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民诉法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的波动化及其定位回归
2020年09月11日 13:57 来源:《法学杂志》2019年第10期 作者:张泽涛 字号
2020年09月11日 13:57
来源:《法学杂志》2019年第10期 作者:张泽涛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泽涛(1969-),男,汉族,湖北嘉鱼人,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出台,到《刑事诉讼法》最终确立,各类规范性文件中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规定呈现明显的波动化:由一元化的“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到“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多元化并存,然后是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不予提及,作模糊化处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的波动化导致了诸多理论弊端,也造成了一些实践困境。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应该进行定位回归,将其立法目的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立法目的是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第二层次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程序和实体处理上的宽严相济;第三层次的立法目的是探索推进实质性的控辩协商。

  关 键 词:认罪认罚从宽/立法目的/波动化/繁简分流/宽严相济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与行政执法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8BFX071)的阶段性成果。

  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依法治国决定》)中首次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中,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出现了由一元化到多元化并存然后模糊化处理的波动过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波动化既容易使得各个学者在探讨该话题时缺乏统一的针对目标,也导致了司法适用中的诸多弊端。本文拟分析立法与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对认罪认罚制度立法目的的波动化表现,阐释由此而引发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中的困境,然后从立法目的层次上进行分类,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回归“简繁分流、提升效率”的本源上,并兼顾“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探索推进实质性协商”等多重目的。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波动化表现及其评析

  《依法治国决定》中提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其立法目的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化:由一元化的“简繁分流,提升诉讼效率”到“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多元化并存,然后是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不予提及,作模糊化处理。分述如下:

  第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出台初期,立法目的明确单一:“简繁分流,提升诉讼效率。”对此,从两个方面即可看出:一是中央政法委对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进行了明确定位。2014年11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指出:“我国刑事犯罪高发,司法机关办案压力大增,必须实行刑事案件办理的繁简分流、难易分流”,同时,也指出了实行繁简分流、难易分流的应对方案:“要加强研究论证,在坚守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的,及时简化或终止诉讼的程序制度,落实认罪认罚从宽政策,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①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央政法委的顶层设计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的定位是明确的:“简繁分流,提升诉讼效率。”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的工作部署。201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很显然,该改革纲要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也是明确和单一的,即“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的表述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如出一辙,2015年2月修订的《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放置于“完善提高司法效率的工作机制”之下,并提出“完善提高司法效率的工作机制”的落实举措是:“推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分流机制。”因此,可以说,认罪认罚制度出台之初,顶层设计中对该制度的立法目的定位明确单一,即实行“简繁分流,提升诉讼效率。”

  第二,认罪认罚制度正式试点阶段,其立法目的逐渐由一元向多元化转变: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加强人权司法保障。2014年6月刑事速裁试点程序正式启动,学界一致认为这是贯彻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②虽然试点文件中仍然坚持将提升诉讼效率作为首要目的,但同时立法目的多元化也开始显现:“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为改革完善刑事诉讼法积累实践经验”。③而在2016年正式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时,立法目的的变化则更加明显,以下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其一,2016年8月29日,两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对〈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列举了四点“试点的必要性”,排在首位的仍然是诉讼效率:“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但是紧随其后的则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需要”。从此时开始,“宽严相济”正式进入公众视野,该说明还提及“《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推动坦白从宽制度化”等内容,这一表述标志着此前两高坚持的提升诉讼效率的单一化立法目的开始向多元化转向。

  其二,在2016年9月3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试点工作决定》)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经被提升为首要目的:“为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从《试点工作决定》中可以看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经上升为认罪认罚制度的首要立法目的。

  不过,宽严相济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其内涵极为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可作出多种解释。根据马克昌先生的考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着整个刑事实体法的立法,因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续和发展”,而“1979年刑法是以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为指导制定的”。④将提升诉讼效率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首要目的,对于司法实践显然更具指导意义,其操作性也更强。同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提升诉讼效率相比,内涵更为抽象,覆盖面更广,且二者之间各有侧重点,内容虽有交叉,但基本上没有重合。这样的结果是,势必降低了认罪认罚制度实行“简繁分流,提升诉讼效率”的立法地位。事实上,由于宽严相济兼具实体和程序双重内涵,这一特点也就为后续《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的立法目出现混乱埋下了伏笔。

