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民诉法学
庭审中心主义视域下的检察制度改革
2016年06月12日 10:58 来源:《河北法学》(石家庄)2016年第20161期第23-40页 作者:姜涛/蒋国强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姜涛(1976-),男,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刑法学,江苏南京 210023;蒋国强(1964-),男,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江苏常州 213169

  内容提要:

  庭审中心主义意味着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以改变以往卷宗复制主义带来的诉讼结构偏失,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与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立足于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检察权应当坚守“法律的守护人”的角色定位,建构侦查权、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功能秩序,这就要求正确处理侦诉关系、实现公诉工作的精确化和重视刑事审前程序。为此,检察制度改革需要正确处理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的关系,通过立法赋予主任检察官对案件分类管理的职权,并以契约主义为理论基础,建构我国的认罪协商制度。

  Tribunal judicial centralism means that the trial of cases should take trial as the center,with the court responsible for factual evidence investigation and the debate about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being in the court,changing litigation structure deviation caused by the past file copy doctrine so as to completely carry out direct testimony principle and strictly implement the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Based on the litigation mode of tribunal judicial centralism,procuratorial power should stick to the role of “legal guardian” and construct the functional order among investigation power,procuratorial power and judicial power,which demands to handle correc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igation and litigation,realize the precision of public prosecution and stress the pretrial procedures.Therefore,the reform of procuratorial system has to du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bedience to the order of superior officers and the objective obligation of procurator,empower head prosecutor to conduct sort management over cases through legislation,and construct China s plea bargaining system with contractualism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关 键 词:

  直接言词证据原则/庭审中心主义/非法证据排除/公诉的精确化/功能秩序/客观义务  direct testimony principle/tribunal judicial centralism/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the precision of prosecution/functional order/objective obligation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5年12月8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立基于此,《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司法公正,这在学理上一般被称之为庭审中心主义。2013年10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就基本上明确了庭审中心主义的基本含义,也明确了庭审实质化与全面落实直接、言词证据原则是庭审中心主义的基本要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对检察工作有何挑战,检察机关又应当如何应对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进而立足于庭审中心主义对检察权进行重构。这都是关系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命题,有给予特别研究的必要。

  一、庭审中心主义的改革内涵与法治意蕴

  从理论层面,庭审中心主义属于以庭审为中心的学理称谓,它仍属于诉讼构造的范畴,庭审中心主义改变以往庭审的侦查中心主义,力戒庭审形式主义,主张整个诉讼制度体系和诉讼活动均以庭审为中心来展开,即证据出示在法庭、事实认定在法庭,定罪判刑在法庭,这是符合司法规律的诉讼模式改革之举,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

  (一)庭审中心主义是对庭审形式化反思的产物

  庭审形式主义是我国以往刑事审判的基本模式,包括证据审查的形式化与裁判的形式化,前者意味着举证、质证与认证的形式化,后者则意味着上定下审、先定后审等现象的大量存在,从而出现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问题[1]。而庭审中心主义则意味着庭审走向实质化,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毕竟,审判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做出裁判的司法活动,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法庭则是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形成裁判结果的场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整个诉讼制度和活动围绕审判而建构和展开,审判阶段对案件的调查具有实质化的特征,侦查是为审判进行准备的活动,起诉是开启审判程序的活动,执行是落实审判结果的活动,审判中控诉、辩护、审判三方结构成为诉讼的中心结构。”[2]可以说,没有实质化的庭审,也就没有公正的裁判。

  为何重视庭审中心主义,这主要是基于对庭审形式化的反思。庭审形式主义与卷宗中心主义一脉相通,均强调以侦查为中心,以侦查机关调取的证据作为审理的依据,检察官更多属于诉讼过程中的流水线操作工,法官处理案件以卷宗笔录为中心。在这一审判模式下,公诉方主要是通过宣读卷宗笔录来主导和控制法庭调查过程,法庭审判成为对(侦查机关)卷宗笔录的审查与确认程序,不仅对控方证据的可采性是不接受审查的,而且其证明力也往往被做出了优先安排[3]。笔者认为,庭审形式主义是一种违背司法规律的模式,刑事司法的任务包括处理高争议的案件,如果庭审形式化,把侦查机关调取得证据不加甄别地作为定案依据,自然会造成冤假错案,追求客观真实与人权保障的刑事诉讼目的也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刑事司法作为认定被告人犯罪成立与否、量刑轻重的活动,其本质是在控辩双方对抗、举证、说理的前提下,由法官居中裁判,而不是轻信一方的说辞。在公检法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司法体制下,特别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权,真正使诉讼各方在庭上举证、在庭上说理,力戒庭审形式化、“虚化”,避免诉讼程序“空转”。相反,如果庭审仅具有形式意义,侦查机关所取得的证据,无论有无瑕疵、是否形成证据链条并确实、充分,法官不去审查,也不需要证人等出庭作证.,则必然导致庭审可有可无,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剥夺或仅具有形式意义,这就既牺牲了客观真实,又无法落实人权保障。

