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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行政:一个行政惯例的存在与检视
2020年01月16日 11:25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王学辉 雷 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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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行政批示本是一种行政惯例,在行政权的运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其却没有被纳入行政法秩序的调整范围。相对于法律、法规和规章而言,行政批示虽然在规范行政权、提高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方面具有更为直接的适用性,但由于缺乏对行政批示的基本规范,失范的批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负功能也非常明显,如批示本身的权力色彩浓厚,批示的频繁使用贻误救济时机,增加行政成本, 批示为滋生懒政、怠政提供了生存空间。 “依法行政”往往演变成“依批示行政”。检视行政批示的功能定位,建立备案与公开制度、报告与检查制度、批示评估制度、内部责任追究制度一套内部监督机制,对批示的失范加以规制,这是规范行政批示行为的最佳选择,对于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行政批示;行政惯例;监督机制;行政秩序

  作者简介:王学辉(1965—),男,四川南充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究;雷焱(1997—),女,贵州毕节人,硕士研究生,中国地方法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从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18VSJ0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行政法秩序下的行政批示行为研究”(18BFX054)

  引言:作为一种行政惯例的行政批示

  批示传统自古有之,伏羲创画八卦,实际上是以卦象形式出现的八种政教号令,即公文的原始形态[1];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中载有:“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汉以文书治天下。”①伴随着官僚政治的不断演进,公文制度在汉以后实现了飞速发展,自此“以文书御天下”便成为政治传统历代沿袭,在政治秩序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用了“请示报告制度”以及“批示制度”,直至今日批示已然成为中国政治运行中权力表达与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行政批示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秩序运行中一种独特的现象,是权力运行不可缺少的环节。

  行政批示的存在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秩序,各级官员的批示在各项行政事务中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成为中国政治的一部分[2]。现实中,“批示”并不是正式的公文形式,它并没有出现在《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及各地颁布的相应实施细则中,除了少量行政规范性文件使用了“批示”一词外,大部分是以“批准”“审批”“审核”“同意”等称谓出现,其中,以“批准”一词出现频率最高。也就是说,“批示”行为往往处于被遮蔽状态,使得这种基于职务而来的权力行为并没有被现行法律所规范,它仅仅表现为一种行政惯例。

  作为行政惯例,行政批示在实践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批示不是正式的公文形式,国务院和不少地方政府却就如何落实领导批示作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在2002年和2004年相继发布了关于领导批示管理工作的通知,广州市、南宁市以及贵阳市等人民政府对于领导批示件管理工作也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另一方面,行政法学界及行政审判实务中却将批示行为排除在行政法秩序之外,如2015年洛阳远方公司请求撤销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田辰在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规划和建设服务局呈报的《关于洛阳远方置业有限公司在遇驾花园住宅小区违法建设的查处请示》上作出“请孙旗屯乡迅速组织拆除”的批示行为,在该案的再审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批示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指令,并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②

  行政批示行为属于内部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则其存在与失范之间的矛盾亟需行政自制加以防控。其实,行政批示作为机关负责人行使职权时表达其权力意志的外在形式与书面载体,对于弥补科层制的僵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疑是一种独特的行政本土资源。但同时也应当承认,批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惯例,远没有实现法治化、规范化,行政批示的失范充分表明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这与依法行政的理念相悖。研究行政批示这一具有本土特色的行政现象,将其纳入行政法秩序的治理范围并设置配套的规范制度,既有利于发挥其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充当润滑剂的正功能,提高行政效率,也有利于克服其缺乏约束的弊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一、行政批示的功能定位

  批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批示指国家机关负责人在其职权范围内针对下级所请示事项做出的书面指示,既包括抽象性批示和具体性批示,也涵盖党内批示和行政批示。本文所特指的狭义批示则是指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职权范围内,针对具体事件或案件做出的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书面处理行为[3]。这里的机关负责人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的正副职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囊括其中,是理论与实务的双重需要[4]。行政批示的存在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冲突,其具有的正功能恰是批示存在的正当性基础。然而批示也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消极影响。规范行政批示行为理当对其功能进行准确定位,这样才能在充分发挥其正功能的同时减少其负功能,以凸显行政批示的魅力。