  其三,《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呈现模糊化和多元化。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最核心的修改内容。此次《刑事诉讼法》共修改和新增了36个条款,其中与认罪认罚制度有关的条文共14个。但是立法机关出人意料地回避了对认罪认罚从宽立法目的的说明,《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规定该制度的立法目的。2018年4月25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沈春耀主任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对三大焦点问题中的“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和“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目的均进行了专门解释和说明,但却没有提及认罪认罚从宽的立法目的。⑤

  《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立法机关在解释新增认罪认罚从宽条款时也刻意淡化了立法目的。如,立法者提出了认罪认罚从宽“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这四大功能,模糊了立法目的的重点。他们同时还刻意区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功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强调犯罪人的认罪悔罪态度,更有利于其教育改造,实现预防再犯罪的刑罚目的;建立速裁程序有利于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助于简案快审、难案精审,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提高重大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果,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处罚”。⑥从立法者对认罪认罚从宽的解释来看,“有利于其教育改造”“实现预防再犯罪”等目的均属于典型的实体法功能,解释《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却优先强调其实体价值,无疑进一步将认罪认罚的立法目的复杂化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的立法目的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波动化立法目的的理论弊端

  从立法学与诉讼制度的基本法理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波动化违背了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使得学界难以展开针对性研究,削弱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分述如下:

  (一)违背了立法技术的规范要求,不利于指导司法机关的操作实践

  第一,违背了立法技术的规范要求。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通过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第5.1要求:“法律一般需要明示立法目的……。立法目的的内容表述应当直接、具体。”在设置具体的法律规则时,通常情况下也必须明确其立法目的:“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⑦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法律规范都需要立法目的,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必备的“秩序法”,因为立法目的早已明确,所以“规范目的的意义就不大。”⑧诚然,《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程序法,其内容绝大多数是操作性条款,无需过多地阐释每项制度背后的立法目的。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则显然不应属于上述范畴,因为该项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中才予以增设的,普通民众、公安司法人员甚至刑事诉讼法学界,对此还存在一些不太准确的理解。如有些学者所言“这一程序自身的内涵如何,却给人以较为模糊的感觉”,诸如此类的困惑比比皆是。⑨上述现象与立法目的波动化和模糊化有直接关系,因为作为一项新增设的制度,其背后的立法目的都不明确和具体的话,不同的主体在理解和适用该制度时必然会产生分歧和不准确之处。

  第二,难以指导具体的司法实践。《刑事诉讼法》第15条将认罪认罚从宽处理上升为一项基本原则,同时在制度层面也设置了一些具体的操作规定。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主要功能是指导具体司法实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虽然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本身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刑事诉讼原则作为体现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原理的指导性准则,总是相对概括和抽象的,其内容往往宽泛且具有伸缩性。”⑩立法目的从宏观层面统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的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在指导司法实践时,本质上要实现从抽象、概括到明确、具体的跨越。但是,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原则立法的目的却呈现波动化、模糊化,这样势必使得该原则在指导具体的司法工作时出现理解上的混乱甚至是偏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增设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即是明显例证。确立该原则时也没有明确背后的立法目的,内涵也不是很清晰,以至于该原则确立至今,学界以及司法实务部门对我国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一直存在争议,也影响了这一原则在指导具体司法实践时的作用发挥。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每次修正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会相继出台司法解释,以指导具体的操作实践。对于认罪认罚制度这一增设的程序机制,如果按照以往的立法惯例,两高也会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以指导具体的操作实践。通常而言,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要“阐明规范意旨,只不过一从整体之法律解释,一从个别规定之法意探求,一从法律目的着眼,一从历史沿革出发。”(11)因为认罪认罚制度是一项新增的独立程序,那么,也就无法从整体解释以及历史沿革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在这种情形下,“法意”解释和“法律目的”解释的作用就越发凸显。(12)但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呈现波动化、模糊化,那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也就难以精准地指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

