应向不同对象公开相应调查信息。这些对象较为分散,可以以被调查人、社会公众、监察机关为原点确定三个“扇形”的调查信息公开对象区域。总体而言,以被调查人为原点的“扇形”调查信息公开对象区域涵盖了被调查人、被调查人家属、被调查人所在组织单位、保管人、见证人等主体。根据《监察法》第39条的规定,监察机关应该将拟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对象立案调查决定告知被调查人及其组织,监察对象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时,还应该将立案调查决定告知被调查人家属。第44条规定,被调查人留置后应当通知家属和所在单位;讯问笔录应该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名。第24条规定,监察机关在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犯罪证据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查时应当出示搜查证,并需要被搜查人、家属等见证人在场。第25条规定,查封、调取、扣押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物、文件和电子数据等信息时应该会同持有人或者保管人、见证人一同进行。以社会公众为原点的“扇形”调查信息公开对象区域主要囊括了广大人民群众。《监察法》第39条规定,监察机关应该将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立案调查决定向社会公开。除此之外,第29条规定,被留置人在逃,监察机关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公布立案决定及通缉令应视为将社会公众纳入到调查信息公开对象之列。以监察机关为原点的“扇形”调查信息公开对象区域涵盖了监察机关负责人、上级监察机关、公安机关、鉴定人、证人、银行等主体。根据《监察法》第39条的规定,立案调查决定由监察机关负责人批准,并由其主持研究调查方案、需要采取的调查措施。第43条规定,应由监察机关领导人集体研究决定留置措施的适用,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由其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适用留置措施,省级监察机关适用留置措施应报国家监察委员会备案。第29条规定,通缉令范围超出本行政区域的,应报请有决定权的上级监察机关决定。据此,监察机关负责人、省级监察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理所当然是调查信息公开对象。《监察法》第4条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时应当与审判机关等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公安、银行等机关在监察机关办案需要帮助时应给予协助。为了更好地协助监察工作,公安、银行等机关势必要被纳入到调查信息公开对象之中。《监察法》第24规定,监察机关搜查时可酌情商请公安机关配合。第28条规定,由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实施技术调查。第29条规定,通缉令的发布由公安机关执行。根据第25条的规定,如果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物、文件和电子数据等信息由银行、电信等部门持有或保管时,这些部门应该协助监察机关调查、查封、扣押。第23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监察机关查询、冻结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因此,银行、电信等部门也应该是调查信息公开对象。根据第27条的规定,鉴定人员因知悉与鉴定相关的信息而归属于调查信息公开对象之列。同样,根据第21条的规定,在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询问证人,证人因而也是调查信息公开对象。

  上述以被调查人、社会公众、监察机关为原点确定的三个“扇形”调查信息公开对象区域就构成了调查信息公开对象范围。如果单从数量上而言,调查信息公开对象似乎比较多,但是从通过公开调查信息监督监察权的角度而言实则不然。首先,律师被排除在调查信息公开对象之外。从本质上而言,职务违法犯罪调查与刑事侦查无异[20],皆涉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处分,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公权力僭越私权利,侵害公民合法权益之状况。而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之初至《监察法》正式出台,监察机关以监察机关非司法机关,不适用刑事诉讼法;职务犯罪调查具体特殊性,涉及机密事宜,不便公开;律师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也可介入为由,“拒绝”律师介入调查程序,从而将律师排除在调查信息公开对象之外[21]。其次,检察机关亦被排除调查信息公开对象之列。《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从属性和对被留置人的权利压缩程度而言,留置与逮捕并无二致,理应受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根据《监察法》第43条的规定,监察机关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措施并不需要检察机关批准审查,检察机关被排除在调查程序之外。