  (一)行政批示的正功能

  行政批示对内部行政过程起控制作用。行政批示是行政机关负责人权力运行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批示隐含的是一种权力的运行,那么该权力从何而来?这种权力是由制度赋予的一种职务权力,批示作为负责人意愿的表达之所以能够作为权力运行的方式,根本原因在于相关制度赋予的力量。正是在制度和职务的作用下,负责人的个人意志才形成权力,基于权力而做出的批示,下级机关才必须执行。既然制度和职务赋予了负责人权力,那么制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组织法是行政批示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其解决了批示权力来源及正当性问题。中国《宪法》第86条和第105条规定了中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国务院组织法》第2条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2条进一步确认并细化了该制度。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首长在其所属行政机关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该行政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具有最高决定权并由行政首长向国家权力机关负个人责任的行政领导制度。在行政首长负责制之下,一方面行政首长享有机关中最高也是最终的行政权,另一方面行政首长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全部行为负领导责任。这种权力为行政批示提供了直接基础和支撑,行政批示在行政机关内部决策中发挥着决定性的控制作用[5]。如在一些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以及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做出之前,均需要得到机关负责人的批示意见,而该批示往往控制着行政执法的最终走向。总之,若将行政批示置于整个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观察,行政批示就是负责人个人意志转化为行政机关意志的过程,控制了整个内部行政程序的运行。

  行政批示对内部行政过程起着监督作用。这主要体现为上级对下级工作的监督,同时也是对负责人自身行为的监督。秦小建将批示类型化,参照批示的内容标准,将其分为决策型批示、程序型批示和情感型批示,决策型批示又可分为督促型批示和批准型批示[6]。督促型批示是领导通过批示督促下属及时解决一些重大紧急事项以及一些久拖不决事项。实践中一旦有了领导批示,一些迟迟拖延的事项便会得到快速解决,而且往往批示的领导级别与解决速度成正比。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没有批示也会出现问题,如果负责人将书面批示变为口头指示,既不利于传达,也会造成证据流失,给了一些违法违纪批示的负责人推脱责任的机会。行政批示的存在有效地反映出行政决策的大致过程,其作为一种特殊的书面材料,可作为了解事件真相、进行行政问责的重要依据。

  行政批示的灵活运用还能有效弥补科层制的僵化。这既有利于提高行政能力与行政效率,也有利于弥补法律法规的滞后与模糊。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科层制”,其基本特点表现为权力关系明确、等级层次分明,这种组织形式具有明显的僵化作用。从《党政机关公文条例》相关规定可知,公文不能越级上报,而批示的存在为上级领导下达指示留下了余地,通过行政批示程序,可以更好地消解层级森严所带来的严密性,消除特殊情况时层层上报或下达的冗余,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在法律滞后和模糊的情况下,由于组织法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概括授权,负责人在下达指示时倾注了自己的裁量权力,使得灵活快捷的批示有效填补了立法漏洞,也增强了行政机关的活力,提高其及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行政批示的负功能

  批示的存在既有客观基础,也有其正功能提供正当性支撑。然而,一旦批示不当或者批示违法,不仅给依法行政带来巨大伤害,而且容易走向人治而不是法治的道路。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批示的频繁使用也会削弱法律的权威,导致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形成对批示的依赖。

  批示本身的权力色彩浓厚,其恰当性往往依赖于负责人个人素质,容易被贴上人治标签。首先,做出行政批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负责人,意味着批示是权力的载体,不可避免地会沾上权力的色彩。由于中国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权力是由组织法概括授权,其自由裁量权极为宽泛,一旦运行不当,容易产生滥权现象。其次,批示是领导个人意志的体现,做出的批示正确与否依赖于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个人能力。如果行政机关负责人能力不够或是缺乏行政伦理,就会导致其所做出的批示质量低下,遮蔽了批示的正功能。当违法或不当批示被下级严格执行,依法行政演变为依批示行政,会让人们在法治的轨道上渐行渐远。

  批示的频繁使用会贻误救济时机,增加行政成本。一旦批示频繁使用造成刻板印象,现实中当群众遇到问题时,就会寄希望于行政机关负责人批示解决,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行政批示客观上产生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想要问题得到解决,就得找领导而不是法律,进而诱导民众上访。如果凡事都等批示,必然会耽误时间,降低办事效率。人民群众选择信访渠道来解决争议,既加重信访部门负担,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应该由法律来解决,而不是以批示为依据。