  (二)导致学术研究的目标不明确、不具体,缺乏针对性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以来,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刑法学界投入了大量的学术资源来探讨该话题。在中国知网以“认罪认罚”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从2015年1月起到2019年4月1日止,短短四年时间共有1074篇论文发表。上述文章中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探讨从内涵解读到制度建构、从学理阐述到实证研究、从诉讼程序到证据制度,几乎覆盖了认罪认罚从宽的方方面面。(13)但是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与“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等诉讼制度改革不同,由于立法、司法解释等官方性文件中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呈现波动性和模糊性,不同学者往往以不同的立法目的对该制度的内涵、制度设置、实证现状以及证据制度展开研究,这样的后果是,不仅浪费了学术资源,缺乏针对性目标,更为严重的是各个学者侧重于不同的立法目的而自说自话,其研究结论甚至会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产生误导。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波动化所导致的实践困境

  认罪认罚制度包含两个层面的要求:“如何从快”和“如何从宽”,显然,“如何从快”属于刑事程序法范畴,“如何从宽”则属于刑事实体法领域。从这个角度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横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大领域。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前期,学界均是从刑事诉讼法的视角来探讨该话题,以至于有学者指出:“目前的讨论乃至改革试点,仍将其主要视为一项刑事程序法改革,与之相关的实体法改革不仅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且存在争议。”(14)这样一来,势必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制度时面临系列困境。

  (一)实践中忽视了刑事诉讼程序法的独立价值

  目前,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已经为学界和实务部门所认可,“现代诉讼都把效率视为诉讼中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要求。”(15)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出台之初,其立法目的是“简繁分流,提升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认罪认罚制度设置之初的独立价值追求。但是,由于试点文件和《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呈现明显的波动性,促成了多元性立法目的并存的现象,势必使得各个诉讼主体往往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角度进行解释,从而导致实践中忽视了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解读《刑事诉讼法》第15条时明确指出:“本条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是程序法层面对坦白从宽的制度化和深化发展。”“其基本精神就是对认罪认罚案件实行处理从宽,程序从简,即实体上要体现从宽量刑,推动宽严相济、坦白从宽具体化,制度化。”(16)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罪认罚原则与坦白从宽对接本身并无问题,但是将该原则定位为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辅助,优先于提升诉讼效率的程序价值,则显然是忽视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独立的程序价值,有与该制度的立法初衷相背离之虞。甚至,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解释为落实坦白从宽的具体化的观点也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坦白从宽与“不自证其罪”等刑事诉讼原则存在冲突。长期以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一直备受学界质疑,如陈瑞华教授所言:“在客观效果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就如同一条威力极大的枷锁,对嫌疑人、被告人的当事人地位施加了限制,并深深地影响了刑事辩护制度的进一步发展。”(17)当然,“坦白从宽”属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司法机关将坦白从宽作为抓手本质上并没有违背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立法目的,但是这样一来,认罪认罚制度多元化的立法目的降低了诉讼效率这一程序独立价值,将推行该制度最初的“实行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的首要目的异化为次要目的。

  (二)阻碍了控辩双方甚至法院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覆盖刑事诉讼全过程,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中均有体现,在具体的操作中,控辩双方协商合作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实现繁简分流程序价值的前提条件。认罪认罚协商必须由公检法等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以及值班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相互协商,通力合作。由于认罪认罚的立法目的呈现波动性,各个协商主体往往从各自利益的角度出发,难以达成合作协议。分述如下:

  第一,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人以及社会公众而言,各自基于自身利益的不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对被刑事追诉之人来说,据此能够获得制度意义上予以肯定的量刑的优惠等从宽处置;对被害人来说,据此可以使合法权益得到更切实的保障;对证人来说,可以因此无需再出庭作证。对社会来说,因为被刑事追诉之人的认罪认罚,可以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秩序并减少戾气。”(18)很显然,以上各个主体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目的存在差异。被追诉人更关注的是量刑从宽的幅度,证人则是不希望介入诉累,被害人关心的则是自身的利益补偿,普通的社会民众则更加关注社会的和谐稳定。由于各个主体的目的不同,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又呈现波动性,这样一来,势必在协商达成共识上产生分歧。

