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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标的理论的新范式 ——“相对化”与我国民事审判实务
2016年12月29日 08:43 来源:《法学研究》 作者:陈杭平 字号

内容摘要:25)如在诉讼中原告申请或经法院释明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当变更后的请求突破原诉讼标的的界限,即构成“诉的变更”(或诉讼请求“质”的变更),法院需以新的诉讼标的作为审判对象。15)日本学者新堂幸司认为“当事人希望法院对此作出判决而将其作为申请事项”的诉讼标的与“为了使作出的判决被赋予判决效力”的诉讼标的不同,前者具有行为规范的机能,在诉讼中对诉讼结果作出预先的警示,指挥当事人展开主张举证活动.51)该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后诉与前诉如果“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且“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构成重复起诉。

关键词:法院;当事人;诉讼请求;纠纷;原告;合同;变更;给付;被告;法律关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民诉法学界一直尝试从大陆法系关于诉讼标的的不同学说中择取其一作为基准,统一且固定不变地适用于诉讼程序各领域,并用以解决诉讼法学上的诸多重大问题。但这种“一体化”或“体系性”研究范式不仅未达到学理上的预设目标,更难以回应实务上多义甚至“无序”的概念使用。受域外理论发展、民诉法规范修改及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等因素的促动,有必要向“相对化”或“指示性”的新研究范式转换。在此前提下,应当对实务上诉讼标的的使用方法及其在具体程序场景中的含义进行整理与辨析,并围绕相关民诉法规范条文展开解释论作业,建构一种可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所用的、用以限制裁量权滥用的“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框架。

  关 键 词:诉讼标的/诉讼系属/重复起诉/一事不再理

  作者简介:陈杭平,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作为识别或把握当事人攻击防御、法院审理判决之对象的概念,“诉讼标的”自引入我国以来,一直占据民诉法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为数众多的学者通过对大陆法系旧说、新说等的梳理与甄别,试图从中择取一种能贯穿诉讼全过程的学说,作为统一且固定不变的基准适用于法院管辖、当事人适格、诉的变更(合并)、诉讼系属、既判力客观范围(“一事不再理”)等问题的判断。①这种以“一体化”或“体系性”为认知框架的研究范式带来了相当的知识增量,并对民事审判实务的规范化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但始终未能实现体系性建构的理论预设目标,对实务上多义甚至“无序”的概念使用也缺乏应有的整合力与解释力,难以通过提供具有“间主观性”的概念工具来约束法官的裁量权滥用或抑制“同案不同判”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类型的研究已沦为无用武之地的“屠龙术”,面临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危机。②

  至少从三种新的动向来看,国内围绕诉讼标的的研究范式亟待转换:③首先,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诉法学界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统一的诉讼标的概念。在日本,“指示性”或“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甚至已占据主流地位。这与美国、欧盟的立场“殊途同归”,也不妨说是对诉讼标的应有功能之研究原初状态的回归。其次,自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施行以来,有更多的程序规范条文使用“诉讼标的”一词(如该解释第233条第3款,第247条第1款),其与散见于其他条文的同一或类似语词不能涵摄进内涵外延统一的概念。④换言之,根据一体化或体系性的思路难以围绕这些条文展开有实效的解释论研究。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随着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开,审判实务上对诉讼标的的多义界定与使用已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如果不是简单地以“司法乱象”为由予以排斥或者充耳不闻、视若无睹,无疑需要更新思维模式或研究范式,将其纳入考察的视野,加以整理并予以回应。

  有鉴于此,本文第一部分先从体系性立场出发,以诉讼标的概念内含的规范要素与事实要素之不同配比为依据,将大陆法系旧说、新说及美国、欧盟的衡量标准纳入同一理论光谱,为下文围绕相对化的讨论提供理论坐标。继而重点考察德国、日本指示性或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基本含义,并与美国灵活可变的“纠纷事件”标准形成呼应,揭示“相对化”已成为超越法系的共通趋势。第二部分在“相对化”的新研究范式下,以诉讼标的之多种含义(本文操作性地界定为三种“版本”)为纵轴、以不同的程序场景为横轴,围绕笔者检索获得的大量裁判文书,整理、辨析我国审判实务上诉讼标的的使用方法及其在具体场景中的确切含义。第三部分则在汲取实务见解的基础上,围绕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展开解释论分析,逐一确定各程序场景下诉讼标的的应有之义,进行理论的“格式化”。本文无意“再造”一个体系性的诉讼标的概念,而是旨在建构一套用以限制法官裁量权并作为解释论工具的理论框架。

