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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磊:米兰达规则五十周年的纪念与省思
2017年08月31日 13:57 来源:《比较法研究》(京)2016年第20166期 作者:刘 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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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米兰达判例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已经在个案中解释了1791宪法修正案中“不自证其罪”及“正当程序”条款的基本内涵,但其所采用“震撼良知”这一标准仍然存在漏洞,导致人权保护的力度有所不足。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以“一次一案”方式对警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逐案审查,通过马普诉俄亥俄、吉迪恩诉温瑞特、埃斯考贝多诉伊利诺伊等数个案件,宣告了沉默权、律师会见权、警方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正当性。关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五修正案进行了“造法性解释”,在1966年米兰达案明确宣示了沉默权、聘请律师辩护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诸多权利,该案因此也成为检验警察讯问的法治标准。在后米兰达时代,讯问规则发生了演变,米兰达规则有时被部分扩张适用,有时则被限制适用。正反两种立场进行了交锋后,最终米兰达规则成为美国司法文化的一部分。“一次一案”与“就事论事”的司法审查传统值得我国借鉴,有利于反思欧陆法学思维,亦有利于通过司法个案推进人权保护。

  Prior to Miranda Rules,the standard of "shock conscience" by Supreme Court can not solve all the problems of custodial interrogations although the Court had interpreted the meaning abou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and "Due process of law" in Constitution Amendment which enacted in 1791.In the 1960s,Warren Court began to focus on the legality of custody interrogations case-by-case.The court made final decision(decisions) on defendants' rights such as silence,lawyer presentation when clients were interrogated,exclusionary rule when interrogated in police house and those rights had been the touchstone on review police illegal conducts.On epoch of post-Miranda,the rule of custody interrogation had been changing in different cases by Supreme Court,sometimes partly expanded and sometimes constrained.After different opinions confronted,Miranda Rules finally became the judicial culture of United States and recognized by American society.The concepts of "one case at a time" from ease law may have good values for China since American tradition of Judicial Review is so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legal reasoning methods.If mixing rigid rules with soft rules on custody interrogations,the court can review police conducts more effectively than before.

  关 键 词:

  沃伦法院/震撼良知/米兰达规则/不自证其罪/一次一案/Warren Court/shock conscience/Miranda rights/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one case at a time

  标题注释:

  本文是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程序法的功能研究”(项目批准号:12CFX044)的研究成果。

  “我们不为大多数人服务,我们不为少数人服务,我们只在宪法和良知的指引下,为我们所见到的公共利益服务。”

  ——厄尔·沃伦

  在当代刑事诉讼发展史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的米兰达判决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①对于当代法学院的师生而言,几乎无人不知晓米兰达规则。虽然,被告人米兰达最终重审后再次被定罪,②但是该案第一次宣告了刑事被告人侦查讯问时拥有多项救济性权利,例如申请律师在场的权利、获得免费律师辩护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申请排除违法言词证据的权利、放弃米兰达规则需明知且自愿等。③米兰达判决不仅影响到美国联邦与各州的刑事司法,亦漂洋过海影响到其他文明国家侦讯法制的变革,该案例因此也被视为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时代里代表性案例。50年后,如果我们能够重新解读米兰达判决的前后演变历程与法理争议,进而探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造法性解释的利弊得失,或许对变革中的中国刑事诉讼实务界以及法律解释学、法教义学盛行的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界,具有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美国侦查讯问的正当程序革命历程

  没有沃伦法院,也许就无米兰达规则。虽然,根据1791年美国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条文,即任何人均有“不得强制自证其罪”权利以及“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以及聘请律师的权利。但是,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条款毕竟是较为抽象的条文,在个案中如何适用一直未有清晰明确的标准。例如,对于“不得强制自证其罪”是否包括沉默权以及警方的告知义务,侦查、起诉阶段嫌疑人律师援助的具体内涵,警方违反第四、第五修正案获得的供述是否应当被排除证据资格,在米兰达案判决结果之前,诸多的争议问题仍然迟迟未决。传统上,美国最高法院通常只是“一次一案”式地逐案进行审查,不承担制定完整、系统的警察执法规则的义务。总体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刑事诉讼革命之前,法院通常只保护嫌疑人的基础性权利,除非警方讯问行为恶劣,否则推定合宪。米兰达判决对以往的审查标准进行了重大修正,最高法院将嫌疑人被侦讯时的自由意志情况作为判断的主要因素,强调警方讯问之前要履行告知沉默权、律师辩护权利的义务,否则排除供述。在沃伦法院刑事程序革命完成之后,其后的伯格法院(Burger Court)与伦奎斯特法院(Rehnquist Court)又对米兰达规则进行了修正与限缩,最终构建起相对严整的警察讯问规范。