  批示为滋生懒政、怠政提供了生存空间。部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面对难题,不是积极面对,而是争相逃避、害怕担责,消极等待行政批示。长此以往,行政人员有可能养成不作为、慢作为、胡作为的工作习气,从而导致懒政、怠政。行政批示是行政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如果唯“行政批示”至上,无批示不作为,那么就是严重的懒政和庸政行为。尤其在处理涉及群众利益、涉及一些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时,既要贯彻落实批示精神,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在职权范围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开拓创新。

  二、行政批示的失范

  “失范”一词来自社会学理论,失范行为学也称为越轨行为学,主要研究各种越轨行为的产生根源、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影响的社会分支学科。行政批示的失范是指行政批示偏离法治轨道和原初设立的价值导向,而成为行政机关负责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工具的现象。

  (一)行政批示失范之表现

  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批示的形式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如何批,哪些该批哪些不该批,并没有一个规定。这导致批示形式不一、程序不同,从而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种为批示越位。具体是指批示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这里所说的权限是指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权力范围。这类批示对涉及事项缺乏调查研究,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处理问题,肆意干涉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务。

  第二种为批示缺位。在需要领导作出批示解决突发事件时,领导不作为导致批示缺位,间接损害了公民权益和社会权益;抑或是光批不示,出于故意或者疏忽而不透露批示者的真实意图,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语句来规避责任,典型的如“请按有关规定酌情办理”。甚至在特别的极端情况中,由于行政机关的各项考核压力大,部分工作人员在无行政批示的情况下,以不作为来逃避承担责任。

  第三种为批示错位。批示本可以解决互相推诿的不良工作作风,但现实中存在多方领导就同一事项作出不一样的批示,导致承办者无法执行。再者,即使批示依法做出,在执行阶段也会出现批示没有落实到位的情形。主要概括为三种原因:一是承办者主观态度敷衍和工作能力有待提升,以及客观不能执行的现实困境;二是一些承办者对于上级的批示呈消极态度,认为领导只会指挥、不了解具体情况,从而对领导和上级机关的批示敷衍塞责,不认真对待;三是部分承办者由于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完成领导批示的任务。

  (二)行政批示失范之原因

  法律规范的缺失是造成批示失范的主要原因。批示普遍存在于中国的行政生活中,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批示的形式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除前文所述的两份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之外,中国并没有对“领导批示件”的办理和管理进行过统一立法,地方各级政府对领导的批示件也均是自作规定。因此,负责人做出批示的程序很不规范,多数情况下是不经集体讨论、合法性审查、征求意见的,甚至仅凭领导的一句话就作出决定的情况时常有之。加之,行政批示在实践中更多的是作为行政术语而不是法律术语而存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对批示进行规制。

  科层制的现实基础造成人们对权力产生心理依赖。现代科层制模式与中国千年的集权传统造成权力上多下少,决策权集中于高层,导致下级只能按照行政批示执行,对批示产生依赖。一些地方政府面对违法行为长期不仅视而不见,有的甚至利用地方保护手段遮掩犯罪而罔顾国家利益,非要等到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并做出批示才履行职责。秦岭别墅案便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下达6次批示才将此事彻底解决。现实中还有更多的案例,许多都是在领导获悉情况后做出批示,有关部门害怕追究责任才履职解决问题。

  首先,批示“乱象”与中国部分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息息相关,也与中国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有很大的关联。有的领导干部漠视法律规则、以权代法;有的领导干部缺乏法律知识,不清楚自身职权范围,往往导致批示滥用,以致僭越法定职权。其次,公民受官本位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寄希望于领导干部批示为自己“伸冤”。再次,缺乏落实批示情况的反馈机制造成批示做出便无回音,其执行情况很少得到全程关注,使得批示的执行情况不详。

  三、行政批示内部监督机制的设计

  行政内部监督机制是通过一系列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和控制手段防止和纠正错误行政行为,最终实现保障相对人权益和社会公益免受非法或是不当侵害的一套制度机制。实践中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的设置较为多样,但根据行政批示的特点,对行政批示的监督应建立备案与公开制度、报告与检查制度、批示评估制度、内部责任追究制度等,从而对批示的失范加以规制。

