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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论我国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的改革
2017年10月10日 09:29 来源:《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作者:刘仁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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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刑事法庭是决定被告人自由甚至生命的重要空间,被告人在刑事法庭上的席位设置是一个国家诉讼文明和人权保障的重要象征。被告席的设置与被告人能否和辩护人共同行使辩护权并进行当庭交流、庭审格局是否平衡、裁判结果是否公正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反思我国当下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的设置,存在着违背无罪推定的内在要求、破坏刑事审判程序的三方诉讼构造以及割裂辩方整体性等问题,而制约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变革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庭审实质化功能欠缺以及感受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由此,本文构想了我国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设置的未来图景,提出在刑事诉讼普通程序中,取消独立被告席的设置,将被告席与辩护席并肩设立,与检察官席位正面相对;在特别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则采用“圆桌审判”模式。

  【中文关键字】被告人席位;有罪标签;无罪推定;控辩平等;庭审实质化  2016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1994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以下简称《法庭规则》),基本废除了延续近30年的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穿囚服、戴戒具的做法。[1]这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强化被告人权益和人格尊严保障、迈向更加人道化和文明化方向的又一重要步骤。遗憾的是,此次去除被告人“有罪标签”的举措还不够彻底,尚未涉及刑事被告人席位的改革问题。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曾多次呼吁对被告人席位进行改革,但此次《法庭规则》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刑事被告人的席位设置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实则能够映射出一个国家刑事程序中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权利状态以及庭审话语权,也体现着国家司法的民主和法治化程度、诉讼价值理念以及法律文化等多种指标。

  一、我国刑事法庭布局与被告人席位的变迁

  刑事法庭是依照刑事诉讼程序依法开庭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定场所,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判处何种刑罚的法律空间。刑事法庭布局是对法庭内部现实空间的切割与不同区域诉讼功能的划分,专门机关以及诉讼参与人的席位设置是法庭布局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法庭席位如何陈设关系着诉讼主体的心理机制、参与诉讼者的尊严与平等地位、刑事诉讼法所揭示的权利能否落实、审判程序活动得否具体发挥功能”。[2] 现代诉讼中,刑事法庭的布局不再是单纯的法院硬件设施的配置问题,更是审、控、辩三方在审判程序中法律关系的直观反映和体现。科学合理的法庭布局至少应具备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其一是要为法官提供有效掌控全局的空间便利。法官席位的设置应凸显审判者中立裁判的诉讼角色及其在法庭审理中的重要地位,便于法官掌握庭审动态、推进审判活动顺利进行,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干扰和拖延审判活动的因素。其二是要为不同的诉讼主体提供最适合履行诉讼职能、参与法庭审理的空间位置和视角。诉讼参与人席位的设置应该满足各诉讼参与人发表言论、相互观察与相互交流的需要,尤其要使控、辩双方能够及时掌握对方动向,以便适时调整应变策略。其三是要满足现代刑事诉讼构造的一些基本要求,如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尊重被告人的人格等。

  我国刑事法庭的布局随我国历史和法律的变迁经历过一个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大体体现了刑事诉讼模式尤其是法庭审判方式从封建社会的纠问式到新中国建国后的职权主义再到近年来审判方式改革借鉴抗辩制诉讼模式的变化。

  封建社会的公堂设置,是纠问式诉讼模式的集中展现,行政官员一人或多人居于高高在上的“官椅”主持审判,拥有决定如何审讯、如何推进诉讼进程以及如何对被告人等动用刑具的大权,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都跪于堂下听候审讯。历代刑事法典均将“审讯”作为庭审断案的基本形式, 并把被告人的供述视为发现案件事实的基本来源,刑讯成风,据供定罪。[3]古代的公堂设置直观地反映了被告人诉讼客体的法律地位,被告人只是诉讼中被拷问或讯问的对象,根本谈不上享有诉讼权利。这种传统对我国当代的刑事审判仍然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古代纠问式诉讼的历史传统导致我国刑事审判至今带有强烈的‘审讯’色彩, 尚未真正走上‘听证’的现代民主审判之路”。[4]

  新中国建国后,我国一直没有就刑事法庭布局做出明确的规定,各地法院主要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置法庭席位。由于近代以来我国在法制传统上归属于大陆法系,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是一种职权主义或曰“超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和庭审方式,当时的法庭布局也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特点:法庭席位的设置大多是法官席和检察官席并排设置在审判台上,被告席位于审判台下,法庭布局在外观上形成了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审讯”被告人的局面。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审判台、公诉台、辩护台的规定》,将法庭布局设置为“八字形”,即审判区正面设审判台,审判台右侧设公诉台,左侧设辩护台,公诉台与辩护台呈八字形,审、控、辩三方的席位都位于审判台上。被告席则被单独置于审判台下,位于法官席的正前方,通常采用铁栅栏式的“囚笼”。这种法庭布局将被告人席位单独设置在审判台下,使被告人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被告席与控诉席之间似乎不存在利益冲突与对抗,而是与整个审判台上的席位—-包括审判、控诉、辩护方存在对抗,被告席腹背受击,前头是来自审判台上各方的质询发问,后面是来自听众席的道德谴责和社会压力。” [5]

  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抗辩制”(adversary system)的司法审判改革试点,“抗辩制的发生,固然有外部文化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而产生的内部因素”。[6]这种源于英美法律制度的抗辩式审判方式所强调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对等、诉讼地位平等和辩论机会均等的理念当时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庭的名称、审判活动区布置和国徽悬挂问题的通知》,更改了民事、经济、海事、行政案件的法庭布局,将“八”字形格局改为“ㄇ”字形:法官席右边为原告方,左边为被告方,原、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席位分别设置在审判台两侧并相对而坐,若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较多,可前后设置两排座位;也可使双方当事人平行而坐,面向审判台。此次改革的最大亮点是民事被告席的变化,被告人不仅与诉讼代理人同席而坐,并且与原告方的坐席相对或平行设置,充分体现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地位。遗憾的是,此次法庭布局的改革仅限于民事、行政审判法庭,刑事法庭仍然沿用1985年的规定。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注入某些对抗制诉讼因素,形成了混合式的诉讼结构,增加了诉讼程序的民主色彩。”[7] 据此,1997年1月,中央政法委员会经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协商同意后,下发了《关于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的通知》,[8] 对我国刑事审判法庭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将原“八字形”布局变为“四方形”布局,并沿用至今。其所设置的法庭布局是:法庭审判区的正面设审判台,审判台前方左侧设辩护席,右侧设公诉席,公诉席旁边依次增设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席、证人和鉴定人席。被告席位于审判台正面,采用低栅栏。此次法庭布局的变化突出了审判者的居中裁判地位,并增设了被害人席以满足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被害人诉讼地位当事人化的要求,但并没有对被告席在法庭格局中的位置进行调整,只是简单统一了此前缺乏明确标准的栅栏设置方法,即一律采用低栅栏,不再设置囚笼式的栅栏。也就是说,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增强了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但实践中并没有对被告席的设置能否满足其行使诉讼权利的需求这一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进一步提升,但被告席的改革依然没有提上日程。

  在我国民事、行政审判法庭早已实现被告与原告平起平坐、与代理律师并肩而坐二十多年后,刑事审判法庭的被告人却依旧被桎梏在传统的被告席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9]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直在努力完善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但在被告人的席位改革方面却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究其原因,既有历史和文化的惯性,更有对被告人法庭空间权利保障的重要性认识之不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可以预见,这一改革的深入推进势必要求我国刑事法庭的布局以更加符合司法规律、更加人性化的面貌呈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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