  (二)调查信息公开的内容比例失衡

  就调查信息公开的内容而言,调查信息公开也存在“失度”之现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调查信息公开的内容过多。一是立案调查决定公布的范围和内容失当化。依据《监察法》的规定,在立案调查之初,监察机关应主要向社会、被调查人、被调查人家属、被调查人所在单位公开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案件立案调查决定,但是实践中存在公开非“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案件”立案调查决定,并在公布立案调查决定之时将被调查人详细简历公之于众的现象。本文以自2018年3月20日《监察法》实施以来至2019年5月13日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http://www.ccdi.gov.cn)发布的492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调查信息通讯报道为样本。492条通讯报道中皆以“单位+职务+姓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相应层级’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形式呈现,其中有451条明确披露被调查人简历(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籍贯、政治面貌、学历、工作履历),约占总数的91.67%。在被调查人未被定罪之前,根据无罪推定之原则,被调查人的详细信息不宜公开。二是留置信息公布的范围扩大化。根据《监察法》的规定,被调查人被留置的信息仅应告知被调查人及其家属、所在单位,本级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或者上级监察机关,但是在492条公开报道信息中,有15条报道披露了被调查人被采取“留置”措施,约占总数的3.05%。严格而言,基于保护被调查人隐私权,防止未审先判的考量,《监察法》规定被调查人被留置的信息仅由监察机关、被调查人及其家属、所在单位知悉,而不应将此信息公布于众。三是认罪态度信息公布的时间提前化。认罪态度是被调查人就犯罪事实及所涉罪名作出的主观表达,其不能替代案件真实情况,被调查人可能基于一些目的做虚假的供述。因此,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往往不主张在调查阶段就将被调查人的认罪态度公布于众,否则可能导致调查者懈职怠责,后续的审查起诉者、审判者先入为主[22],但是从实践状况而言,部分监察机关在立案调查阶段就将被调查人认罪态度公之于众,492条信息报道中有2条报道明确公布了被调查人“投案自首”情况,占总数的0.41%。四是案件事实信息披露过度化。一般而言,案件尚处在调查阶段,为了调查顺利进行,不宜过度公布案件事实信息,对此《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第11条第2款规定,检察机关对于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披露案件事实和证据信息,《监察法》虽然对此没有规定,但是基于调查阶段的特殊性,案件事实也不应过度披露,笔者收集的样本表明,492条信息报道中有1条报道详细公布了被调查人涉案事实,尽管约占总数的0.2%,但是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调查信息公开的内容过少。第一,不予立案调查决定不告知举报人、检举人。《监察法》仅规定公开立案调查决定,但是没有规定是否公开不予立案调查决定,可能导致监察机关在实践中不会告知举报人、检举人不予立案调查信息。这实际是剥夺了举报人的知情权,致使举报人无法知晓举报线索处理结果,丧失了针对处理结果行使申诉等权利的机会。第二,撤销案件决定仅告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未告知上级监察机关、举报人。撤销案件是调查、处置结果之一,为了避免监察机关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撤销案件之行为理应告知举报人和上级监察机关。《监察法》第45条第2款规定,被调查人经过调查无证据证明其涉嫌违法犯罪时,应该将撤销案件决定告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但是却没有规定撤销案件决定是否应该告知上级监察机关、举报人,这不利于贯彻“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上级监察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的原则,极易导致监察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第三,讯问、询问笔录未充分向被调查人、证人展示。如果被讯问人、被询问人无法知悉讯问笔录、询问笔录真实内容,不仅侵犯了其知情权,而且易引发非法取证的问题。《监察法》第21条仅规定可以询问证人等人员,却没有规定询问笔录是否应该交由被询问人查验,或者在不具备查验能力的情况向其宣读。第44条亦仅规定,讯问笔录应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名,但是却未规定被讯问人无法阅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通过其他方式告知。第四,未规定将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告知被调查人。《监察法》第27条仅规定监察机关可以使用鉴定意见,却没有明确规定当鉴定意见作为证据使用时应该告知被调查人,这可能会致使监察机关怠于将鉴定意见告知被调查人,从而导致被调查人无法及时就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第五,未明确规定办案人员违纪违法处理信息是否公开。《监察法》仅第61条和第65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办案的,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却没有规定是否公开处理结果。就目前状况而言,尚未有监察机关公开办案人员违纪违法处理信息,这显然不利于公众监督监察权的行使。第六,涉案财物信息未予以公布。《监察法》第46条规定,对涉嫌犯罪取得的财物,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但是却未规定是否公开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时间以及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时间、办案单位等信息,492份样本中仅有1份通讯报道披露了涉案财物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而其他涉案财物信息却只字未提。公开涉案财物相关信息的目的是防止监察机关及调查人员违规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同时利于与涉案财物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知悉涉案财物处理状态,从而积极行使请求权等权利。