  一、域外诉讼标的理论之再考察

  (一)“体系性”或“一体化”诉讼标的理论

  19世纪中后叶,德国民诉法学为了从实体法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问体系,急需创设若干能贯通诉讼程序整个过程并发挥理论基石作用的核心概念。“诉讼标的”就是一个为实现这种意图而被有意创造出来的概念。统一的诉讼标的概念建构通过以实体权利为基准予以把握、界定的旧实体法说(旧说)即大致完成。但随着民诉法学理论自主意识的增强,出现了有别于旧说的新说(诉讼法说),两边阵营围绕“应以谁为基准”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简而言之,旧说以实体请求权(Anspruch)作为衡量诉讼标的之标尺,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的实体权利架构中,通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其追求的法律效果,并以所对应的抽象构成要件作为界定审判对象的框架。新说为了在请求权竞合时防止重复诉讼,⑤并将确认之诉的审判对象纳入统一的诉讼标的概念,遂摒弃实体请求权而在生活世界与“法的空间”之间直接架起沟通的桥梁,以诉讼请求权(或诉讼上的请求)所指向的纠纷事实作为把握诉讼标的之标尺。⑥在宽泛的意义上,新说扩张了诉讼标的的概念外延(不受实体请求权的拘束)及容纳范围(兼容不同种类的诉),但同时也产生了界定标准不统一、模糊法院与当事人就形成案件实体内容的权责分配等新问题。⑦

  在诉讼标的内含的规范要素与事实要素之间,很显然旧说侧重规范要素的价值,新说则更强调事实要素对于确定审判对象的意义。⑧更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在新说的学术谱系下,基于权利发生事实的“二分肢说”较为接近旧说,也即规范要素一侧,基于生活事实的“二分肢说”与日本学理上的“受给权”则更接近事实要素一侧。而在同一理论光谱中,美国法以及深受法国法、英美法影响的欧盟判例法下的诉讼标的衡量标尺也大致可确定其位置。

  美国自1938年联邦民事程序规则实施以来,实务及理论上逐渐采纳“纠纷事件”(transaction or occurrence)作为识别诉讼标的的标准。例如,《第二次判决重述》以“一个纠纷事件或一系列事实群之全部或任一部分”界定判决请求排除效(既判力)的范围,作为这一场景下诉讼标的的衡量标尺。至于什么样的事实构成“纠纷事件”,什么样的事实群构成“系列”,主要考量的是事实是否在时间、空间、缘由或行为人动机上有牵连,是否构成一个适合审判的基本单位,将其作为一个审判单位是否符合当事人的预期或交易惯例。⑨换言之,静态地看,美国法更近乎以纯粹的生活事实作为诉讼标的的界定标准,不仅规范要素或实体权利无足轻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确定审判对象而言也不起决定性作用。

  无独有偶,欧盟法院通过裁判发展出一种“核心理论”(Kernpunkttheorie),主张不同成员国法院先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案件事实相同且“争议的核心”(Kernpunkt des Streits)也相同,即使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在形式上不同,仍然具有相同的诉讼标的。⑩相比之下,德国诉讼标的新说虽然重视事实要素,但无论“二分肢说”还是“一分肢说”均受诉讼请求的拘束,如诉讼请求或主张的权利保护形式(诉的种类)不同,诉讼标的亦不同。就此而言,欧盟法院出于避免并行诉讼及防止矛盾裁判的目的,通过弱化权利保护形式的地位或重构诉的声明,向事实要素一侧靠拢并扩大了诉讼标的的界定范围。换言之,对于诉讼系属来说,欧盟法院所适用的诉讼标的概念相当宽泛,无法仅通过诉讼请求及原因事实予以确定,而是在必要时由范围更大的“生活事实”(Lebenssachverhalt)所决定。这与美国的“纠纷事件”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指示性”或“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

  无论大陆法系的旧说、新说,还是以此为基准对美国法、欧盟法的整理与定位,皆具有相同的理论预设与意旨,即存在“体系性”或“一体化”的诉讼标的概念。一旦对它的宽窄大小予以界定,就能以其不变的内涵外延通过演绎推理适用于诉讼程序的各种具体场景,并成为建构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但随着对诉讼程序不同领域、场景研究的深入,大陆法系学者逐渐意识到很难维持诉讼标的概念的统一性。于是,指望以不变的概念来应对不同问题的研究思路逐渐衰退。