  第二,检察院和法院在认罪认罚程序的适用目的上呈现明显差异。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4条,控辩协商的主要工作应该在公诉审查阶段完成,审判环节则是对协商结果进行确认。由于检察院和法院各自立场不同,无论是从规范层面还是从实务操作的角度来看,均会造成疑难。

  一方面,从规范层面分析,会造成两大窘境:一是控辩协商有架空审判权的风险。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对控辩双方的合意拥有最终否决权,但事实上,在“指控事实的承认”“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些定罪量刑的核心问题上,对于认罪认罚程序处理的案件,《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要求法院“一般应当”配合,“为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推行,给予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最大限度的尊重,这种尊重,甚至以触动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原则为代价。”(19)二是难以确立司法责任制的归责主体。无论审查起诉阶段协商环节如何科学设置,作为司法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法官不可能放弃审查,轻易承认协商的结果,因为法官是冤假错案的最终责任主体。“面对认罪协商机制对法官职权、审判程序的冲击,法官在理念更新、角色转换与职权操作上均需要接受与适用的过程,因而难免出现不适反应。”(20)当然,法院与检察院在认罪协商问题上产生冲突也并非我国特有现象,作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立法上也确立了认罪协商制度,但实践中法官对控辩双方的协商结果也是表现出了高度的不信任:“因为法官是对证据处理和真实发现在实质意义上负责的,更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方,既不是检控方也不是辩护方被允许处理审判过程中的任何事情。这是一个理由,为什么在德国的‘交易’法官需要去涉入,实际上,他们经常地主动发起去制作交易以便于取得被告人的供述。”(21)

  另一方面,从操作层面来看,会导致检法之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我国检法之间在权力行使上一直存在冲突,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检法之间的权力冲突基本上得以理顺。毕竟“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已经确立了法院权威的裁判地位,其改革目的十分明确,能够将各诉讼主体的思想高度统一,最终做到了有效化解分歧,积极推进落实。(22)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很显然,检察机关希望通过精确的量刑建议占据程序的主动。从这个意义而言,检察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关注的是如何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即如何贯彻实体法规定和刑事政策,诉讼效率则是置于其次的地位;而法院更关注的是在立足于实行“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的基础上,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以及有关的证据事实。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呈现波动性和模糊性,而检法两家在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处理案件时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这样一来,实务中检法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三)不利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和实体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立法目的波动化,无疑不利于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方面的规定。

  第一,从完善程序规定的角度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离不开明确划一的立法目的。过去20多年来,我们围绕刑事速决程序进行了诸多的制度改革,如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易审、暂缓起诉和刑事和解,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上述速决程序的总结,但很显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关键环节如控辩协商等,是认罪认罚从宽实施中的创新点,并无太多成熟的经验可予以借鉴。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程序被誉为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第一次“试验性立法”:“当本应由国家立法机关或其常设性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事项因立法条件尚不成熟,而由行政、司法机关以先制定行政法规或进行司法实践探索等模式先行摸索、总结,为制定或修改法律做实践准备。”(23)从2014年6月开始试点至2018年10月正式入法,时间短、内容多、任务重,很多细节尚未厘清,故而立法机关明确提出,2018年的修法并不全面,仅仅是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将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之有效做法上升为法律规范”,(2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一些立法上尚未细化的问题开始凸显。如有些地方认罪认罚案件的被告人上诉率达到了16.4%,(25)当前对于此类问题的人处理往往都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情个别研究决定。(26)显然,我们应该总结上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方案,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这样一来,如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本身并不明确和具体,不同的规范性文件对其规定呈现波动化的话,就难以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即使希望先行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再进行立法完善,但是由于“新的解释如果想维持其解释的性质,就不能逾越法律字义及脉络所划定的范围,通常也不可将法律目的置之不理”。(27)这样也就无法通过司法解释形成可推广的、可复制的经验从而达到完善立法目的。