  从理论上分析,庭审形式主义严重扭曲了司法本质。司法的本质是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审判实质化之后的判断,与行政决定等明显不同:首先,审判时兼听则明,而不是依法强制。审判作为一种司法活动,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对抗的基础上的,现代刑事审判的方式虽然在两大法系国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即控辩双方都要充分地参与,其中,控方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辩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享有充分的辩护权,有权对控方证人当面质证,也有权提出有利被告人的证据,还有权对控方的办案程序是否合法提出质疑,强化直接言词证据原则,对非法证据要求排除,等等。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控审相互分离、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现代刑事诉讼模式[4]。其次,审判的本质是控辩平等对抗。这种对抗是查明事实与保障人权的必要保障,也是刑事审判的本质,一般而言,刑事审判作为犯罪追诉与人权保障的活动,控辩双方和裁判者构成其直接参与的三方。有史以来,无论该三方的主体资格和权力、权利、义务如何配置,裁判者在法庭上亲自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述甚至辩论,然后,作出裁判的方式都不曾改变[5]。再次,司法价值决定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司法的功能是定纷止争与维护正义,追寻客观真实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平衡点,这是司法的价值选择必须面临的难点,现代司法决不可以为了追求客观真实而牺牲人权保障。事实上,这种牺牲带来的并不是客观真实,比如,以刑讯逼供或诱供方式获得证据,往往可能是对案件事实的扭曲,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最后被改判无罪,无论是因为“真凶再现”,抑或“亡者归来”,都表明庭审形式主义可能扭曲案件事实真相,自然,也必然会使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标落空。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法官的角色是传统的包青天?抑或坐听控方、辩方攻防后作出判断的中立裁判者?这对于正确选择何种审判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法官、检察官、被告间关系的认识。一般而言,法官中立听讼、检察官实质举证、被告无罪推定,这是法院公平说的基本主张[6]。法院公平说意味着司法者应该摒除主观的看法和想法,而用一种客观的准则,机械性地决定是非曲直,并将它们迅速明确地划分出来[7]。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判断的前提是关于真假、是非、曲直所引发的争端的存在。司法判断是针对真与假、是与非、曲与直等问题,根据特定的证据(事实)与既定的规则(法律),并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认识,这就涉及庭审中心主义与庭审形式化的选择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认真对待庭审中心主义,而是实行侦查中心主义,庭审仅具有形式意义,它基本上是对侦查机关所调取证据及其所认定事实的进一步确认。应该说,如何兼顾同类案件判决的协和性和个别案件判决的妥当性并追求社会的理想,是中外司法者共同面临的问题。完善的法律不存,圣智的法官难求。我们只能在司法制度上做一些安排,一方面来尽量防止个别案件之判决的不当,一方面来尽量寻求同类案件之判决的协和[7]。其中,把司法权定位于一种判断权,把司法权与行政权区分开来,力戒庭审形式主义,就是这种司法制度安排的重要方面,这有助于正确定位庭审的角色,也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

  (二)庭审中心主义使诉讼结构由线性到三角

  我国目前的诉讼结构是线性的,它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体现,不仅公、检、法分工负责,相互配合,而且侦查机关在犯罪认定中起着重要作用,基本上决定着法院的裁决结果,法院虽然享有最终的审理与裁判权,但主要是依据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定罪与判刑,检察官与法官主要是协助公安机关完成犯罪事实真相的“拼图”。就前者而言,“人们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来形容我国的诉讼阶段构造,还有人用‘一个车间,三道工序’来描述公、检、法三机关的接力关系。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诉讼阶段论的构造将审判从‘老大’位置上拉下来,跟其他几个诉讼阶段‘肩膀齐,是兄弟’,无分轩轾,莫论伯仲。”[2]而就后者来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我国刑事司法总体结构可以葫芦来比拟,这是一个葫芦型结构:侦查程序活动构成了膨大的低端;审判程序活动(包括法院的审判也包括检察机关的起诉)虽也构成了一个鼓胀的部分,但其实无论从期限还是从权力运用的独断性上看,均无法与侦查程序活动相比;介于侦查和审判之间的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活动,所谓‘承上启下’者也,只是葫芦上的‘细腰’。”[2]还有一种更为形象的说法是,侦查机关是烧饭的,检察机关是端饭的,端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饭里有苍蝇,就把它捡出来,最后端给法院吃饭,吃什么饭,法院并没有决定权。不难看出,线性结构诉讼模式带来的问题是,法院在诉讼结构中扮演被动的角色,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是依据侦查机关所调取的书面证据。

