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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辉:刑事诉讼程序中常用制度简介
2017年10月16日 09:25 来源:《平等地对待权利——基层普法初级读本》 作者:刘 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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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侦查阶段的告知主要是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以及检察机关侦查人员等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主体在侦查活动中,依照法律规定,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及被追诉的相关事实和理由的行为。尽管未决羁押替代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实际羁押,达到羁押的预期目标,但未决羁押替代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酌定不起诉制度,是指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分析考虑后,认为不需要将案件提交司法机关审判时所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所依据的规范体系。公诉变更制度是调整在法院审理公诉案件期间,检察机关由于发现新的情况或者基于新的认识,主动提出或者应法院的建议,而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和犯罪事实予以修改、补正、追加或撤销指控,从而调整审判范围或者终结审判程序的诉讼行为规范。暂予监外执行则是刑事变更执行中与减刑、假释相并列的一项刑事变更执行制度,它是行刑社会化、效益化、人道化的综合体现。

  【中文关键字】刑事侦查;未决羁押替代制度;酌定不起诉;公诉变更;暂予监外执行

  【全文】

  引 言: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在现代诉讼制度下,法律为犯罪嫌疑人确立了一系列的诉讼权利。这些权利根据其性质和作用可分为三种:一是防御性权利,指被追诉人为对抗追诉方的指控、抵消其指控效果所享有的权利;二是救济性权利,指被追诉人对国家专门机关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专门机关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权利;三是推定性权利,指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中推出来的权利,如不受刑讯逼供的权利,获得法院独立、公开和公正审判的权利。 根据有关的国际公约,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主要有:无罪推定的权利,包括沉默权、知悉权、辩护权、免受不合理拖延的权利、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免费获得翻译帮助的权利、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取消强制措施权与保释权。

  一、刑事侦查阶段的告知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告知,是指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时,依法履行的对被追诉对象的合法权利以及与刑事诉讼有关的事项、信息予以提示、告知的诉讼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享有不同的诉讼权利以及相应的诉讼利益,因此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的专门机关应当依法将本诉讼阶段的诉讼权利及相应的诉讼利益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告知规则因诉讼阶段而异。 侦查阶段的告知主要是指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以及检察机关侦查人员等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主体在侦查活动中,依照法律规定,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及被追诉的相关事实和理由的行为。同时基于诉讼透明性和诉讼民主性的需要还包括对一些相关信息的告知,而这些信息与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从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对犯罪嫌疑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侦查机关如果不尽告知义务,其后所收集的证据要么不具有可采性,要么程序将归于无效。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侦查机关不履行告知义务时将会有何种不利后果。实践中,侦查机关为了自身诉讼利益的需要,其告知义务的履行往往被有意识地忽视。 我们强调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同样,我们更加希望这种真相是在嫌疑人充分行使自己权利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案件事实。如果一味地为了破案率而追求事实真相,通过限制甚至剥夺嫌疑人的权利行使来发现真相,那么这种案件事实不符合刑事诉讼的本质,同样也不符合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案件结果可能使得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这就完全背离了我们发现案件真相的本源。要想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基础上发现案件真实,必须确立告知规则,使犯罪嫌疑人可以和侦查人员在形式上形成平等的地位。可见,无论是惩罚犯罪、实现实体公正还是保证犯罪嫌疑人人权都必须确立告知规则。

  侦查阶段主要是为了证实、揭露犯罪以及为以后的审判阶段做准备。侦查阶段的秘密性也决定了犯罪嫌疑人并非需要知悉所有的信息,同时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告知的内容应限定在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方面,具体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以及隐私等权利方面,因为这些权利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受国家追诉过程中能够获得公正待遇的基本条件。 告知到何种程度以及以什么样的程序告知,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的重大问题。因此在确立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规则时,应当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原则,以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款作为指南,并参考他国的先进经验,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侦查机关告知规则。