  第二,立法目的波动化还会影响到刑法的理论研究和实施。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横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大领域,但是从一开始就是以诉讼程序改革的面目出现的,刑法学者参与探讨的并不多见,且改革的内容也与传统的刑法理论存在较大差距,“一定意义上讲,刑事政策用语直接被用作刑事法律术语是曲解刑事政策功能、错解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的结果。”(28)但是,很显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应当是刑法学重点关注的话题,因为“从宽”必然会冲击刑法已有的量刑体系。刑事程序法本身也有保障刑罚权实施的辅助性价值,因此,刑法学者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必要的呼应是应有之义。不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试点到《刑事诉讼法》中予以确立,其立法目的的多元、波动化和模糊化为刑法学者的探讨带来了困扰,限制了刑法学者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的定位回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波动化给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均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立法上应该尽快对其立法目的作出齐整划一定位。当然,任何立法目的不是单一的,往往“存在着或远或近,或高或低的目的”。(29)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仅仅根据《试点工作决定》中的内容,即可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至少包含有八种直接或者间接立法目的。(30)从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机理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作实践,按照该制度立法目的的轻重缓急,可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目的划分为三个层次。分述如下:

  (一)第一层次目的: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

  提高诉讼效率是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重点关注的话题,但在制度设置上若存在偏差,则可能会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一经推出,诉讼法学者们就担心出现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而损害司法公正的现象,有学者提出要防止那种“为简易而简易”“为速裁而速裁”的机械司法现象;(31)有学者呼吁,“在我国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讨论中,需要少一些实用主义、多一些理性分析,坚持将尊重司法规律作为改革的首要原则,在政策立法化或立法政策化的过程中,恪守刑事法治的底线要求,以避免因程序过于松弛而造成冤假错案。”(32)有青年学者经过实证分析还得出了“程序的分流与简化主要应归功于简易与速裁程序本身的作用,与认罪认罚并无直接的关联性”的结论。(33)笔者也认同现有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对司法公正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首要立法目的显然还是从程序上实行“简繁分流、提升诉讼效率。”

  当然,《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设计中不可避免地触及刑事实体法问题,如死刑控制等。事实上,自《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将刑事诉讼法从刑法典中剥离出来,单独立法,这一立法先例“对之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制(乃至新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34)但按照大陆法系的通说,“无论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理论角度来看,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与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未必具有进行严格区分的性质”。(35)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通过程序法来解决部分实体问题,即定罪与量刑的问题,也是《刑事诉讼法》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本文主题而言,之所以在诉讼法中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主要动因是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将“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作为首要目的,既强调了其典型的程序价值,也表明了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在实体意义上目的之间存在位阶差异的基本态度。

  事实上,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立法目的的波动性,导致了程序设计上并未充分发挥实行“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的功能,如在审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以及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上均较为繁琐。当然,上述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从宏观层面而言,如有学者指出的,鉴于提高诉讼效率是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程序的首要目的,既然被追诉人已经认罪,如果能够跳出既有诉讼模式限制,在打破诉讼阶段隔阂,降低证明标准等问题上更进一步,认罪认罚从宽将能够更加实质性地推进刑事诉讼效率。(36)对于上述学者进一步简化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程序的观点,笔者认为,仅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升诉讼效率的首要目的来看,是值得肯定的。

  (二)第二层次目的:保障程序和实体处理上的宽严相济

  第一层目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首先需要实现的立法目的,第二层次目的主要是保障程序和实体处理上的宽严相济,这也是该制度不可或缺的立法目的。具体而言,第二层目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保障程序处理上的宽严相济”,即《刑事诉讼法》第81条适用强制措施考虑认罪认罚条款和第182条重大立功、重大利益可以终止诉讼的规定。二是“保障实体处分上的宽严相济”,即以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为核心的一系列保障条款。主要包括第36条值班律师条款;第120条、第173条和第190条三个阶段知情权条款;第174条签署具结悔过书条款;第226条速裁程序违背意志程序回转条款。

  第一,保障程序处理上的宽严相济。“保障程序处理上的宽严相济”包含的两个条款是程序法意义上的“从宽”手段,与程序分流不同,这种处理带有实体法色彩,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等会产生直接影响,意义重大。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二层级的目的,仅仅是由于其对刑事程序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

