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社会法学
【网络文选】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
2021年08月24日 14: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邓燕华 字号
2021年08月24日 14: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邓燕华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合法性”(legitimacy)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既可以被用来讨论社会的秩序与规范,也可以用来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与政治秩序。相比较而言,组织社会学在更狭义的意义上界定合法性。萨奇曼认为,组织合法性是“在由规范、价值、信仰和规定组成的社会性建构系统下,人们对一个实体的活动是否合意、恰当或合适的总体性感知或预设”。斯科特认为,从制度的视角来看,“合法性不是被处理和交换的商品,而是反映一种与相关规定、法律或规范价值相一致的状态,或者体现与文化-认知框架之间的契合。”

  合法性对组织十分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合法性机制可以规范组织行为。一旦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就会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组织行为。换言之,无形的观念可以塑造有形的组织。另一方面,组织追求合法性,不能仅仅被视为趋同或被迫,而应同时看到合法性是组织获得其他资源的基础。正因为合法性同时作为压力和资源,社会组织才有动力通过各种策略,去获取、维持和修复合法性。

  在组织社会学中,合法性有多种分类。萨奇曼将组织合法性分为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达辛等将商业组织的合法性分为社会合法性、关系合法性、投资合法性、市场合法性和联盟合法性。斯科特的分类被广为采纳。他将组织的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种。其中,规制合法性取决于组织的建立和运作是否符合法律或准法律的规定。规范合法性体现在组织的道德责任上,而道德的要求有时可能会与法律的规定相抵触。认知合法性来源于公众,取决于组织是否与被认为的理所当然的状态相一致,体现的是组织被认识、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高丙中根据中国的国情,将社会团体的合法性区分为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他认为有些社团只获得有限的合法性,而有些社团取得了比较充分的合法性。中国社团组织者的生存智慧应是“利用局部的合法性得以兴起,谋求充分的合法性以利发展”。管兵和岳经纶将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分为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并指出这两类合法性共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力和生死存亡。所谓外部合法性,是指外界(特别是国家)赋予社会组织对特定群体集体利益的代表性的认可;而内部合法性是指社会群体对社会组织代表其利益的授权。相比,社会组织的内部合法性更为重要。这些分类,都看到了社会事实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多重面向。

  如果把正式社会组织在一般意义上所具有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称为这个组织的总体合法性,那么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组织到一个具体社区情境中开展项目,需要将总体合法性转为这个情境中的合法性,以利于项目的顺利开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普遍比较弱小,一些较早成立的组织,因为有着先行者的优势,虽然名声很大,但组织能力却往往不高,社会上其他部门和基层政府对其认识也很有限,它的影响难以超越“社会组织社会”。因而,社会组织的总体合法性不会自然地传递到所欲开展项目的社区。另一方面,由于相关规定,中国社会组织一般是扎根于一定区域内的,因而影响也局限在相应的区域之中。一些实力相对强大的社会组织承接了跨区域的项目,甚至跨省项目,但由于地方的区域经济与政治的差异,这些社会组织事实上也需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并维持地方精英与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是有界限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组织在同类组织圈里拥有合法性,并不说明它在其直接服务的社区里享有合法性;一个组织在某地具有合法性,也不意味着它在其他地区拥有合法性。

  正因为存在“社会组织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区隔,以及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所以有必要提出“情境合法性”这一新的概念。在本研究中,我们把这个概念界定为:一个已经享有总体合法性的社会组织在具体项目情境中被服务对象和社区权力精英接受和认可的程度。

  情境合法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情境合法性区别于总体合法性,总体合法性必须经过一个过程,才能转化为具体情境中的合法性。与总体合法性一般在组织声誉之前确立的情况不同,情境合法性往往是后于声誉而产生的。拥有高声誉的社会组织,在一个具体情境中更容易建立情境合法性。其次,相对总体合法性,情境合法性的稳定性更低。也就是说,它极容易受到小环境的影响。最后,情境合法性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即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区域经济的阻隔,一个社会组织在各地的情境合法性往往暂时是相互独立的。

  情境合法性对社区项目的维系至关重要。情境合法性概念之所以有提出的必要,是因为它除了能够反映客观事实之外,还强调民众对绩效表现的评估以及基层权力精英对社会组织的认可。也就是说,一个社区项目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是由社会组织所创造的客观事实决定的,同时也受到情境中的人的感知和评价的影响。

  一般而言,要在社会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社会组织必须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二是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在现有文献中,学者对社会组织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即第一对关系。

  本文通过初步探索相关机制,对将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形成一定的警示作用。社会组织要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切实发挥作用,必须充分尊重地方现实情况,提出可行的社会项目;社会组织要使一个项目具有可持续性,必须赢得项目环境中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即情境合法性。可以看出,情境合法性主要关涉基层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评估,即“民间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评价。提出情境合法性的概念,在于强调社会项目承受者视角的重要性。

