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民诉法学
既判力作用范围的相对性:法理依据与制度现状
2016年07月15日 10:54 来源:《民事程序法研究》 作者:林剑锋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林剑锋,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民事程序法研究》(厦门)2015年第2015第14辑期 第204-220页

  一、既判力作用范围相对性的含义

  既判力是判决一经确定就不允许当事人再行争执的确定力,正是这种判决效力的存在,才使纠纷或事项“既决”的法律意义获得载体,进而使司法活动具有形成和维系社会秩序、使社会生活圆满运行的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如同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司法裁判必须具有既判力”应当是一种具有超越地域、时代或体制界差的普遍存在。当然,由于国家诉讼体制的差异,对于既判力这种判决确定效果的尊重及强调程度有所不同。

  基于程序安定以及判决所确认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考虑,判决既判力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确定力,原则上一经确定就不允许被推翻,哪怕判决本身是错误的。在既判力获得明文制度化的国家中,这种判决既判力被推翻的唯一法定途径就是通过再审或准再审,就这个意义而言,再审被认为是既判力的例外或反对。既判力与再审制度之间的功能与定位关系,处于一种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态势。若是强调并严格恪守既判力,那么就会形成限制再审制度作用、控制再审程序启动的诉讼政策,反之,则会在对待再审的制度定位上抱一种宽松的态度,进而使再审制度成为一种无形的普通上诉审。在存在既判力制度化特别是既判力意识较为强烈的国度里,既判力所承载的判决终局性在观念上具有绝对化的倾向,既判力被视为一种权威性、不易推翻的判决拘束力。与之相对应,对于再审制度的构建抱一种非常严格、紧缩的政策倾向,这表现在有关当事人提起再审理由(再审事由)的规定趋于严格,提起再审的途径设置也较为单一。相反,在没有既判力制度或者是既判力意识淡漠的诉讼法体制下,判决的终局性、权威性与确定性往往大打折扣,确定判决屡屡被推翻的现象显得更为普遍,这具体表现在对再审以及具有相类似功能的制度(例如第三人撤销之诉)设计方面,再审事由的设定显得更为宽泛、对于当事人提起再审的途径也更为多元。“再审可以说是从相反的方向划定了既判力作用的边界,而且这条边界随着再审适用范围在制度规定及其解释上的调整而推移,既判力实际作用的范围也随之可大可小、可宽可窄。”①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强调判决既判力的国度里,对于再审制度的适用是予以限制的,这种限制包括对再审主体资格的限制,对于再审事由的限制。

  就我国民事诉讼学界而言,作为概念意义上的既判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否定到逐步接受的历程。既判力,从一开始作为一个纯粹比较法意义上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研究性的论文中,之后也逐步成为教科书介绍的内容,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乃至在司法实践的相关诉讼书中也频繁出现。②上述历程表明,既判力理论在我国的融入,既判力的制度化,不仅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向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方向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自我完整化的内在要求。就这个意义而言,作为反映人类精神智慧结晶在民事诉讼法制的体现,从理论体系上到实定制度层面认可既判力,也是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彻底与否的重要标志。

  尽管如此,由于现行法先天的制度缺失以及理论本土化研究不充分,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实践者,甚至是学界对于既判力理论的深层次认识及制度化过程中微妙之处的把握仍有欠缺,尤其是在深层次观念层面没有真正确立起既判力理念及相关的支撑性诉讼法观念,因此在相关制度的创设、既判力制度化运用等方面难免出现制度定位不准、制度的实践运用迷茫、制度间相互掣肘甚至对立等问题,尤其是在强调司法改革以及民事诉讼制度走向规范化的当下,伴随着一些新制度的创设,这种紧张与对立关系则被进一步放大。

  从民事既判力的研究视角来看,我国传统体制中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既判力的理念或观念层面,在对确定判决效力维护方面,由于实定法依据的缺失,加之传统观念的束缚,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尚未建立起应有的既判力(效力)绝对化观念,主要体现在以牺牲判决的稳定性来贯彻“有错必纠”的立法与司法政策,再审事由的宽泛化以及再审程序的常态化就属于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第二,在既判力的应用亦即技术操作层面,尤其是对既判力乃至整个判决效力作用范围的理解与把握上,与不允许存在矛盾判决观念相对应,存在着生效判决效力绝对化之倾向,即只要是被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不管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都具有绝对性法律效力,而且,这种效力无论是对于谁、对于什么事项,都具有绝对化的作用与意义。按照既判力理论的规范术语来表述,在主观范围、客观范围还是时间范围三个维度,生效裁判的认定都具有绝对化的效力。这种对于包括既判力在内的判决效力观念上的绝对化把握,一方面固然与我国没有既判力制度及相关技术理论支撑存有关系,另一方面恐怕也跟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并以高度职权运作的民事诉讼体制脱不了干系。

  综上所述,基于法的安定性理念及程序保障理论,本应予以绝对化把握的既判力观念,在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却予以相对化的对待,相反,同样基于程序保障法理,本应予以相对性地把握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在我国现行法制度及实践者的意识中却予以绝对化的理解。在既判力观念层面的相对化与既判力效力作用范围绝对化之悖反,构成了我国对于既判力理论理解与把握的主要特征。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