  (一)革命前夜的警察讯问:只有侵犯“基础性权利”的讯问才被视为违宪

  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非法取证对警方办案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不仅可以迅速破案,而且符合当时的警察文化并为社会主流价值所认可;另一方面,美国非洲裔公民的民权运动尚未真正开始,所以法院对减少与消除刑事司法中的种族歧视一时难有大的作为,虽然警察凌辱刑讯非裔嫌疑人的情形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白人主义至上的一些南方州),但法院却一直未能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制裁规范。在米兰达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对警察强制讯问的审查相较宽松。除非讯问严重影响公正审判或违法手段恶劣至“震撼良知”(shock conscience)程度,否则法院通常认可警方取证的合法性。不过,最高法院仍然在个案中确立了“震撼良知”与“基础性权利”的判断标准,其实只是以较狭窄的标准来审查讯问行为,仅仅是在一些个案中排除违法供述。例如,在1936年的布朗诉密西西比州一案中,白人警察对涉嫌谋杀罪的非裔嫌疑人进行酷刑拷打,州法院认可刑讯供述并宣告有罪判决,案件最终经最高法院审查后,多数派法官认为该案中警察野蛮拷打取证行为已经构成了“强迫”(coercing)自证其罪,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因此推翻了州法院判决。④1944年,在阿什克拉夫特诉田纳西州一案中,警察对嫌疑人进行了长达36小时的疲劳讯问,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后认为警方36小时讯问且剥夺了嫌疑人睡眠、饮食权利的行为已构成强制讯问,因此警方获得的供述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应当排除供述证据。⑤1945年的马林斯基诉纽约州一案,对于警察强迫嫌疑人脱光衣服逼取供述的行为,最高法院认定警察行为侵犯了嫌疑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判决警方的取证手段违法。⑥1952年的罗琴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中,因嫌疑人将毒品吞入胃中,警察将嫌疑人强制带到医院通过强制其服用催吐剂方法最终从嫌疑人胃中取出胶囊装毒品,最高法院判决警察取证方法违反正当程序,警方强制取证行为“震撼良知”,应当排除物证。⑦

  总体观察,在20世纪60年代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到来之前,最高法院一直是谨慎地依据宪法条款来审查警方的讯问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一次一案”逐案审查的司法传统。⑧但是,对于警方并非恶劣或震撼良知的讯问行为,如果法院均认定其合法性,势必出现宪法权利保护上的真空或漏洞。因为,警方除了刑讯逼供、疲劳审讯、恐吓威胁等恶劣行为之外,能够通过各种非强制的讯问方法获取有罪供述。假设警方通过线民、狱侦耳目、诱捕侦查、秘密窃听、催眠讯问等并非恶劣的侦查方法来获取嫌疑人供述,如果法院均认可警方取证的合法性,不仅会使无辜者迫于警方压力而错误认罪,最终导致冤案产生;亦会使宪法条款中的“正当程序”、“不得强制自证其罪”沦为空洞化的纸面权利。毕竟,警方“震撼良知”的刑讯逼供行为在全部违法取证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对于其他非恶劣的讯问行为能否适用于宪法第五、第六以及第十四修正案,在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到来之前,一直未能有清晰明确的答案。

  (二)米兰达案判决:美国讯问程序变革的真正开始

  1.讯问程序革命的序幕:米兰达案之前的判例铺垫

  米兰达案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在“马普诉俄亥俄”等判例中确立了一些警方执法规范。1961年,最高法院在马普诉俄亥俄案中判决“警方违法搜查住宅获取证据的侦查行为违反了宪法正当程序”。⑨在1961年的雷克诉佩特一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对于低于正常智商的被告人,警方对其关押八天获取供述的行为违宪。⑩在1963年著名的吉迪恩诉温瑞特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重罪案件中的所有贫穷被告有免费获得政府指定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否则一审审理程序因无律师参与而违反宪法正当程序条款。(11)在1964年的马洛伊诉霍根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宪法第五修正案“不得强制自证其罪”的规定适用于各州。(12)而在1964年的“埃斯科贝多诉伊利诺州”一案中,嫌疑人向警方主张律师在场权被拒绝后,律师到警局后要求会见嫌疑人亦被拒绝,最高法院认为该案警方行为侵犯了嫌疑人宪法第六修正案中的律师援助权利,将案件发回重审。(13)