  (一)备案与公开制度

  备案审查的目的在于检验批示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是为了预防因批示违法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重大批示导致决策失误,破坏行政秩序。同时,对领导批示进行备案也方便事后总结和追责之用。通过有效的备案审查,上级可及时发现并纠正批示件中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减轻问题批示件给行政秩序带来的负面影响。鉴于批示是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做出,备案的主体应当是上级行政机关,如此才能对负责人具有约束力。备案审查的对象以“实质性批示”(即涉及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为主,重点在于对“批准型批示”进行备案;同时,应对备案入库之前的领导批示进行形式上核查,对于符合形式要求应该盖章确认并将领导批示复印件进行备案;对于不符合形式要求的,工作人员应当补正。虽然相比司法审查的外部监督来说备案审查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监督, 但在权力机关监督不力、司法审查缺失、复议监督受限的现实中,确立对行政批示的备案审查制度,相较于把希望寄托在司法救济上,无疑更加务实和高效。况且,在中国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式的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这种自我规范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当然,备案审查属事后纠错,不能从源头上防止“违法批示”的出现。因此,必须要事后备案审查与事前控制相结合,一要明确规定行政批示做出的必经程序,二是在事后备案审查时应将行政批示是否履行了规定的程序作为审查重点。对不报、漏报、瞒报和不及时报等不按规定报备的情形分别设定单位和责任人明确的责任种类、追究主体和追究程序。

  公开是防止权力滥用最好的防腐剂,应探索建立备案工作与行政批示文件的公开衔接制度。目前批示文件仍属于“机密件”,这非常不利于批示的规范。对“实质性批示”应遵循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规则。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批示,应在政府信息公开网站设专栏予以公开。以此增强批示行为的透明度,消除批示的“神秘性”,让负责人的批示接受媒体、群众等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对于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批示,则应按照中国保密法和档案法的规定,进行密级处理。对“形式性批示”,因其仅为程序上的衔接环节,一般对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不会产生实际影响,故而没有对外公开的必要。负责人批示的公开是建设“阳光政府”的重要环节。

  (二)报告与检查制度

  应建立行政批示的报告与检查制度。目前部分省、市、县(区)针对如何落实负责人的批示做出相关规定,但并未对批示行为本身进行必要的规范。笔者认为,应确立本级行政机关正副职负责人重大行政批示应当向上级行政机关报告、本级职能部门负责人重大批示应向分管负责人报告的规定。同时,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做出的行政批示要进行定期检查,本级行政机关对内部职能部门负责人做出的批示要进行定期检查。只有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批示才适用报告与检查,否则无此必要。因为行政批示是体现行政负责人个人意志的权力行为,也是一种裁量性质的行为,而对裁量权加以约束属于行政权的自我控制,体现了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和进步性[7]。

  通过对批示特别是“批准型批示”的定期核查和不定期抽查,将领导批示质量进行量化处理。首先通过数据的收集,计算出领导做出的批示数量以及相应的行政案件败诉率的比例。同时,也应计算出领导做出的批示数量以及相应的信访案件发生率的比例。在数据采集工作结束后,将这两个比例进行横向比对与纵向比对。横向比对是指将这两个比例与平均比例进行比对,并得出考核排名优异者。纵向比对是指将这两个比例与该领导干部往年同期考核比例进行比对,以判断该领导理政才能、法治素养有无提高、法治意识有无增强。

  只有确立对行政批示的检查与报告制度,才能有效监督批示的做出,保障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建立健全批示的催办、督办、办理情况反馈制度,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机制。

  (三)批示的评估制度

  批示评估主要是指批示做出之后对所做批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评估以及在批示不当、批示违法追责过程中的批示责任评估。批示评估以事后评估为主,评估对象主要为特事特办等可能破坏既有行政秩序的批示以及针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做出的批示,评估内容则为批示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批示的评估标准主要基于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两大标准。合法性原则这里特指行政机关负责人做出批示必须要有法定的依据,符合法定的程序,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性权益的批示,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具体表现为批示主体合法、批示权限合法、程序合法以及内容合法。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合法的前提下,在行政活动中公正、客观、适度地处理行政事务的一项基本原则,具体表现为公平公正、正当裁量以及比例原则。监督部门应定期对备案审查的行政批示进行评估,形成长效机制,更好地规范行政批示的运行。

