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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龙:触法行为干预与二元结构少年司法制度之设计
2017年09月15日 15:01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17年第20174期 作者:姚建龙 孙 鉴 字号

内容摘要:关键词:触法行为/少年罪错/保护处分/少年司法与英美法系国家在少年罪错(juvenile delinquency)①等概念引导下的独立少年司法体系相比,我国的少年司法尚未摆脱成人刑事司法的桎梏。而客观主义体现在少年司法领域,则意味着基于明确的犯罪构成要求,一个少年的行为一旦被认定为犯罪,则会面临着刑罚的严厉制裁,而一旦因为刑事责任年龄或其他因素的阻碍,被排斥在犯罪的大门之外,司法上并没有其他合理的干预措施能够对这些少年进行及时的矫治与帮助。其实,理论界关于少年司法的探索已有多年,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是从司法实践中的探索来看,我国目前仍无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司法与普通刑事司法区别不甚明显,同时少年司法的多项工作亦囿于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之中。

关键词:少年;刑事责任;刑罚;处分;犯罪;刑法;教育;保护;司法制度;参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面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司法干预的缺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似乎成为了一种最为快捷、有效的解决措施,诸多学者试图将更多低龄未成年人纳入刑罚非难的范畴中以期达到社会防卫之目的。然则,在问题的背后我们更应看到,此类少年之行为与其说是一种“恶”,毋宁说为一种“错”,我们更加亟迫的是尽快厘清以触法行为为代表的少年罪错之概念,构建以保护处分为核心的独立少年司法制度,在“宽容而不纵容”之理念引导下,通过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各项措施,于少年司法与普通刑事司法之间以“弃权”制度搭建一座桥梁,形成二元结构的少年司法制度,才能真正达到教育、感化、挽救之最终目的。

  关 键 词:

  触法行为/少年罪错/保护处分/少年司法

  与英美法系国家在少年罪错(juvenile delinquency)①等概念引导下的独立少年司法体系相比,我国的少年司法尚未摆脱成人刑事司法的桎梏。除《刑法典》第17条和第49条所涉及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规定外,其余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主要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和第34条所规定,包括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一般不良行为(第14条)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严重不良行为(第34条)两类②。对于未成年人的各不良行为或由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视为犯罪的行为。现有的干预措施仅为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收容教养及工读教育等,而对于符合犯罪构成意义上的未成年人之犯罪,则单纯比照成年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弊端便首先见诸于低龄未成年人恶性行为司法干预的问题上,“司法纵容论”的声音日渐鼎沸,随之而来的便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笔者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为一方良药值得商榷,其背后一元化的刑事司法格局更应受到反思。应该说,独立少年司法与普通刑事司法二元结构的确立亟不可待。

  一、触法行为:一个概念的界定

  触法行为之概念滥觞于日本,其《少年法》第3条第1款规定。交付家庭裁判所审判的少年包括三类:(1)犯罪的少年;(2)未满14岁的触犯刑罚法令的少年;(3)虞犯少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事法律仅调整符合犯罪构成意义上之少年犯罪,并不以“少年罪错”等概念对各类行为进行详细的划分,除犯罪行为外均仅以“不良行为”概而论之。如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少年罪错概念,可尝试将由少年实施的且需要引起司法干预的行为界定为少年犯罪、触法行为、虞犯行为与违警行为四类。③在此意义上,可以比照日本《少年法》,尝试性地将我国少年司法中的触法行为定义为因行为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视为犯罪,并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另外,触法行为概念的构建,还需清晰地界定其与少年犯罪、虞犯行为及违警行为的差异。

  首先,触法行为应区别于少年犯罪。少年犯罪由“少年”这一特殊主体实施,其行为业已违反刑法规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直面的处遇措施为刑罚。相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触法行为与少年犯罪在实质上均属于违反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鸿沟,而在法律性质与责任后果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为了更清晰分析此类行为,我们主张将那些因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与少年犯罪区别开来,并以新的概念——“触法行为”统称之。

  其次,触法行为应区别于虞犯行为。所谓少年虞犯,即从品性和环境来看,被认为将来有可能犯罪或触犯刑法规定的少年。其行为一般严重违背社会公德,与社会公众(准确地说是成人社会)对于少年行为标准要求相悖,但又不符合给予治安处罚等行政处罚的条件,例如逃课逃学、夜不归宿、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强索财物等。虞犯行为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身份罪错”(status offence)。但是与触法行为相比,绝大多数虞犯行为的矫治一般遵循“自愈”原则,尚不涉及国家行政权或司法权的介入。当然,对多次实施虞犯行为或者实施危险性较高虞犯行为的少年,非正式干预措施经常会出现失灵现象。在此情况下,也需要以经过完善设计的国家正式干预机制对其进行补位和保障。④

  最后,触法行为应区别于违警行为。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违警行为是指触犯了警察所维护的社会秩序的行为,其触犯的内容是有关警察权力、职责方面的法律规定,侵犯的对象是社会治安秩序而并非警察个体的人身权利。⑤我国与违警行为关联最密切的乃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如扰乱机关、公共场所秩序,盗窃、损毁公共设施等。鉴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少年司法中的违警行为一般是指14周岁以上少年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违警行为与触法行为类似之处在于二者均不属于违反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亦不受刑罚的制裁,但无论是在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的程度上,违警行为较触法行为而言明显更低,且在现行法律规定下对于违警行为通常适用警告、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措施。

  从世界范围来看。触法行为在英美法系国家属于少年罪错(juvenile delinquency)的一种,在日本属于少年非行的一种,在我国台湾地区则属于少年事件的一种。概言之,各国(地区)均把即便由少年实施、但按照普通刑法衡量也会被当做犯罪的行为拿出来,和少年的违法行为、一般社会越轨行为一起,由单独的少年法来规范和调整。这种犯罪与违法、甚至道德越轨行为的模糊化,并不是为了加重惩罚,而是淡化犯罪,强化教育。⑥因此,面对我国当前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高发,构建一种符合国情的少年罪错概念,并对触法行为做出合理的界定,对于司法的干预与矫治来说,既是必要的,又是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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