  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程序可以适当地降低审前羁押率。逮捕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长期以来,我国未决羁押率过高,备受各界的诟病,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规定适用逮捕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有逮捕的必要。(37)其中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被公认为是适用逮捕的核心条件,而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核心是社会危险性。(38)但以往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有青年学者进行了统计,“2009-2015年,无逮捕必要性(社会危险性)而不批捕人数的增长幅度极为稳定、亦很缓慢。尤其是2013-2015年的增长幅度,与2009-2012年相比明显变小。”(39)由于实践中还是大量存在没有逮捕必要而被逮捕的现象,因此,笔者曾建议构建中国式的逮捕听证制度。(40)而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为了更加科学和全面地认定社会危险性,增加了需要考虑“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的内容,立法者的目的在于提倡司法机关更加全面地审查社会危险性的诸项要素,“如前款规定的实施新的犯罪、毁灭、伪造证据等情况,应当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实施的犯罪情况及犯罪后的态度,是否认罪认罚等”。(41)上述观点可以理解为,立法机关对社会危险性的认定越发严格,通过本次条文修改,即便是出现了以往《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的应当逮捕的危险性情形时,也可能因为态度较好、认罪认罚等因素而不予批准逮捕,从操作层面上讲,这种改动增加了司法机关更多不批准逮捕的可能性,程序意义不可低估。

  此外,羁押率过高在我国之所以是一个顽疾,与其说是立法自身的缺陷,倒不如说是案件以外综合性因素影响的结果,有一线办案人员提出,“受案外因素影响,检察机关将本可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情形在司法实务中客观存在。为配合公安机关侦查或者考核需要,或者为照顾公安机关情绪而配合性逮捕的;为支持当地经济发展,遵从个别领导指示而政策性逮捕的;许多轻伤害及交通肇事等涉赔偿类案件,只因民事赔偿不到位,因担心被害人上访而风险性逮捕的;外地人小偷小摸,只因取保候审制度不健全,替代性羁押措施不强,而区别于本地人选择性逮捕的;等等。”(42)在此类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认罪认罚的空间,如果适用认罪认罚,则可以将这些不恰当的逮捕转化为其他替代性强制措施,降低了逮捕的适用率。

  由此可知,本次认罪认罚从宽的立法调整对审前羁押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逮捕率。

  另一方面,对于特殊类型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可以从程序上终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追诉。《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对于重大立功、重大利益可以终止诉讼的情形包括两大类:“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此处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第16条不予追究犯罪限定的范围,也突破了公诉机关不起诉的既有规定。鉴于这一制度过于特殊,影响过大,《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在适用条件以及程序上对其进行了双重限制。对此,司法机关的态度是,不仅认定“有重大立功”和“国家重大利益”条件极为苛刻,而且被严格限定于“维护外交、国家安全、反恐等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特殊案件”。(43)

  综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程序处理上的宽严相济上,立法上已经明确规定,但适用的只是整个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这也是本文将其定义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第二层次立法目的的原因之一。

  第二,保障实体处理上的宽严相济。从刑事一体化视角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难落实的内容是实体法上如何精确地“从宽”,我们显然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直接达成实体上“从宽”的效果,程序法只是发挥辅助性的作用。且这种辅助性的作用也不能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主要目的。

  实际上,为了达成实体法上的高质量“从宽”,诉讼法的最大贡献是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相比较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在解决诉讼法中程序分流问题时,其作用至关重要;而在实现实体法“从宽”时,仅能起到辅助作用。例如,如果对认罪认罚没有进行程序分流,根本无法启动速裁程序。而在另一实体法从宽这个角度,即便是没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托于刑事辩护全覆盖、非法证据排除、检察官客观义务和法官调查取证权等诸多已有的程序设计,也能在相当程度上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确保实体法处理的精确性。当然,由《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专门保障,效果自然更佳。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在立法目的排序时,将“保障实体处理上的宽严相济”放置于第二层次目的位置,认为其位次应当低于“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实践的展开,实体辅助条款也存在一定的问题。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保障“自愿性”的条款主要为值班律师制度和权利告知义务。前者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参与权,后者则是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两项制度相互支撑,同等重要。目前学界对值班律师制度和权利告知制度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且这一主题不是本文研究重点,故而不展开论述。值得重视的是,当前出现了被告人利用制度设计上缝隙,滥用自愿性保障条款的现象,这一现象应当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重点关注。