  二、未决羁押替代制度

  未决羁押是指在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生效之前,侦查司法机关依法暂时限制或剥夺未决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定保全措施、强制措施或与其相应的结果、状态。顾名思义,未决羁押制度就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未决羁押的适用条件、程序、羁押期限、场所、羁押救济程序以及被羁押人权利和待遇等一系列规则的总称。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三款规定:“等待审判的人们被置于羁押状态不应当是一般的原则,但是释放时可以附加担保在审判时或司法程序的其他阶段出庭或者在案件需要的情况下执行刑罚时到场的条件。

  因为未决羁押不是为了惩罚或制裁,而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能够及时、顺利进行的暂时性措施,所以替代羁押的措施的广泛适用就体现了未决羁押替代措施不是赋予被羁押人自由,而是归还其当然的自由权利,限制了公权力对个人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的威胁,保障了个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控诉机关的独立、自由的地位,从而实现程序的正义,最终保障了其人权的实现。 尽管未决羁押替代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实际羁押,达到羁押的预期目标,但未决羁押替代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虽然大多数国家在设置未决羁押替代制度时,首先把未决羁押替代制度看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法定权利,如英美国家的保释制度,但是,这种权利绝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它仍然隐含着促使被告人在规定日期到庭接受审判的强制性因素。比如,在保释制度中,一旦被保释人违反保释规定,就有可能被取消保释,重新被羁押。 目前我国仅有留置性羁押的替代措施——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未能形成全面、完整、系统的未决羁押替代制度,特别是我们未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释制度。

  1997年,我国修改了《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保障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尽管在司法实践中程序正义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是,面对“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未决羁押仍被作为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工具大量使用着。尽管《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了一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但在实践中较少应用,或作为变相羁押的措施加以运用(比如监视居住),或作为羁押期限届满时的备用手段加以使用。从现状来看,侦查人员素质较低、装备简陋、技术落后以及争夺部门利益、官僚机关人浮于事等问题导致了侦查机关无法收集充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只能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就成了获取口供的重要方法。

  我国的取保候审与国外的保释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羁押而将其释放;比如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放时都要求其提供必要的保证等等。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在价值取向上,保释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利为价值取向的,而取保候审则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其次在理论基础上,保释制度以无罪推定为理论根据,而取保候审的理论基础是打击犯罪和有罪推定;最后从功能上看,保释制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权利的一种制度,而取保候审制度是比拘留和逮捕缓和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所以说,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制度相去甚远。

  三、酌定不起诉制度

  所谓酌定不起诉制度,是指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分析考虑后,认为不需要将案件提交司法机关审判时所做出的一种不起诉的决定。设立酌定不起诉的立法本意,主要是从诉讼经济的角度出发,通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以有效节约诉讼成本。同时设立酌定不起诉制度也是顺应当今国际上兴起的非刑罚化潮流,与刑法的谦抑性要求相配合的具体体现。 随着人类刑罚史的文明进程,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已经成为全球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相应的,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探索酌定不起诉制度新的发展方向,主要着力点就在扩大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犯罪,使犯罪人能够更快地复归社会,有效地降低再犯率,毕竟“刑罚是一种拘束自由的重大痛苦,其自身并非理想,而是不得已的社会统治手段”。

  酌定不起诉制度针对的是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即,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需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的案件依法进行全面审查后,根据审查情况将做出如下三种处理决定:第一,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采法定不起诉制度;第二,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审查后发现仍然没有完全满足起诉标准的证据时,采证据不足不起诉制度;第三,在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满足了我国刑法所要求的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经过人民检察院对案件的分析裁量,认为该犯罪嫌疑人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情形时,采酌定不起诉制度。因此,酌定不起诉的案件同提起公诉的案件就这一方面而言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即,都要以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需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为适用前提。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只是一般违法行为或者根本不构成犯罪,就属于法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无须考虑适用酌定不起诉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依照法律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是适用酌定不起诉制度的一项既定条件,但是统观刑事法律规定,仅在《刑法》第37条有所体现:“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刑事诉讼法》将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范围内,并且案件范围也仅限在“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况下,同时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时也适当参考了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主观意识、环境、犯罪后的态度等等情况。该制度作出如此规定的初衷在于,我国刑事诉讼酌定不起诉制度在适当采用起诉便宜主义的基础上,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性,防止司法擅断。但是随着司法改革进程日益深入,并且在世界其他国家酌定不起诉制度先进经验的影响下,立法机关逐渐认识到我国现行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在很多情况下将一些法律规定以外的犯罪情节并不严重的行为人拒之酌定不起诉门外,不能真正体现诉讼经济原则,也不符合其适用范围日益扩大的世界潮流。

