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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论规制自杀关联行为的刑法完善
2018年06月15日 13:24 来源:《法商研究》 作者:刘仁文 字号
关键词:杀人罪;教唆;刑法;帮助;被害人;嘱托;死亡;立法;被告人;自杀关联行为

内容摘要:本文倡导自杀关联行为刑事立法的分置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克服并合模式的缺陷,而且有利于形成故意杀人——受嘱托杀人——教唆、帮助自杀这一更加合理有序的杀人行为类型群,同时还能更好地服务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一、自杀关联行为刑事立法的两种模式广义的故意致人死亡行为表现形式多样,除了直接实施杀害行为的一般杀人,还存在受(被害人)嘱托杀人、教唆自杀、帮助自杀等行为方式。分置模式,即在刑法中分别规定故意杀人罪(有的还区分谋杀罪和一般故意杀人罪,甚至谋杀罪里又区分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等)、受嘱托杀人罪、教唆自杀罪、帮助自杀罪,或者将受嘱托杀人、教唆自杀、帮助自杀作为区别于一般故意杀人的特殊罪状在刑法中进行规定。

关键词:杀人罪;教唆;刑法;帮助;被害人;嘱托;死亡;立法;被告人;自杀关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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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按照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务如何处理一般杀人行为与自杀关联行为二者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置模式和并合模式两种模式。其中分置模式往往对自杀关联行为规定了独立的罪名,或独立的罪状。我国刑事立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务事实上采取了并合模式,即无论故意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方式为何,均以故意杀人罪论处。这种并合模式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有紧张关系、不利于维护罪刑相适应原则等缺陷。本文倡导自杀关联行为刑事立法的分置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克服并合模式的缺陷,而且有利于形成故意杀人——受嘱托杀人——教唆、帮助自杀这一更加合理有序的杀人行为类型群,同时还能更好地服务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

  【关键词】故意杀人;受嘱托杀人;教唆自杀;帮助自杀;立法模式

  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具有特殊性,表现在罪状描述比较简单,没有明确规定受嘱托杀人以及教唆、帮助杀人等情形。近年来学界对于教唆、帮助自杀的定性及其可罚性问题的持续讨论使得自杀关联行为与故意杀人罪的关系成为一个日受关注的刑法问题。例如,钱叶六教授立足于刑法家长主义的立场,主张自杀具有违法性,虽然根据刑事政策的考虑并不处罚自杀者本人,但根据共同犯罪理论中“违法连带性”的基本原理,教唆和帮助自杀间接引起了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结果,应当以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论处。[1]王钢博士则认为,不能根据家长主义否定自杀者对自己生命进行支配处分的自由,自杀本身并非刑事不法行为,教唆、帮助自杀不应受到刑事处罚。但对于自杀的认定,必须要求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自愿性,客观上事实性地支配自杀,否则不构成自杀,而可能成立“他杀”。[2]周光权教授则认为,自杀既非个人的自由权利,也非违法行为,自杀属于法律不想做出违法或合法评价的法外空间。从自杀不违法出发,结合共犯从属性理论,教唆、帮助他人自杀不能以故意杀人罪论处。[3]

  这些讨论主要侧重于刑法解释学的路径,借助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围绕“自杀”的刑法性质进行分析。解释学路径固然颇具启示性,但刑法立法学的视角也不可少。在各种共犯理论存在严重争议因而导致解释学上结论见仁见智的情况下,从立法完善的角度来对自杀关联行为展开研究,也许更具釜底抽薪的意义。本文将说明,我国目前司法实务中采取的并合模式存在若干弊端,在自杀关联行为的刑法规制模式选择上,应当明确采取分置模式。

  一、自杀关联行为刑事立法的两种模式

  广义的故意致人死亡行为表现形式多样,除了直接实施杀害行为的一般杀人,还存在受(被害人)嘱托杀人、教唆自杀、帮助自杀等行为方式。其中受嘱托杀人和教唆自杀、帮助自杀(参与自杀)可以被归纳为自杀关联行为。按照各国刑法及实务基于“禁止杀人”这一原则如何处理一般杀人与自杀关联行为的关系,可以大体划分为两种模式,即分置模式和并合模式。

  分置模式,即在刑法中分别规定故意杀人罪(有的还区分谋杀罪和一般故意杀人罪,甚至谋杀罪里又区分一级谋杀罪、二级谋杀罪等)、受嘱托杀人罪、教唆自杀罪、帮助自杀罪,或者将受嘱托杀人、教唆自杀、帮助自杀作为区别于一般故意杀人的特殊罪状在刑法中进行规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自杀关联行为规定了独立于故意杀人罪的单独罪名或者将其作为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独立罪状。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79条规定了经同意杀人罪:“经他人同意,造成该人死亡的,处以6年至15年有期徒刑。”第580条规定了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罪:“致使他人自杀的,鼓励他人的自杀意愿的,或者以任何方式为自杀的实施提供便利的,如果自杀发生,处以5年至12年有期徒刑。如果自杀没有发生,只要因自杀未遂而导致严重的或者极为严重的人身伤害,处以1年至5年有期徒刑。”[4]韩国刑法除了规定教唆、帮助自杀罪,还规定了受(被害人)嘱托、承诺(被害人)杀人罪;[5]葡萄牙刑法典第134条规定了受被害人嘱托杀人罪:“在被害人所作出的认真、坚决、明示的请求的驱使下而杀害该他人的,处不超过3年监禁”;第135条规定了教唆、帮助自杀罪:“怂恿他人自杀,或者为此目的向其提供帮助的,如他人实际力图自杀或者自杀既遂的,处不超过5年监禁。”[6]荷兰刑法也在普通的故意杀人罪刑规范外,对自杀关联行为专门作了规定,其中刑法典第293条规定:“应他人明确、郑重的请求而夺取该人生命的,处12年以下监禁,或处五级罚金。”第294条规定:“故意鼓动他人自杀,协助他人自杀或替他人找到自杀方法,且该自杀行为随后发生了的,对犯罪人,处3年以下监禁,或处四级罚金。”[7]