  在试点期间,有法院发现认罪认罚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端倪,“目前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的大多数理由是刑期较短的被告人想留看守所服刑,对上诉权造成滥用”。(44)目前,司法机关一般会以抗诉的方法抵消被告人认罪认罚获得的量刑优待。(45)由于认罪认罚从宽是一项崭新制度,在试点实施阶段,各国家机关会对此类案件高度关注,上诉率并不高,试点的中期报告显示“被告人上诉率仅为3.6%”,因此问题尚未充分显现。(46)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试点后期尤其是被《刑事诉讼法》确立之后,上述问题就开始显现了,根据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针对64,859份认罪认罚案件文书的统计,“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改判率为20.73%,该改判率与普通案件的改判率(约为12%)相比,高出很多。”(47)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不少刑事辩护律师表示,有较强的意愿借用上诉不加刑的制度红利,建议被告人善于提出上诉。(48)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率高企的现象。

  综合上述研讨,我国应当从值班律师制度、权利告知义务和认罪认罚反悔权等三个方面着手,细化制度建设,保证能够释放出预设的制度功能,以更好地保障实现实体法的“从宽”效果。

  (三)第三层次目的:探索推进实质性协商

  有学者乐观地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法典,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类型的历史性转型,即由权力型诉讼转入协商性诉讼。”(49)在强职权主义的司法语境下,我国认罪认罚从宽中的控辩交流仍然植根于国家本位主义,尚未显露出学者期待的协商特质,“为了避免社会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产生误解,《试点方案》以及《试点办法》(50)在制定时均回避了‘协商’二字,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亦做了同样的回避”。(51)基于上述立法现状以及官方对此的审慎态度,本文只能将其定义为第三层次目的。

  我国对《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协商的态度相当保守,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课题组认为,“从制度定位上看,认罪认罚从宽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公正履行追诉、惩罚犯罪的职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通过认罪认罚来争取从宽,而不是就定罪量刑进行讨价还价。”(52)因此虽然存在程序和量刑上的协商环节,但“这里的‘协商’只能是量刑和适用程序的协商,不能就罪名、罪数进行协商,更不允许‘证据不足情况下进行认罪协商’,并依次减轻或者降低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53)显然,在上述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中的协商并非没有太大的拓展空间。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环节进行尝试性探索。

  第一,可以将程序性后果作为协商内容之一。《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将认罪认罚列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之一,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制度设计,将其作为控辩协商的重要筹码。一方面,此处调整不涉及实体性处分,法理障碍较少,但程序法意义显著,对当事人实际影响较大。另一角度,降低未决羁押比率符合人权保障的趋势,也是检察机关近年工作的重点之一,容易赢得政策支持。此外,通过协商获得取保候审,可以在短期内让被告人感受到程序上的优待处理,有利于激发被告人进一步认罪认罚,促成侦查阶段获得更多案件线索,审查起诉阶段更有效提升诉讼效率。

  第二,可以将侦查阶段扩展为协商的重要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原则上是一项贯穿于刑事诉讼全流程的工作,但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被明显边缘化,“侦查阶段案件分流不明显,公安机关享受不到改革红利,因而多为被动参与改革试点,试点改革主动性有所欠缺。”(54)有观点认为,应当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实体处分权,(55)也有学者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门槛。(56)这些建议超越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边界,短期内难以为立法机关确认。但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尝试提倡落实《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内容,该条第2款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可以做扩大化解释,适当放大犯罪嫌疑人此处认罪认罚在量刑上的优待幅度,(57)与此相对应,程序上明确侦查机关记载认罪认罚对公诉机关的约束力,还可以考虑由公诉机关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既有工作机制,将一些特殊类型案件提前到侦查阶段和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以换取有效的侦查线索,助推案件侦查工作的顺利、高效推进。