  德国自上世纪50年代就出现对一体化诉讼标的理论的偏离。此后陆续有学者主张应针对不同的法条分别进行目的性解释,建构相对的或可变的诉讼标的(Variabler Streitgegenstand)概念以满足不同诉讼领域、场景的解释论需求。(11)而在欧盟规则一体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近年来欧盟法院所贯彻的“核心理论”也为德国“相对的诉讼标的”概念注入新鲜的元素,使之在作用于诉讼系属领域时外延得以扩张。(12)虽然德国理论界因体系性思维及概念建构的惯性而对一体化诉讼标的仍抱有期待,但在日本民诉法学界,根据诉讼不同领域、不同程序场景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相对地把握诉讼标的的研究思路,已占据主流地位。具有共识的观点认为,由于诉讼标的最基本的功能在于指示不同程序场景下的诉讼审判对象,而日本民诉法在不同条款使用了内涵有微妙差别的多种概念(如请求、诉讼的目的、事件、主文的内容),作为这些概念之统称的诉讼标的自始便具有多重的、随场景而可变的含义。(13)

  当然,指示性诉讼标的概念绝非彻底“碎片化”或无章可循。日本学者三木浩一经梳理总结认为,根据法律条文或所对应的程序场景不同,诉讼标的可能具有最狭义(原告主张的权利本身)、狭义(对被告的权利主张)、广义(兼具对被告的权利主张与对法院的权利主张的复合含义)及最广义(对被告的权利主张附加裁判形式——给付、确认、形成——的要求)四种不同的内涵。(14)不同内涵所对应的程序场景,在日本理论上首先划分“诉讼中”与“判决后”两个阶段,认为在前一阶段诉讼标的概念主要发挥作为“行为规范”的机能,体现了前瞻性、主观性(由当事人予以确定)的价值,在后一阶段集中发挥作为“评价规范”的机能,具有回顾性、某种客观性(由制度外在赋予)的特征。(15)而对于贯穿诉讼始终的前一阶段,一般又细分为诉的变更(合并)、诉讼系属(重复诉讼之禁止)等具体场景。

  即便在每一种程序场景下,诉讼标的往往也不作为唯一或决定性的因素发挥规范作用。例如,并不能简单地将诉讼标的与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画上等号。日本实务上出现在特定情形下赋予非主文记载的内容以“相当于既判力的效力”以及借助诚实信用原则遮断与前诉具有不同诉讼标的(最狭义或旧说)的后诉等动向,而理论上从“实质性程序保障论”出发把握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往往又带来窄于判决主文记载内容的结果。(16)有别于诉讼标的概念本身的可变性,这可谓诉讼标的相对化的第二层含义。

  尽管大陆法系各国都存在着对诉讼标的加以重新建构、意图“复活”体系性概念的尝试(“新实体法说”、“动态的诉讼标的理论”等都属此列),但根据三木教授的判断,这些努力都不成功。他基于对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考察指出,“诉讼标的向指示性概念收敛这种方向的发展,几乎等于宣告了体系性概念的死亡。考虑到除了德国之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再对体系性诉讼标的概念抱有期待,毋宁说相关学说理论现在已回归诉讼标的概念本来应有的功能作用这一原初形态”。(17)

  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得到呼应。“纠纷事件”标准脱胎于对普通法传统下僵化狭隘之“程式诉讼”(forms of action)的悖反,因此自始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灵活可变的概念,对于不同的程序领域或场景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外延。根据美国学者玛丽·凯恩的梳理,“纠纷事件”在诉状修改是否回溯至初始诉状提交时(从而不受诉讼时效的阻断),反诉、交叉诉讼及当事人的合并,牵连管辖(ancillary jurisdiction)以及请求排除效(既判力)等四个程序场景下所对应的法条用语有所区别,所发挥的机能也各不相同,故有必要逐一进行利益衡量并确定其含义。(18)当然,“纠纷事件”标准超越了实体权利,也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拘束,故大约只在上述日本理论“最广义”层面上予以相对的变动。

  综上所述,可以说,采纳或者向相对的或指示性诉讼标的理论演进已成为超越法系的共通趋势。(19)反观我国,绝大多数民诉法学者仍局限于一体化或体系性诉讼标的的思维定式,致力于“旧说”与“新说”的比较并纠结于对二者的取舍。要想打破诉讼标的沦为理论“屠龙术”的尴尬处境,发挥其作为概念工具在实务操作与法解释论上的机能,无疑应当从既有的研究范式向新的研究范式转换。具体而言,以相对化或指示性为认知框架,梳理我国民事审判实务中“诉讼标的”的使用方法及该概念指涉的多种含义,并围绕我国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重构诉讼标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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