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佀化强:国体的起源、构造和选择:中西暗合与差异
2017年09月13日 09:46 来源:《法学研究》(京)2016年第20165期 作者:佀化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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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以“基督圣体”为摹本,西方中世纪至18世纪发展出以主权者为头部的“国家身体”神学政治。“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教义,决定了“国家身体”的二维构造及其特征。横轴上,代表头部的主权不可分割,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必居其一,混合制或三权分立被视为“多头怪物”;纵轴上,单一制被视为维持“一个身体”的正常国体,联邦制意味着身体割裂或畸形的“双头双体”。这不仅体现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之构造,还决定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三权分立和联邦制的恐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政治学”,与“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神学政治存在着惊人的暗合之处,但没有“身体大于头部”的神学政治观念,民初的国民不仅患有“共和民主恐惧症”,还患有更为普遍的“联邦恐惧症”,这或许决定了民初的国体选择。

  Modeling after Corpus Christi,a biblical corporeal metaphor,the political theology established the mystical state body with the sovereign as its head and its doctrine of "one body,one head and one spirit" determined a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state body.Horizontally,the sovereign as the sole head is indivisible and inseparable,either as monarchy,or aristocracy,or democracy,while the mixed state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were all deemed to be monsters with three heads.Vertically,unitary state could maintain one body,while federalism meant the death or the deformity of state body.This kind of political theology not only shaped the face and the structure of Hobbs' Leviathan,but also bred the French affection for the unitary state and abhorrence of federalism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I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there was a doctrine of political body similar to that of "one head,one body,one spirit" in the West.However,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western Medieval idea of the whole body over a part or head that fostered democracy and of Puritanism tha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xed state,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federalism,early Republic Chinese suffered not only from the phobia of democracy and republicanism,which caused the country to swing between monarchy and democracy,but also from the phobia of federalism,which determined China's choice of the unitary state.

  关 键 词:

  国体/政体/单一制/联邦制  state system/system of government/unitary system/federalism

  标题注释: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NO.106112015 CDJSK 08 XK 04)资助。

  有论者认为,德国学者阿尔布雷希特于1837年最先提出了“国家法人”概念,并将君主和臣民分别喻为人体的头部和四肢。①至于宪法学中的“国体”学说,加拿大学者布朗利声称,这是“日本历史上发展出来的一个最具有原创性的政治观念”。②还有学者认为,将国家喻为人体并赋予其生命,乃19世纪德国法学家基尔克、伯伦知理等人的“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发明。③

  然而,“国家法人”、“国体”以及19世纪所谓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至少在霍布斯那里就已系统化了。貌似巧合的是,与阿尔布雷希特采用的比喻一样,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有着人一样的身体: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一个‘人造的人’……‘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④同样,霍布斯也提到“国家法人”的概念,认为“国家体现在代表者身上只是一个人……主权者,也就是国家法人”。⑤

  其实,这一人体仿生政治学的画像“国家身体”,既非19世纪德国的发明,亦非日本的原创,更非源自霍布斯之手。准确地说,“国家法人”和“国体”、“政体”概念乃孪生姐妹,而其历史更为久远。以圣经文本中基督为“头部”的“基督圣体”这一画像为基础,西方中世纪至18世纪的神学家、教会法学家、政治家中的教权主义者和王权主义者,先后发展出以教皇为“头部”的“教会身体”和以国王或议会为头部的“国家身体”。“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教义,不仅证成了“头部之灵”或“头部理性”对各器官进行统辖的必要性,还决定了“国家身体”的二维构造:在横轴上,代表头部的主权者不可分割,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必居其一,混合制和三权分立则被视为“多头怪物”或“分裂的头部”;在纵轴上,单一制被视为“国家统一”,而联邦制则意味着“国家身体的割裂、国家死亡”。这不仅体现于霍布斯的利维坦,还体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体抉择上。然而,自中世纪末至宗教革命之后,清教反对将“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运用于教俗政治中,缔造了横轴上的混合制和三权分立,在纵轴上结出了联邦制之果。就我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政治学”,与基督教古老的神学政治存在着惊人的暗合之处,但由于未经历类似清教神学政治的洗礼和重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的民初二十年间,国民不仅患有“共和民主恐惧症”,进而导致共和制与君主立宪的更迭乱象,还患有更为普遍的“联邦恐惧症”,从而决定了制宪十年联邦制的失败、单一制的胜出。

  一、从基督圣体到国家身体

  圣经中有一神秘隐喻,即基督身体。其中,头部是基督,“身体只有一个……建立基督的身体……连于头部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以弗所书》4:4—6)。使徒保罗也提到了这一隐喻:“就如同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哥林多前书》12:12)。