  (三)调查信息公开的方式结构失调

  考察职务违法犯罪调查信息公开现状可知,调查信息公开方式存在结构失调的问题,这无疑将限制调查信息公开功能的发挥。具体而言,首先,调查信息对内公开与对外公开结构失调,以对内公开为主,对外公开不足。以是否向社会公开为依据,对调查信息公开的对象进行群体化后清晰可见,调查信息对社会公众公开的内容仅包括立案调查决定及通缉令所涉信息,但是通缉令并不能作为一种常规的信息公开方式,因而对社会公开的调查信息屈指可数。其次,以目前的现状而言,调查信息只能仰仗监察机关主动公开,社会公众无法申请公开。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日益完善,政府信息公开逐渐呈现出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样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产生的信息。从宪政体制而言,监察机关的性质并非行政机关,因此,社会公众申请公开的信息仅限于行政机关存储的信息,监察机关收集、存储的信息不在此列。是故,从此角度而言,调查信息只能由监察机关“主动公开”,社会公众无法申请公开。再次,调查信息多临时公开,定期公开较少。虽然调查信息公开与案件立案调查时间有关,案件需要立案调查时就应该立即公开立案调查决定,但是对于其他调查信息应该定期公开。从目前实践状况而言,监察机关皆临时性地发布立案调查决定等信息,尚未建立起定期发布制度,导致信息发布随机性大,任意性强,不利于公众集中监督调查行为。最后,调查信息多以分散的方式公布,未能整合相关信息集中公布。这种分散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级监察机关皆各自在自己的网站平台发布信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多直接转发各级监察机关网站信息,未能统一发布调查信息;二是从发布途径而言,调查信息多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发布,尚未建立与新闻发言官类似的专门集中发布信息的机构。调查信息分散式的公开不仅导致多个平台就同一个案件发布的信息内容不一致,而且致使公民因获取渠道不同而获得不对称的信息。

  (四)调查信息公开的阶段分布不均

  为了发挥信息公开的功能,增加权力运行程序的透明度,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提供前提支撑,保证权力监督的具体化、可行性,相关部门必须持续性地公布适当的信息,除特别情况外,不能出现信息公开真空的现象,但是,监察机关在公布职务犯罪调查信息过程中没有保证信息公开的持续性。以调查进行的时间节点为依据,可以将调查大致分为调查程序启动阶段、调查行为实施阶段、调查行为结束阶段。就目前现状而言,调查信息公开存在“调查程序启动阶段”公开过多,“调查行为实施阶段”“调查行为结束阶段”公开不足的问题。首先,调查信息在“调查程序启动阶段”公开过多。《监察法》的体例不同于《刑事诉讼法》,虽然立案、调查并非泾渭分明,但是从程序的功能和性质而言,立案和调查在整个监察程序中的地位迥异。立案只能表明案件进入了监察程序,并不表明调查必然实质性地展开了。因此,在调查并未实质性开展阶段,监察机关应该依法公布立案调查决定,而不应该过多地公开调查阶段的信息,否则,可能有碍调查顺利地进行。实践表明,监察机关在公布立案调查决定之时往往会公布调查阶段和调查结束后才公布的信息,比如,被调查人认罪态度、个人详细简历、案件已经移送起诉等信息。其次,调查信息在“调查行为实施阶段”公开不足。由于调查信息在调查正式开始前公布过多,监察机关在调查进行中几乎没有公布相应的调查信息,比如,未将作为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被调查人,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性”调查措施的依据及期限也未向社会公开。再次,调查信息在“调查行为结束阶段”公开阙如。调查结束涉及调查是否终结和案件在监察阶段处理情况,根据《监察法》第45条的规定,监察机关依据调查结果对被调查人及相应的主体进行处置。一般而言,对于调查终结的案件,应该公开调查终结时间、涉嫌罪名、处理意见;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应公开移送审查起诉的时间、退回补充调查时间、重新移送审查起诉时间、涉嫌罪名、办案机关等信息,但是监察机关在实践中很少于调查结束阶段明确公布调查是否终结,案件是否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案财物数量、解封、解扣等信息。