  同时,可将批示质量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批示是负责人在行使职权时,表达其权力意志的外在形式和书面载体。批示质量是领导理政才能、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的外化,可将批示质量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一方面,通过考核评价体系的激励作用,加强领导干部的自我约束与自我激励,达到规制领导批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考核和选拔优秀管理人才的一个重要渠道。

  (四)内部责任追究制度

  “权责一致原则”是建立内部责任追究制度的重要依据。从“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和“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等依法行政理念的提出,到中共十八大以后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及责任倒查机制”,中国明显加快了行政决策问责追究体系的建立,促进了问责程序的完善,使其制度化建设初具规模。

  哈耶克指出:“欲使责任有效,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责任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8]。因此,建立对违法批示应有的责任追究制度,首要在于破解机关负责人责任认定难题,明确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责任标准、归责原则、责任配置等内容。行政批示内部责任追究制度应针对批示主体与承办主体两个责任承担主体。在责任形式层面,鉴于机关负责人的双重身份及其政治地位,应考虑依法追究其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对于承办主体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则应视其职务定位而定。在责任标准层面,责任标准由责任形式决定。申言之,政治责任应采取无过错责任的责任标准,行政责任则应采取过错责任的责任标准。对于批示主体而言,应视责任对象而定。在归责原则层面,对于可能破坏既有行政秩序的批示,应适用结果归责原则。对于制度正常运行环节中的负责人批示,应以过错责任为认定标准。对于承办主体而言,一般以过错责任为认定标准。在责任配置层面,应坚持权责一致、过责相当的追责原则。若责任是由批示内容不当引致的,则应由批示主体承担主要责任,承办主体则相应承担过错责任。若责任是由批示执办不力引致的,则应由承办主体承担主要责任,并酌情追究批示主体的监督管理责任。进一步讲,若存在多个批示主体,则应以将第一批示主体认定为主要追责对象,对于其他批示主体则根据批示件内容与其职务的关联性进行责任认定。在职务关联性强弱难以判别的情况下,应认定各主体承担相同责任。

  在责任得以明确的基础上,可依托行政机关内部现有责任追究机制开展追责工作,严格按照责任认定结论,将责任准确地落实到个人身上。与此同时,还可考虑建立责任追究衔接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形成内外联动的责任追究体系,最大限度增强责任追究制度的震慑力与约束力。

  结 语

  行政批示在政治权力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其充当润滑剂的正功能,提高行政效率,有助于实现行政机关内部分工的督促和协调,具有一定的权利救济和示范导向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的规制,行政批示衍生出批示失范,具有负面的掣肘作用。在倡导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必须将失范的行政批示纳入法治的规制范畴。由于行政批示尚未上升为类型化行政行为,只局限于内部行政行为的范畴内,除了对行政相对人产生实质影响的个案批示之外,司法审查不能成为批示的救济渠道,从建构行政法秩序的角度讲,这就要求通过行政自制手段来予以规制。审视行政批示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将失范的批示现象纳入国家“善治”的框架之内,不仅对行政权的有序运行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依法行政也具有重大意义。

  [1]许同莘.公牍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68.

  [2]胡贲.领导批示:微妙技巧与传阅逻辑[J].共产党员,2010,(15):36.

  [3]王学辉.行政法秩序下行政批示行为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8,(5):76.

  [4]王学辉,林金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54.

  [5]王学辉.行政批示的行为法意蕴[J].行政法学研究,2018,(3):26.

  [6]秦小建,陈明辉.论行政法上的批示[J].政治与法律,2013,(10):75.

  [7]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J].清华法学,2008,(3):54.

  [8][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M].邓正来,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99.

  注 释: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有:“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据考证,秦始皇每天要批阅重达1石的呈文(1石大约有60斤),可见公文在当时政治秩序中的重要地位。参见霍蕴夫《中国古代公文的起源与发展》,载《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99页。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字第4732号行政裁定书。

  

作者简介

姓名:王学辉 雷 焱 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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