  酌定不起诉制度本质上是检察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检察人员根据刑法的规定并结合自身的职权斟酌处理案件,并且由于采用酌定不起诉制度的法律效果是在程序上对案件的终结,检察机关在作出该决定时是否能够正确运用裁量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对酌定不起诉监督机制进行完善。当然,加强对裁量权的监督并不与我们目前强调扩大检察机关裁量权的适用范围以满足轻刑化的刑事发展要求的规定相冲突,因为前者强调的重点在于扩大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而后者强调的重点则是在制度设计上保障酌定不起诉决定的作出能够体现较好的社会效果,并且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酌定不起诉制度的诉讼价值。 就目前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监督机制来看,存在监督主体单调、公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都体现出对酌定不起诉制度的社会监督机制较弱。而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监督机制的薄弱可能会带来司法腐败问题,无法保证酌定不起诉决定的客观与公正,导致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无法真正得到实现。

  四、公诉变更制度

  公诉变更制度是调整在法院审理公诉案件期间,检察机关由于发现新的情况或者基于新的认识,主动提出或者应法院的建议,而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和犯罪事实予以修改、补正、追加或撤销指控,从而调整审判范围或者终结审判程序的诉讼行为规范。 公诉变更包括公诉的改变、公诉的追加和公诉的撤回。按照公诉权行使的特质的不同,可将公诉变更分为积极的公诉变更和消极的公诉变更。 积极的公诉变更包括公诉的追加和公诉的改变。 消极的公诉变更是指公诉的撤回。

  我国的公诉变更制度是以检察机关享有公诉变更权为主导,法院享有变更指控罪名权、撤回公诉审查权和公诉变更建议权为补充构建的模式。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65条关于延期审理的规定中包括“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第166条和第168条第3款分别就补充侦查时限和法院补充侦查案件重新计算审限作出规定。鉴于补充侦查后新发现的事实和证据有可能导致公诉变更,因此,补充侦查可能推导出公诉变更。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我国关于公诉变更的直接规定还是空白,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公诉变更难以有效使用。为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解决公诉变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从不同角度对公诉变更问题作出了规定。

  追加公诉、改变公诉都是公诉机关要求审判机关对变化后的被告人或犯罪事实继续依法审理并作出有罪判决,是刑事追诉权的积极行使,因此二者被称为积极的公诉变更。 积极的公诉变更可以区分为四种情况:(1)对事实的变更,包括对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对定罪量刑有意义的其他案件事实的改变,如按盗窃罪事实起诉后,又增加贪污罪事实;又如起诉认定盗窃一次,发现新的事实后增加为盗窃两次。(2)对法律评断的变更,包括对起诉指控的罪名和适用法律的改变。如贪污罪改受贿罪、盗窃罪改销赃罪等。(3)对被告人数量的变更。如发现漏犯,进行追加起诉,或者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共同被告人中有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而撤销对其的指控等。(4)对程序的变更。如在发现新的情况下不宜由原受诉法院审理时,要求改变管辖,由其他法院重新受理。 积极的公诉变更虽然是一种错误矫正机制,但容易侵犯被告人的防御权。因为,检察院起诉指控的对象也是被告人辩护防御的对象。如果变更了指控的对象,而被告人对此毫无防备,那么必将侵犯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各国都规定检察机关变更公诉后,法官应给予被告人进行辩护的机会,被告人有权向法院申请给予必要时间以准备辩护,必要时得中断审判,法院有义务向被告人告知其享有该项权利。