  (五)调查信息公开不力的救惩缺失

  调查信息公开的落实需要从监察机关主动公开和公开不力时采取相应的救惩措施两个维度展开,二者共同构筑了完整的调查信息公开制度:当监察机关不公开调查信息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或者因未依法、规范地公开调查信息给相对人造成损失时应该给予相应的救济。《监察法》第54条为调查信息公开奠定了基础,但是未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不公开调查信息或不当公开调查信息,侵害享有知情权者合法权益时如何救济。《监察法》仅第60条赋予了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在监察机关违法适用留置措施,非法适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及违法处置涉案财物时向该监察机关申诉,或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复查的权利,而被调查人及其家属等主体知情权受到损害时如何救济的规定阙如。同时,《监察法》第64条规定,依法处理报复、陷害控告人、检举人、证人或监察人员的行为,但是未明确规定监察人员故意或过失泄露控告人、检举人、证人、监察对象隐私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救济途径,仅第65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工作人员泄露举报人信息,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接受处罚。在实践中已经出现监察机关未对举报人加以保护,失职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致使被举报人打击报复举报人,举报人向法院起诉监察机关,法院以监察委员会不是行政机关为由不予以受理的情况(杨某举报盛某违法骗取国家建设资金1千余万元,监察机关理应对杨某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然而监察机关却将杨某举报事项告知盛某,且采取举报人与被举报人对质的方式进行调查。盛某知悉情况后,对杨某进行打击报复。遂杨某以监察机关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就监察机关不作为、失职公开其保密信息进行确认,并且赔偿医疗等费用14余万元。法院受理后以监察机关不是行政机关为由对杨某的起诉不予立案。参见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2019)鄂0804行初58号行政裁定书[EB/OL].(2019/04/26)[2019-09-10].https://mp.weixin.qq.com/s/6bq2w4qUavL_hEwaZRPHHA.)。此种情况下,举报人无法通过诉讼程序,以及直接向监察机关主张权利救济受损的权益,其处于无法维权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对于监察机关不公开调查信息,或者不公开调查信息给享有知情者造成损失,抑或不当公开调查信息侵害被调查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时是否惩戒负有公开义务的监察机关尚未有定论。第65条规定的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不包括监察机关不履行公开职责,不公开调查信息侵害享有知情权者权益,以及违法公开调查信息侵害被调查人及其家属隐私权等情形。

  三、调查信息适度公开的路径

  构建、完善调查信息适度公开制度的关键是在明确可以公开的信息类型后,在横向上明确公开的主体,纵向上划定公开的时机,再根据调查的时间向特定的主体公开相应的信息。

  (一)对调查信息类型化分级

  以社会、个人法益、调查价值及法律规定为基础将调查信息类型化分为绝对不公开的调查信息、可依职权或依申请公开的调查信息、应当公开的调查信息。

  绝对不公开的调查信息是指除了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其他执法部门外,其他任何人不得知悉的信息。绝对不公开的调查信息分为法定不公开的调查信息和非法定不公开的调查信息两类,法定不公开的调查信息是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公开的信息,诸如公开将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公共利益,侵害个人隐私、组织机密,危及证人、鉴定人、举报人等人身安全的信息。另一类是法律虽然没有禁止公开,但是基于效率、公正的考量,调查人员依据工作情况、社会舆论现状及其他因素确定不公开的调查信息,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信息:一是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信息。调查人员在通过检索数据库、调查走访等手段捕捉、筛选信息过程中会获得大量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信息,这类信息不在公开信息之列。二是公开将影响调查效率和成功率的信息,如保密性调查技术;调查方案、方向、进度及获取到的证据;调查机关的工作计划、案件讨论决定;留置、扣押、搜查等措施实施方法及技术调查措施的技术细节;公开将导致被调查人逃跑、毁损证据或串供等信息。三是公开将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信息,譬如有关被调查人是否有罪,以及对本案及证据价值的评价;被调查人的认罪态度、前科;被调查人被追诉定罪的可能性等。四是公开将产生严重后果的其他信息。