  以此为基础,“基督圣体”成为中世纪教会政治的标准用语,教会被比作基督身体,基督是头部。在5世纪教皇信件中,教会被视为“基督圣体的头部”,⑥但是到了830年前后,奥尔良的乔纳斯主教写道,“普天之下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身体的头部”。⑦1264年教皇博尼费斯八世宣称,“教会作为一个神圣的身体,其头部是基督”。⑧阿奎那在其《神学大全》中强调,因其与人的自然身体十分相似,“整个教会被称为一个神秘身体……耶稣被称为教会的头部”。⑨即使到了16世纪,这一比喻依然盛行,如1579年朗圭特写道:所有人均承认,“基督是头部,而其成员都被凝为一体……教会被喻为一个身体”。⑩

  然而,在中世纪鼎盛时期,作为教会身体头部的基督,逐渐被教皇取代。1059年,红衣主教彼得·达米安宣称,罗马教会是基督世界的“头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提出,罗马教会是头脑,其他教会则是器官。(11)随着“教皇乃基督代理人”的观念在12世纪盛行,(12)“头部”从罗马教会、基督转移到教皇,仅一步之遥。法国主教明谷的伯纳德在谴责罗马人于1146年遗弃教皇犹金三世时,将教皇视为身体的头部:“愚昧的罗马人……你们让自己的首脑、让所有人的首脑遭受了损害。”至此,伯纳德改变了格里高利时期把罗马作为头部、其他教派作为器官的思想,从而将“教皇作为头部,基督教徒个体作为器官”。(13)相应地,“普天之下”这一名号迅速从教会转移到罗马教皇,正如12世纪法学家鲁菲努斯指出,“今非昔比,我们通常在信中将罗马教皇称为‘普天之下’了”。(14)将教皇主权推至巅峰的英诺森三世声称,如果把教会比作身体,作为身体头部的教皇享有绝对权威,而主教则是肢体。(15)此外,有着法学教育背景的教皇英诺森四世还引入了法学概念“虚拟的人”,(16)法学家使用的“虚拟的人”开始与“神秘的人”、“神秘的身体”同义。(17)

  与此同时,王权主义者也如法炮制,用世俗君主替代了教皇,用国家替代了教会。第一个将君主喻为国体头部的是英国主教萨尔兹伯利的约翰,他宣称,“国家的头部是君主”。(18)13世纪著名的罗马教会法学家威廉·杜兰德把君主称为“罗马教皇”。(19)13世纪后期的比利时哲学家戈弗雷声称,按照自然的安排,“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也是神秘身体的一个器官”。(20)14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卢卡斯·潘那的比喻至为经典:“君主是王国的头部,王国是君主的身体。在关乎灵魂的事情上,基督是这个共同体的头部。在关乎政治的事情上,该身体的头部是君主。”(21)英国的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写道,犹如自然之体,国家是“一个神奇的实体,它由一人统治,犹如头颅”。(22)伊拉斯谟沿用了前人的说法,“君主之于民众的权威,犹如大脑之于身体”。(23)英国著名法学家普洛登在其1571年出版的案例集中写道,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身体,另一个是政治身体,在这一“法人中,他和臣民相互融为一体,他是头部,他们是器官”。(24)以基督为头部的“基督圣体”,经由以教皇为头部的“教会身体”,最终演变为以世俗主权者为头部的“国家身体”。

  在这一以国王为头部的神秘身体中,社会各个阶层分别被喻为不同的器官。在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信中,普鲁塔克比喻说:君主和诸王是至高无上者,相当于“活的身体的头部”;从君主那里分出具体机构,“犹如外部的肢体”,执行从人的大脑发出的行动指令;爵士和贵族就是“手臂”,正如一个人的肢臂承受劳苦一样,“他们要承担维护君主的法律和政策之重负;他们也是手,应当拨挡一切有害物和无用物”,其他阶层的人就像“胃腹、脚、足”。(25)萨尔兹伯利的约翰比喻称:“国家的头部是君主……心脏是议会……法官和地方主政官是耳朵、眼睛和嘴;官员和士兵是手……两足对应的是农民。”(26)在中世纪法国著名女作家比赞的笔下,贵族和骑士为政治体的手臂,普通臣民为胃腹、腿和足。(27)其实,从词源学来看,器官也对应着国家职能机构,如在英语中,军队“army”源于手臂“arm”,而“arm”兼有武器的含义。

  作为头部的国王,还被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家喻为国家医生,“治国如治病”。(28)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比喻说,政治身体的疾病应当由君主根据时机,“望、闻、尝以确定相应的医治方案”,然后将良药送入牙齿(即枢密院)、肠胃(大政议会)和肝脏(司法机构)。(29)这一诊断权,其实就是后世宪法学中紧急状态下的“决断权”。例如,在英国1637年的车船费一案中,大部分法官认为,当国家处于紧急的危险状态时,“是否存在这一危险以及何时、怎样防止这一危险,国王是唯一的判断者”。(30)其逻辑基础,正如法官威廉·琼斯所示,国王作为“身体的头部”和大脑,当然独享这一决断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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