  根据概念界定,情境合法性首先包括了特定项目对象对社会组织及其服务的认可和支持。在已有研究中,项目对象(即民众)可以说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与学者更关注项目获得而较少关注项目开展有关,也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组织所组成的“社会”有关。在已有的有关绩效评估的研究中,项目所服务的民众也只是一个抽象的“客体”,研究者较少真正反映他们的声音。情境合法性这一概念强调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对社会项目开展的意义,对“社会组织社会”之外的“社会”给予足够的关注。

  民众对社会组织及其项目的认可与支持的程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一维度的情境合法性来源同项目的进程与结果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的绩效表现,包括过程成绩和最终成果。赵鼎新指出,绩效合法性在中国历史和当代政治中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开展长期社区项目的社会组织来说,绩效表现也是它们在特定的情境下获得合法性的途径。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到一个地方开展社会项目的组织,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地方传统,而更多基于社会组织与当地之间的共同利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否认可并支持一个社会组织及其项目,通常根据的是比较务实的、看得见的绩效表现。一般而言,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绩效表现越好,越能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社会组织还必须获得社区权力精英的接纳。一个社区中的权力精英,如村委会主任,虽然不隶属于正式的国家机构,但却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代理人。这些权力精英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及其对项目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组织在项目实践过程中要理顺各种关系,才能获得社区权力精英的认可与支持。否则,社会组织的项目难以顺利而持续地开展,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建设也无从实现。

  可以看到,与通过正式程序获得的合法性不同,情境合法性反映的是一个具体环境中的社会关系的属性。也就是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要通过与具体环境中的人建立关系后才能确立。而一个社区环境中的人大致可以分为普通民众和社区精英。社会组织要与普通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最有效的途径是自身的绩效表现;而要与社区精英建立合作关系,则需要一个制度框架,以保证权力的平衡和利益的共赢。社会组织只有得到了项目对象及社区精英的认可和支持,即拥有较高的情境合法性,它所主持的社区项目才有可能得以顺利而持续地开展。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获得情境合法性呢?情境合法性的维持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根据组织社会学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想到组织声誉可能是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声誉反映的是一个组织的综合素质,可以较为可信地发出有关组织属性的信号。声誉是指组织在总体上是否具有广为人知的、为人所喜欢的属性。声誉与合法性是两个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概念。对组织而言,合法性是更为基础的,是组织的生命线。组织必须满足一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要求,才能生存下去。而声誉对组织来说,是更高的要求,是其区别于和更优于同类组织的属性。可以说,声誉是合法性的延伸。但是,之于情境合法性,组织的声誉又是发生在前的。也就是说,享有声誉的社会组织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开展项目,也需要建立和维系新的情境合法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环境下,民众及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十分有限。在社会组织与其服务对象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良好的组织声誉就是信息,可以帮助社会组织建立情境合法性。

  组织声誉是否一定有利于情境合法性的维系进而有利于项目的持续开展?不尽然。社会组织在维系情境合法性上,既可能受益于过往的声誉,也可能为自己的声誉所累。声誉是把双刃剑。它的负功能包括:一方面,良好的声誉有可能抬高服务对象的预期,使社会组织难以得到与其绩效表现相应的评价;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可能为了维护长期积累起来的声誉而采取暂时无法被其服务对象接受或与时下流行的模式不甚相称的行动,从而影响绩效表现。

  从社会组织的项目实践可以看到,社会组织拥有良好的声誉,有利于它迅速地与基层社会建立关系,获得地方权力精英的支持,获取外部的项目资助,取得初步的绩效成果,进而建立情境合法性。但是,组织声誉并不一定有利于情境合法性的维系。高度的组织声誉一方面有可能提高服务对象的预期,约束组织的策略选择,使其绩效表现难以满足服务对象,进而失去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高度的声誉使社会组织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拥有相当的自主性和议价能力,但当这些优势发挥到超过地方权力精英能够容忍的程度时,双方的关系将会恶化,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会逐渐流失。失去服务对象和基层精英的认可与支持,社会组织难以开展项目。

  有些社会组织虽然具有很高的声誉,但它们的声誉往往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如先行者优势)获得的,其实力可能并不强大,甚至形成“好声誉、弱组织”的强烈对照。这样,社会组织虽然可以获得项目,但会因为实力不济而无法长期保持良好的绩效表现,最终影响情境合法性的维持与项目的维系。社会组织“生产社会”(即改造社会)的逻辑与“社会的自我生产”的逻辑之间经常存在矛盾与冲突。声誉很高的社会组织,往往有着“生产社会”的理想,但是地方社会的自我生产逻辑可能会限制这一抱负的施展,“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当社会组织“生产社会”的逻辑与地方社会的自我再生产的逻辑发生很大冲突时,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难以维持,其项目也无法持续开展。

  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说明国家权力的运作及政权合法性的维持需要社会文化网络中的地方精英的支持。而社会组织要在基层社会开展项目(特别是长期的社区建设),也必须同地方权力精英建立和谐互利的关系,获得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可以说,地方精英的支持,是社会组织情境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来源。反之,社会项目难以开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征/摘)  

作者简介

姓名:邓燕华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文齐)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