  可依职权或依申请公开的调查信息是指该类信息本身属于不得公开之列,但是基于公共利益或保护更多法益的考虑,能够在调查机关依职权或公民申请的情况下,经过严格的手续批准后公开的调查信息。一般而言,这类信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及调查工作顺利开展的需要不得公开,但是在调查处于僵局,为了运用调查策略快速突破案件,提高调查效率之时可适当公开。这类信息主要包括为了实现查缉之目的而公开被调查人外貌特征、照片等信息;请求相关部门协助调查而必须公开的信息;逃跑的被调查人对公众人身、财产具有较大危险性,调查机关向社会发布的预警信息;公开调查信息有利于另案公正审判的信息,等等。

  应当公开的调查信息是指无条件向社会公众(包括涉案相关人员)公开的信息,这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工作适用的法律规定;调查措施授权依据;调查终结处理结果;调查行为及做出该调查行为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被调查人等主体享有的权利和负担的义务;出于维护社会问题之目的允许社会报道的事项。

  (二)增加调查信息公开对象

  调查信息等级化后要确定调查信息公开的对象。一般而言,绝对不公开的调查信息仅能对监察机关公开,调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可能要向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开。可依职权或依申请公开的调查信息、应当公开的调查信息应该向社会公众,被调查人及其家属、所在组织,公安机关,鉴定人等主体公开,特别应该将律师、检察机关纳入调查信息公开对象之列。

  从以权利制约权力,保护调查人合法权益角度而言,调查阶段就应该允许律师介入调查程序,并及时向律师公开相关调查信息。法律上的防卫权作为人权的子系统应然存在,因而控辩平等成为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23]。然而,调查机关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盾,被调查人在调查程序中人身自由受限,为了保证权利与权力的平衡,控辩的平等,理应在调查阶段就赋予被调查人请求律师帮助权。另一方面,给予行动受限的被调查人律师帮助权是保持被调查人独立自由、依法主张申诉等权利的必要条件。耶林曾言:“对人类而言,人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同时其精神的生存至关重要,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即主张权利,人在权利之中具有精神的生存条件……因此,主张权利是精神上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今日不可能,但曾经可能过)是精神上的自杀。”[24]故而,在被调查人行动受限而无法自行主张权利时,请求律师帮助其代为行使知情权、申诉权等权利是再自然不过的。考虑到职务犯罪及调查程序的特殊性,秉持适度公开原则,可以将律师介入调查程序的节点至少设置在对被调查人人身或财产采取措施之时。

  从以权力制约权力,保护被调查人合法权益角度而言,必须允许检察机关介入调查程序及时知悉调查信息。“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5],毕竟私权利不具有强制性,反而具有天然的软弱性,其运行受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虽然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有所觉醒,但是在公民私权利受阻后放弃行权的意志不无存在。公民行权的不作为将导致权利形同虚设,此时公权力势必需要从公共利益出发对此情况进行修正。另外,基于私权利的软弱性,也需要通过强大的公权力制约另一个公权力救济私权利。“既然凡是能够利用暴力的人,在利大于弊时就会利用暴力,因此,需要有一个坚强得足以制止暴力使用的社会机构。”[26]是故,为了避免监察机关权力过于集中,检察机关作为“制约”机构不仅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而且具有宪政的授权性。我国《宪法》第13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监察法》第4条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时应该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制约。如果将检察机关排除在调查程序之外,似乎在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尽管可以说,检察机关在监察审理阶段可以接触到调查信息(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第12条的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办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在进入案件审理阶段后,可以书面商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介入,但是这种介入的条件相当苛刻,而且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就意味着案件调查基本结束了,所以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检察机关介入调查程序),但是此时案件调查已经接近尾声,检查机关的“介入”具有滞后性,监督效果因监督不具有连续性而有所折扣。