  撤回公诉可以是部分(被告人或罪行)撤回,也可以是全案撤回,其实质是对旧诉的范围的压缩或旧诉的消灭。撤回公诉并不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目的,更多的是公诉机关自由裁量权和保护人权的有力表现,是刑事追诉权的消极行使,因此被称为消极的公诉变更。 只有进行合理的时间限制,公诉变更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价值。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检察机关可以提出公诉变更的请求。原因有二:其一,此时法院尚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无从对变更公诉的要求适当与否做出实质性判断;其二,此时变更公诉,尚未对各诉讼参与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法院应当按照检察机关的请求,收回已经送达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起诉书,中止庭前准备工作,从新的起诉书收到之日起重新计算审判期限在开庭以后至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公诉变更,法院应当准许,并决定延期审理。

  五、暂予监外执行制度

  刑事变更执行是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执行中的重要内容,暂予监外执行则是刑事变更执行中与减刑、假释相并列的一项刑事变更执行制度,它是行刑社会化、效益化、人道化的综合体现。 随着法治的进步、刑事理念的发展,保障犯罪人权利、提高犯罪人处遇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对于在刑事执行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的犯罪人给予特殊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社会理念的应有之义,但这无疑会与有限的行刑资源产生矛盾,而暂予监外执行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暂予监外执行问题的研究与完善,对于保障犯罪人权益,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促进刑事执行体制的完善以及刑事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2200A(XXI)号决议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暂予监外执行充分体现了我国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根据暂予监外执行的三种情形和我国目前监狱的条件,将患有严重疾病、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继续关押在监管场所内执行刑罚,显然不利于罪犯的身体健康权以及未受刑的婴儿的权益。但是,这些人又确实触犯了刑律,必须执行法院的有罪判决,否则有失法律的尊严。暂予监外执行这一刑罚变更执行方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即将那些符合法定的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放到社会上执行,由其家属或亲友予以照顾,使其能得到较好的医疗和生活,同时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管,以维护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刑罚本身与人道主义理论并不矛盾,刑罚是从其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中产生全部威力,刑罚的确定性比严厉性更有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 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是法定的,《刑事诉讼法》从正反两方面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的三种情形:(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除此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情节作为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否则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同时,该条还规定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禁止性条件:即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另外,对于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必须有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的证明文件,证明罪犯所患疾病符合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0年12月31日印发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的规定,并有适当的具保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批,才可适用暂予监外执行。

  《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及时收监。”这表明行刑方式的变更只是暂时的,不具有永久性。暂予监外执行并非刑罚的消灭,只是因为罪犯出现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而临时变更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的变通执行方法,一旦这种执行出现了新情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不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时,如疾病痊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的;怀孕妇女的孕期、哺乳期已满的;骗取暂予监外执行的;严重违法或者重新犯罪的等,且刑期未满,就应当对其收监执行。 根据法律规定,除骗取暂予监外执行外,监外执行的期间应当计算在刑期之内。暂予监外执行仅仅是对刑罚执行场所和执行方式的变更,不涉及对原判刑罚的改变,并不改变罪犯的身份,仍然是对刑罚的执行。尽管执行的方式由监禁人身自由的收监服刑变更为非监禁人身自由的狱外执行,但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仍由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理监督,罪犯也必须遵守相关规章制度,不得违反监外执行的规定,其刑罚仍在执行之中。因此,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就具有了与监内执行相同的法律效力,监外执行期间就应该计算在刑罚执行期限之内,这也是由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性质所决定的。

  结 语: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

  由于在罪犯改造、行刑资源节约方面的优势,社区矫正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得到国际刑事法学界的推崇。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了相关试点工作,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对社区矫正作了制度界定,即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该通知还明确了我国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由此可见,通知所规定的社区矫正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并且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在监管场所以外执行刑罚的方式。

  【作者简介】

  刘辉,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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