  但是,上述判例仍然未能在警方讯问行为合法与非法之间划出一条清楚而明确的界限(bright line),反而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14)例如,最高法院在马普案所排除证据的范围只是限于“非法搜查私人住宅”,并未论及警方拒绝告知律师辩护权所获得的供述是否被排除的问题;吉迪恩案判决只论及被告人庭审中有免费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但是对侦查讯问阶段政府是否应当为嫌疑人指定律师问题未提及;在雷克诉佩特案与马洛伊诉霍根案中,警方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数天羁押与疲劳讯问),而米兰达案中警方却并未有任何明显的违法行为,只是未告知沉默权,讯问全程中也没有任何刑讯行为,既然警方的行为不构成强迫供述,所以不应当适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此外,与埃斯科贝多诉伊利诺伊州一案不同的是,讯问前嫌疑人米兰达并未要求聘请律师(埃斯科贝多却明确要求律师在场),能否将埃斯科贝多案类推适用于犯罪嫌疑人无意识或无力聘请律师的案件,仍然无定论。

  2.美式“司法能动主义”与米兰达规则的确立

  1966年,最高法院受理米兰达的上诉后,经过前后五轮的开庭听证,最终以5∶4的微弱多数确认了侦查讯问中嫌疑人所应拥有的组合性权利:沉默权、警方告知沉默的义务、告知聘请律师的义务、政府为贫穷被告人指定律师的义务以及申请法院排除非自愿供述的权利。(15)米兰达案的最终判决,可被视为上述多个判例的“权利集合”,同时也可被视作吉迪恩诉温瑞特等案判决的“权利升级版”。(16)

  米兰达案判决之所以在当代刑事司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要原因有:(1)如何审查判断嫌疑人陈述的自愿性与意志自由,最高法院采用了新的司法审查标准,首次将“心理强制”也视为强制讯问的方法,(17)并且要求警方讯问前履行权利告知义务,这一新标准史无前例,在当时的美国警界如同惊雷一般。(18)(2)虽然,在米兰达判决生效适用的初期,该判例曾经饱受警方、总统、政府部门、媒体的批评甚至讥讽,认为最高法院给警方带上了手铐。(19)很多学者也认为,米兰达判决所赋予嫌疑人的组合性权利,意味着由最高法院为执法机关制定了“警察讯问规范”,法院将会角色错乱地成为警方执法的监管者。(20)但是,在所有刑事诉讼判例中,米兰达判决对当时的执法机关而言无疑是最具冲击力的判例,促使执法机关调整讯问策略与讯问方法来遵守宪法判例。虽然,后来判例的演变过程中曾经出现一些波折,但美国刑事司法历史最终印证:刑事执法机关经过数年的调适,逐渐接受甚至欢迎米兰达规则的存在。(21)米兰达规则对世界刑事诉讼程序的法治化进程,可谓是意义深远。(3)通过个案中的法条解释,美国宪法解释学逐渐在美国法学院内成为显学,并最终成为全世界宪法领域的典范。米兰达判例体现了美式宪法审查中的“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也可被视为制定法内“造法解释”(law-making interpretation)方法的典范。(22)相较部门法立法条文,宪法条款往往相对抽象,法官如何审时度势地将宪法中的“睡眠权利”通过判例转化为具体权利,这亦是美国法官与学术界面临的法理困境。在1960-1966年间,随着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运动的不断推进以及国际冷战局势的变化,最高法院开始审时度势,为警方讯问制定相应的讯问规则。在美国独特的司法审查传统下,当法治气候形成后,亦会产生法院造法性解释的社会期待,而且除最高法院之外似乎再难找到更合适的担当造法性解释的部门。最高法院原本一直期待各州能够及时立法保护嫌疑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但各州一直迟迟未动,最终由最高法院通过法内造法解释的判例实现了部分个案正义。在米兰达案判决书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对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强制”(compelled)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扩张解释,将警方心理强制方法获得的供述予以排除。判决书多数意见亦认为,当警方讯问前不告知沉默权与律师辩护权利时,犯罪嫌疑人因承受心理压迫造成意志不自由,因而所作的陈述是非自愿的,警方在运用心理强迫方式获取供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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