  (三)阶段性地公开调查信息

  一般而言,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调查信息公开的体量应该呈逐渐增加的样态。尤其是被调查人人身自由所处的状态不同,调查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数量也有差异性,比如,被调查人被留置了,那么其调查信息公开的范围应该比没有留置的广一些,但是不论案件情况如何,要灵活落实案件回告制度,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及情况,针对不同的对象公开相应的信息。

  在调查程序启动阶段,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应该将立案调查决定告知被调查人,通报相关组织;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还应该告知被调查人家属并且向社会公开。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有举报人的案件中,还应该将立案调查决定或不予以立案调查决定告知举报人、检举人、报案人。特别是依据《监察法》第35条的规定,报案人或举报人举报的案件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而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的,应该将案件不归本机关管辖的决定、事由及移送情况告知举报人、报案人。

  在调查行为实施过程中,不同对象公开的信息有所不同。对被调查人而言,主要告知如下几类信息:一是涉案事由;二是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和监督救济渠道,尤其是聘请辩护律师权或申请法律援助权,以及申请回避权;三是被采取留置、搜查等措施的法律依据及解除日期;四是作为决定或者推进调查程序的鉴定意见;五是讯问笔录;六是调查人员的信息及职务。对于被调查人的家属而言,主要告知被调查人被采取了留置,搜查、扣押、查封涉案财物等信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应该告知对被调查人采取了何种调查措施及法律依据;根据案情的需要,必要之时可以通过发布通缉令的方式告知被调查人的个人信息。对于律师而言,目前至少应该允许其进入调查程序,然后告知诸如被调查人涉案事由及被采取了何种调查措施等信息,然后逐步赋予律师调查阶段阅卷权,讯问、搜查在场权。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在调查过程中应该享有监督权,因此至少须知悉对被调查人人身自由及涉案财物采取了何种调查措施等信息。除此之外,基于加强监督调查行为,还应该依法告知监察机关内部机构相关调查信息。

  调查结束后,应该着重告知被调查人及其亲属、所在单位、律师其社会公众案件处理结果、涉案财物移送、调查所用期限等情况。经调查发现被调查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告知检举人、举报人、社会公众、被调查人及其所在单位。另外,应该以公开报告的方式将每年度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告知人民代表大会,并接受人民代表表决投票。

  (四)完善调查信息公开方式

  如何公开调查信息亦是目前较为棘手的问题。监察机关强调“建立健全监察工作信息发布机制,在主流媒体和主要网站第一时间发布监察工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流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监督”[27],为了发挥调查信息公开的功能,须优化公开方式的结构。首先,积极主动对外公开,探索依申请公开的路径。监察机关应该加大主动公开的力度,同时积极尝试依申请公开的方式。监察机关可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扩宽公开的渠道,建立完善的对外公开机制,主动公开可以公开的调查信息;对于监察机关应当公开的调查信息而未公开的,当事人及公众可以书面申请公开。其次,建立调查信息公报制度,定期公开调查信息。可以通过出版物、官方门户网站、第三方媒介等形式,定期向社会公众汇总、通报一段时间内本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案件的立案、调查和处理情况,以及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调查进展、被调查人留置情况。再次,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集中通报案件调查情况。各级监察机关应该在统一发布信息格式内容的基础上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线上新闻发言人”或者“线下新闻发言人”及时、客观、集中地公开调查信息,并且及时回应公众的疑虑,澄清相关案件事实真相,引导社会舆论。