  从这些采取分置模式国家的立法来看,无论是单独罪名还是单独罪状,对教唆、帮助自杀和受嘱托、承诺杀人行为的处罚都要轻于普通杀人罪,如前述韩国刑法规定,教唆、帮助自杀罪和受嘱托、承诺杀人罪的刑罚均为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普通杀人罪则要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当然,韩国现在事实上已经废除了死刑)。又如意大利刑法中普通杀人罪的刑罚为21年以上有期徒刑,有加重情形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也要大大重于经同意杀人的刑罚(6至15年有期徒刑)和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的刑罚(5至12年有期徒刑)。

  与多数国家的刑法对自杀关联行为单独作出规定不同的是,我国刑法既没有单独规定自杀关联犯罪,也没有在故意杀人罪中将自杀关联行为作为单独的罪状来加以规定,致使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所有的“杀人”情形,都依据第232条的故意杀人罪来处理。本文把这种模式称为并合模式。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情节较轻”,通行的学理解释是指义愤杀人、防卫过当杀人、因被害人长期迫害杀人、帮助自杀等情形。[8]也就是说,把帮助自杀等作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来认定,得到了传统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普遍认可。试举三例:

  例1: 被告人夏某与妻子吴某关系一直融洽。2004年1月的某天,吴某在结冰的路上行走时滑倒,致一条腿骨折。此后吴某陷入伤痛之中,加上面临经济困难,产生自杀念头。被告人夏某在劝说吴某打消轻生念头无效后,在眼前艰难处境的压力下也产生不想活的念头,便与吴某商量两人一起上吊自杀。夏某在租住的地下室中准备了两张一高一矮的凳子,并且准备了绳子,他先将妻子扶到矮凳子上,又从矮凳子扶到高凳子上,让其妻子站在凳子上,然后将绳子的一端系在妻子脖子上,另一端系在地下室的下水管上,接着将妻子脚下的凳子拿开,其妻脚动了几下即窒息而死。过了十几分钟,夏某也准备上吊自杀,但想到这样会连累房东,便打消了自杀念头,后去派出所自首。本案中,当地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已有自杀意图,被告人夏某帮助被害人自杀,“其主观上明知会出现他人死亡的结果仍故意为之,客观上其积极主动地帮助被害人自杀,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9]最终夏某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例2:被告人从未婚妻处得知,未婚妻的父母不同意二人的婚事,于是和未婚妻商量一起自杀。随后被告人购买了毒药并找到未婚妻,未婚妻先服毒自杀身亡,随后被告人也服下毒药,但经抢救脱险。法院认为,虽然被告人辩称自己没杀害被害人,但从被告人买药、让被害人服药以及被害人死后的行为看,被告人故意杀人的主客观事实明显、证据确实充分,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0]

  例3: 2015年6月13日9时许,被告人的妻子程某某因做生意被骗2850多万元,在某大酒店742房间服下从昆明带来的杀鼠剂“溴鼠灵”自杀未果,要求被告人帮其购买农药再次自杀,被告人不忍心妻子受苦,按照妻子的要求到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营部,以2.5元帮程某某买来一瓶敌敌畏,程某某服下敌敌畏后死亡。经鉴定程某某系服农药敌敌畏中毒死亡。当地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明知被害人程某某将要实施自杀行为,购回农药交予被害人,放任危害结果发生,主观上是间接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协助被害人程某某自杀的行为,致被害人自杀死亡,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亦相对较轻,属于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情形,最终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1]

  上述三个案例中,被告人均被认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决的理由都是被告人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意图,且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细究起来,三个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并不完全相同。案例1中被告人将绳子系在妻子脖子上,并且踢开凳子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其妻子的死亡,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属于受嘱托杀人这种正犯性质的自杀关联行为;案例2中被告人使得原本没有自杀意愿的女方产生了自杀冲动并喝下毒药死亡,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教唆自杀的行为;案例3中被告人在其妻产生自杀意图后为其购买农药敌敌畏,其行为属于帮助自杀行为。也就是说,三个案例中,本来被告人的行为依次属于受嘱托杀人行为、教唆自杀行为和帮助自杀行为,但司法实务却并没有考虑对三种行为样态进行区别,而统一认为只要肯定了杀人意图和死亡结果,且其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就构成故意杀人罪。至于在入罪之后是否依照“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论处,则进一步考虑被害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当死亡结果属于被害人同意的情况时,就认为属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

  除了判例贯彻并合模式这一立场外,最高司法机关的有关司法解释和意见也秉持了这一立场。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帮助邪教组织人员自杀、自残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也指出,组织、策划、煽动、胁迫、引诱、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自焚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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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仁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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