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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中国宪法中“人民”概念的变迁与宪法实施
2018年04月02日 10:07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作者:周永坤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周永坤,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摘要】“人民”在古汉语中是指普通百姓,是帝王的财产,蒙昧的一群。在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人民”首次入宪,这为后世所有中国宪法所仿效。民国宪法里的“人民”是个体性、主体性的存在,作为法律人格的“人民”普及于所有国民。1949年《共同纲领》承传苏联的“革命立宪”传统,宪法中的“人民”成为“革命人民”。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宪法迈上了告别“革命立宪”之途,从“革命人民”逐渐走向“全民人民”,“全民人民”的宪法概念在拓宽宪法的基础、克服宪法的内在矛盾、控制权力、保障权利等方面有利于宪法的实施。

  【中文关键字】人民;国民;公民;全民;革命;宪法实施

  【全文】

  “人民”是一个宪法基本概念,在传统宪法文本中,人民历来指称政治共同体的全部个体,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在理论上都参与立宪、都是权利义务主体,因而构成了立宪与护宪的基础。但是在中国立宪史上,国民或公民却走过了一条“统—分—统”的曲线,“人民”一度成为与“敌人”相对立的概念。人民概念的“革命化”不仅固化了社会分层,且将社会分层规范化,这对宪法的实施构成了严重障碍。对这一曲折的“人民”概念史进行描述与分析,并指出它的出路,相信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完善与宪法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宪法史描述为主线,揭示“革命人民”概念与“全民人民”概念对宪法实施的不同意义。让我们从汉语中“人民”的语义说起。

  一、“人民”的语义及其首次入宪

  古汉语中同“人民”义近的词有“国民”“臣民”“公民”“民人”。“国民”一语在《左传》中已经出现,它的基本含义为“一国之民”(1)。“臣民”一词出现在正史中始于《魏书》(2),“臣”的本意是奴隶,“臣民”是对王权统治下的人的统称。至于“公民”,它相对的是“私民”(3),不具有西方政治语汇中的“公民”含义,只是在西方政治文化引进之后它才发生转意并异军突起,成为重要的公法概念(4)。剩下的就是“民人”和“人民”了。

  “人”与“民”是两个常用汉字,这两个字或单独成词,或连字为“民人”或“人民”。战国之前习惯于单字成词,《尚书》《仪礼》《周易》中“人”“民”为常用词,但均无“民人”和“人民”。《左传》无“人民”但“民人”凡13见。《诗经》同样无“人民”,但“民人”3见。《论语》中仍然无“人民”,“民人”1见。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人民”11见,“民人”仅1见,差不多与《周礼》同时期成书的《孟子》中“民人”、“人民”各1见,可见“人民”的出现晚于“民人”,“人民”是“民人”的替代词。“民人”和“人民”的基本语义均出于“民”,与“民”通用,只是用语习惯或出于音韵上的考虑,在“民”前或后加上“人”来修饰。

  古汉语中的“民”“民人”“人民”有三个基本义项:第一,生物学意义,泛指人类。例如,“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管子·侈靡》),“人民少而禽兽众”(《韩非子·五蠹》)。第二,政治意蕴,指与治者相对的作为治理对象的人,是帝王的财产。例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诗经·江汉》),“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大司徒》),“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第三,道德含义,“民”指后知后觉的人,依附他人的人,这在古书中可以说俯拾皆是。《书·多士序·郑注》云,“民,无知之称”;《吕刑注》及《诗·灵台序注》都称“民者冥也”;《说文解字》说,“民,众萌也。萌,草芽也”———民是一堆草芽儿。对这一点说得最透彻的大概要数汉代大儒董仲舒,他说:“民者、瞑也”,“性而瞑之未觉,天所为也;效天所为,为之起号,故谓之民。民之为言,固犹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那么什么是“瞑”呢?“瞑,翕目也”,“翕目”者,眼未开也。董子的意思很清楚:民是眼睛未开的蒙昧无知的人。

  1905年,中国开始立宪。在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 中,规定皇帝为权力主体,“国民”或“臣民”为权利义务主体(5)。不久革命军起,清政府在即将垮台时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1911年11月3日),以期消弭革命并解除外患。在该《信条》中,“臣民”一词消失,保留“国民”一词,这是一大进步,但是“人民”还是没有入宪。究其故可能是革命党人率先举起了“人民”的大旗(6),抑或《信条》的制定者认为“人民”与君主立宪的精神不符。中华民国成立以后,1912年2月12日清王室公布《清帝逊位诏书》,该《诏书》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这是“人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封建帝王的诏书中,足见中国式帝制与宪法意义上的“人民”不相容。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中,“国民”与“人民”互用(7),这是中国官方文献中第一次使用宪法意义的“人民”一语。在华夏文明的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11日) 中,“人民”作为宪法概念正式登场。该《约法》同时使用“国民”和“人民”两个概念,在陈述主权时用的是“国民”:“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规范权利的时候,用的是“人民”。该《约法》“人民”共出现21次,除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以外,其余各条俱与权利相关。第二章的标题为“人民”,内容皆为人民权利的规定,共计11条 (第5条—第15条),其中第15条规定限制人民权利的条件。

  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权利宣言部分的第三章的题目换成“国民”,规定权利时用的又是“人民”,可见当时的立法者并未严格区分“人民”与“国民”两语。“民国”三年的《中华民国约法》沿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做法。它的第一条讲国家组成分子的时候用的是人民:“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二条讲到主权时说:“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在以后的几个民国宪法性文件中,主权属于“国民”,享有权利的主体称“人民”,逐渐成为通例。《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35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36年1月1日公布,36年12月25日施行) 是一部比较成熟的宪法,该宪法第二条 (主权在民) 宣称:“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值得注意的是,该《宪法》以一章的篇幅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不但宣告了人民之权利义务,更规定了权利之宪法保障制度,其中规范人身自由权保障的第8条尤为严谨(8)。从上述表达方式可知,在民国时期,无论“国民”还是“人民”,都是指个体的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之“人民”是一般老百姓的统称,外延并不明确,他们历来是帝王的财产,不具备法律人格。在权威著作里,人民也不具备自主的道德人格,他们离不开圣人的引导,接受王者的管理,人民并不神圣,神圣的是王权,是天子或皇帝。辛亥革命以后,“人民”入宪,成为立法者和法律关系的主体,人民的人格尊严成为国家的基础,国家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9),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创的“人民”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主体性。人民再也不是被统治的客体甚或财产,人民取得了主体地位。人民是立宪的主体,是组成国家的主体,是控制国家权力的主体,人民也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是人民之间主体际关系的确认。这一点最明确体现在1947年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中(10)。第二,个体性,即“人民”是个体的人民,不存在具备整体人格的集合概念的“人民”。这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示国家组成和国家主权的条款中可以明确感受到(11)。第三,“全民性”或普及性。即“人民”是全体中国人普及的、统一的身份,在国民中不存在“人民”与“非人民”的分类(12)。人民的这三个特点显示了“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的特色,与大陆法系强调“人民”整体人格的传统不同,具有明显的美国宪法印记。

作者简介

姓名:周永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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