  (五)确立公开不力救惩机制

  无救济则无权利,无追责则无规范化公开的动力,创设监察机关不公开调查信息或不当公开调查信息,侵害被调查人等主体合法权益的救惩机制是落实调查信息适度公开必不可少的举措。如果说通过代议制行使监督权、罢免权、质询权、审案权、撤销权等集体性权利对受损的权利进行救济和对相关人员追责是宏观途径,那么从微观、具体角度而言,给予权利受损者提供个性化的救济途径须提上议案。在代议制民主中“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所具有的强行品格、垄断品格以及排他品格,完全摧毁了其内在的种种自我纠错力量,然而正是这些自我纠错的力量在自由社会中能使错误的方案被放弃,使成功的努力得以处于支配地位”[28]。因为多数人的意见处于主导地位,少数人的意见及合法权益就有可能被忽略,所以需要为知情权、隐私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受到政府权力侵害的人提供个性化的救济途径,以及依据损害结果追究调查机关相关人员的责任。首先,创设程序性制裁制度。调查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从程序法而言,程序性制裁是规范调查行为、救济受损权利的有效手段。程序性制裁是指调查人员违反法定调查程序侵犯被调查人权利时必须承担程序上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后果非实体法上的不利后果,不直接限制或剥夺违法调查人员的权力,而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不产生预期的法律效力[29],比如,《监察法》虽然规定搜查时应该向被调查人及其家属、见证人出示证件,告知搜查行为,但是却没有规定未告知被调查人及其家属而径行搜查的法律后果,可以通过增设“因搜查行为违法或严重违规而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规定对此种非法搜查侵犯当事人知情权的行为给予救济和惩罚。其次,引入诉讼机制。起诉的能力是权利所固有的天然属性[30],在救济具象的个体权利途径中,诉讼机制永远不能缺席,其既是救济措施,也是一种权利,更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手段。在用权利制约权力的语境下,个体权利受到损害后必须赋予权利受损者诉权。尽管权力源于权利,但是权利主体并不现实地掌握权力和拥有制约权力的权力,当权利受损时其无力直接对抗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权力,此时其必须通过起诉权触发审判权去制约其他权力,而且如果由公民利用权利直接宣布某一项由其派生的权力违背了其意志,违反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法官的基本法治原则[4]11。因此,对于调查机关不公开、怠于公开调查信息损害被调查人等主体知情权、隐私权,以及公开调查信息不当造成举报人、检举人、被调查人及其亲属等主体遭受人身、财产损失的,应该允许权益受损者或相关组织提起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并根据诉讼结果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再次,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有学者依据《国家赔偿法》及实践惯例认为,国家赔偿保护的权利仅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监察国家赔偿的情形仅限于对被调查人人身及涉案财物采取了不当措施[31]。鉴于被调查人及其家属的知情权、隐私权等权利与人身权和财产权同等重要,调查机关不公开、怠于公开调查信息致使被调查人等主体知情权、隐私权受到侵犯,以及公开调查信息不当造成相关主体遭受损失的情形也应该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7(21):3-22.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7(21):328.

  [3]崔凯.论新时代公安机关侦查信息公开的立法策略[J].法商研究,2018(6):16-26.

  [4]胡玉鸿.“以权利制约权力”辨[J].法学,2000(9).

  [5]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C].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46.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60.

  [7]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72.

  [8]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3.

  [9]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193.

  [10]易志华.侦查适度公开原则与犯罪新闻报道[J].政法学刊,2007(4):47-50.

  [11]杨宗辉.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驳“行政权本质说”[J].法学,2005(9):15-22.

  [12]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36-44.

  [13]刘为军.超越侦查公开与不公开之争——兼论侦查公正的实现[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4):34-40.

  [14]韩旭.监察委员会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使用问题[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91-99.

  [15]赵祖斌.监察体制改革下职务犯罪情报评估机制完善论[J].情报杂志,2019(7):42-46.

  [16]陈志龙.法治国检察官之侦查与检察制度[J].台大法学论丛,1998(3):100-101.

  [17]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汪祖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5.

  [18]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5.

  [19]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7.

  [20]洪浩.刑事诉讼视域下的国家监察机关:定位、性质及其权力配置[J].法学论坛,2019(1):144153.

  [21]刘磊.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政治逻辑[J].地方立法研究,2018(5):122-134.

  [22]赵祖斌.论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重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0-80.

  [23]李昕蔚,李波阳.程序正义视野下的侦查公开[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9(1):54-57.

  [24]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

  [2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26]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M].杨歧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610.

  [27]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242.

  [2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34-135.

  [29]金宏武.论侦查公开[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33-35.

  [30]顾尔维奇.诉权[M].康宝田,沈其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152.

  [31]王青斌.论监察赔偿制度的构建[J].政法论坛,2019(3):164-175.

  

作者简介

姓名:赵祖斌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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