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大学法制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杨正万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上指出，认罪认罚“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的基础。被追诉人如果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作过程不仅难以保持该制度自身的特点，而且可能走向变异。对于“自愿性”标准，有人认为仅仅限于意志自由，也有人认为应该在意志自由外加明智性。仅仅限于意志自由理解“自愿性”，只是一种形式意义层面的理解，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完全可能因为理解力低下，即使能够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难以达到认罪认罚制度所要求的“自愿性”认识。可见，局限于字面的理解“自愿性”中所包含的意志自由，实质上是将被追诉人作为纯粹的自然人理解，而不是作为社会人理解，结果是将被追诉人作为刑事诉讼客体理解和对待，这是违背现代刑事诉讼本质含义的。增加明智性作为“自愿性”的内涵，实质是从目的意义角度认识“自愿性”。其哲学基础是体现了被追诉人作为目的的价值。

　　与此不同，将“自愿性”仅仅作为意志自由角度理解，其哲学基础是体现了被追诉人的手段价值。同时，被追诉人对指控的承认也只有在其确知此事存在的情况下才能承认。这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免予制度漏洞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