  “相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法律可能更具有目的性;它不仅从过去,而且从未来获得方向。”(58)此次《刑事诉讼法》增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是对以往各种程序分流措施的总结和扩展,也是协商性司法的又一次破冰式的探索,改革的方向已经十分清晰,我们应当以“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为核心,理顺众多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为细化《刑事诉讼法》中认罪认罚从宽诸项规定,补齐程序法中宽严相济政策的短板打下坚实的基础。

  ①孟建柱:《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7日第6版。

  ②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

  ④参见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⑤该说明中,在提及三大主要修改内容时,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式表述,前两个部分明确指出“为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为加强境外追逃工作力度和手段”分别是前两项改革的立法目的,但是在提到认罪认罚从宽时,没有提及立法目的,“三是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需要将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之有效做法上升为法律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⑥王爱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⑦[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⑧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宪政主义》,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5页。

  ⑨参见张建伟:《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内涵解读与技术分析》,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1期。

  ⑩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1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12)参见董皞:《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13)有关认罪认罚从宽的研究综述亦参见狄小华:《认罪认罚等级体系的构建与运用》,载《学海》2019年第1期。

  (14)左卫民:《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

  (15)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16)胡云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7)陈瑞华:《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1期。

  (18)王敏远:《认罪认罚从宽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19)魏晓娜:《结构视角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载《法学家》2019年第2期。

  (20)卢乐云、曾亚:《认罪协商机制中的法官职权——基于C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实践的考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21)彭海青、吕泽华、[德]彼德·吉勒斯:《德国司法危机与改革——中德司法改革比较与相互启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页。

  (22)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理解差异及其解决方案,参见张泽涛:《“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及其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1期。

  (23)吴仕春:《试验性立法:法治发展稳步前行》,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26日第2版。

  (24)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沈春耀主任:《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说明》。

  (25)参见藏德胜、杨妮:《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上诉权的设置——以诉讼效益原则为依据》,载《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第34期。

  (26)参见钟亚雅等:《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后又想上诉减刑?动“歪脑筋”坑了自己》,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9日第1版。

  (27)[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28)黄京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

  (29)[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30)“为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

  (31)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32)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10期。

  (33)郭烁:《层级性:认罪认罚制度的另一个侧面》,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4)吴宏耀、郭恒:《1911年刑事诉讼法律(草案)——立法理由、判决例及解释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5)[韩]金日秀、徐辅鹤:《韩国刑法总论》(第11版),郑军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36)学者均认同认罪认罚从宽提升诉讼效率的程序价值,但在实现路径上又较多不同的看法。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步洋洋:《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刑事简化审理程序的本土化省察》,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1期等。

  (37)参见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79条。

  (38)参见李训虎:《逮捕制度再改革的法释义学解读》,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9)董林涛:《逮捕社会危险性要件的现实定位与证明机制》,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11期。

  (40)参见张泽涛:《构建中国式的听证逮捕程序》,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

  (41)王爱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71页。

  (42)张志利、王晓荣、张春玲:《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理解与适用》,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11(上)期。

  (43)王亦君:《18个城市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9月5日第4版。

  (44)胡云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页。

  (45)张薇、李磊:《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限定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19日第7版。

  (4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

  (47)参见法纳君:《认罪认罚案件大数据报告》,载“法纳刑辩”微信公众号,访问日期:2019年4月3日。

  (48)律师分阶段收取诉讼费用,也是部分律师鼓励当事人推翻认罪认罚,进行不必要上诉的一个重要原因。

  (49)樊崇义:《理性认识“认罪认罚从宽”》,载《检察日报》2019年2月16日第3版。

  (50)指2016年11月16日,两高、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

  (51)胡云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427页。

  (52)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课题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18年第34期。

  (53)胡云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77页。

  (54)胡云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93页。

  (55)参见张宏宇:《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载《公安研究》2018年第1期。

  (56)庄惠阁、卢换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公安机关撤销案件问题探究》,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57)犯罪嫌疑人越早认罪认罚,受到的量刑优待应当越多,这一观点得到了刑法学者的广泛支持,参见黄京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

  (58)[英]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学导论》,徐震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作者简介

姓名:张泽涛 工作单位:广州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