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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的理论反思
2016年07月22日 10:38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陈瑞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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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5 陈瑞华(1967- ),男,山东聊城人,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研究。

  原发信息: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0161期 第56-64页

  内容提要:

  根据当下的司法改革理论,司法权被定位为“判断权”和“中央事权”,这成为指导一系列司法改革的理论根基。但这种理论既带来了新的难题,也无法完全达到改革者所预期的改革效果。改革者没有按照司法裁判权与司法行政管理权的分离原则,来重新设置司法裁判机制和司法行政管理机制,使得“让审理者裁判”无法落到实处。同时,这种理论与我国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的“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发生了冲突,也带来了“省级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助长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垂直领导”。为保障司法改革的顺利推行,实现维护司法正义的改革目标,有必要确立一种以法官独立审判为核心的司法改革理论。

  关 键 词:

  司法权/判断权/中央事权/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法官独立

  一、引 言

  自2013年以来,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运动。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的是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法院内部管理方式等技术问题的话,那么,这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所触动的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例如,法院、检察院人、财、物交由省级统管,设立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的法院、检察院,法院、检察院内部实行人员分类管理,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在法院、检察院内部推行司法责任制……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司法制度的面貌,解决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的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问题,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但是,与司法改革的强力推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者并没有提出令人完全信服的司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改革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法院有关的司法改革,更是存在着改革措施与改革理论严重脱节的问题。根据较为权威的分析,司法改革依托于“两个理论基点”。所谓“两个理论基点”,一是司法权作为中央事权和判断权的司法性质论;二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论。[1]

  这种改革理论无疑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意味。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就改革者对司法权性质的两个论断而言,这里其实包含着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例如,司法权带有判断权的性质,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而早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论断。关键的问题不是司法权的“判断权”定位,而是法官如何行使判断权的问题。至少,根据司法权是判断权这一论断,我们无法得出司法权应当独立运行的结论。又如,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这一论断潜含着司法权应当摆脱地方控制,而完全回归国家权力属性这一重大改革战略。但是,法院人财物收归省级统管这一改革本身,就属于对这一改革战略的背离。更何况,根据“人民主权”原则所构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宪法体制属于“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各级法院和法官由同级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这种宪法体制不可避免地为司法权注入了地方化的成分。再如,“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意在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其中,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要逐步实现相互分离,也就是让司法行政回归行政权属性,而司法裁判则回归裁判权属性。假如司法权仅仅被定为“判断权”,那么,作为司法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行政管理权,岂不应退出法院管理体制吗?

  本文拟结合2013年以来推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对司法改革的理论根基做出一些反思性评论。笔者首先将对司法改革的理论逻辑进行剖析,然后分析那些产生对立和冲突的改革措施,并揭示现有改革理论在指导当下司法改革方面的局限性。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还将结合司法改革的发展动向,提出一些完善司法改革理论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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