  然而,在庭审中心主义之下,由于其要求证据出示与案件事实认定在法庭,强化审判中心主义,早期学者认为,“审判中心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整个刑事程序中,审判程序是中心,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特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侦查、起诉、预审等程序中,主管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具有程序内的意义,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二是在全部审判程序当中,第一审法庭审判是中心,其他审判程序都是以第一审程序为基础和前提的,既不能代替第一审程序,也不能完全重复第一审的工作。”[8]应该说,强调审判机关有权定罪与量刑,以及重视第一审程序的重要性,这并非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因为现实中也是如此操作的。审判中心主义强调庭审的实质化,正如张建伟教授所指出,“审判中心主义不仅要求在形式上突出审判活动的诉讼地位,重塑法院的社会形象,更重要的是审判活动必须实质化。其一,切断与侦查的联结,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其二,摈弃卷宗依赖主义,贯彻直接、言辞原则;其三,让民众真正参与司法,使民众制约司法的功能得到重视和发挥;其四,完善证据规则,确立自白任意性和传闻法则,审判中严谨适用证据规则、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并以此遏制侦查中的非法取证行为。”[2]如何实现庭审中心主义,这需要在诉讼模式上由线性结构转向三角结构,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就当事人主义而言,亦有形式的当事人主义、实质的当事人主义和被告当事人主义之分,其中,形式的当事人主义虽然也存在犯罪追诉与最终判断权分离,也因检察官提起公诉而启动审判程序,但不告不理原则并未落实,检察官乃是诉讼进行的监督者,法官在诉讼中仍然具有广泛的调查权,故依然具有职权主义的内涵。实质的当事人主义意味着检察官提起公诉而启动审判程序,庭审中控方与辩方保持对立,法官则居中裁判,同时,为了切断法官对检察官提供证据的依赖,彻底贯彻诉讼之三角构造,实行起诉一本主义,法官也原则上不享有职务调查权。而被告当事人主义立足于控辩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强调给予处于弱势一方的被告人更多的防御权,主张以无罪推定实现两造实质上的平等。具体而言,不仅被告人享有律师的协助及自身的沉默权,而且在举证责任构造和证据开示上,也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于是问题来了:中国应该实行一种什么样的当事人主义模式?

  笔者认为,良好的刑事诉讼制度必须要在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之间实现最佳平衡点,这体现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则体现为被告及其辩护人与检察官实质平等,法官居中进行客观公正地审判。结合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及庭审中心主义的要求,我国应该采用一种改良当事人主义,其核心内容有三:一是严格落实审判中立律,“审判中立律的涵义是,司法由控诉、辩护、审判三方组成,控诉和辩护平等对抗,审判居中裁断。审判中立律是‘司法判断中立性’的必然要求。在司法活动中,‘依法判断’主要由审判方进行,审判方是法律纠纷的最终辨别者和断定者,它不能偏向控诉、辩护中的任何一方,只有这样,才能在法律纠纷的处理中实现公平正义。”[9]二是控辩双方的实质对抗,法官查明真相的方式是“兼听则明”,这就需要实现控诉人和辩护人之间的平等、实质对抗,实现诉讼模式由线性到三角的转变,这才能使案件事实以更为全面、客观、真实的方式呈现,并成为法官裁判的根据。相反,如果法官偏向任何一方,则可能会扭曲事实真相,从而造成司法不公。三是贯彻落实直接言词证据原则,直接言词证据原则关涉直接审理与言词原则,前者又包括直接审理与直接采证两方面,不仅意味着法官审理案件,应当在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要求法官、陪审员应当以亲自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资料作为裁判的基础;而后者则是指“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被告人、被害人进行口头陈述,证人、鉴定人进行口头作证,检察官、辩护人进行口头询问和辩论。除法律有特殊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资料,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10]即法官必须在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与证据必须以口头方式向法庭提出,辩论必须以控辩双方口头辩论、质证的方式进行[11]。这三个方面的贯彻落实,既是庭审中心主义的要义,也使诉讼结构由线性变成三角。

  (三)庭审中心主义蕴含人权保障的司法理性

  人权保障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之一,具有明确的宪法基础。从法学发展史来看,人权原则不仅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义,而且也已成为当代法学不容置疑与推翻的最高价值法则,诚如路易斯·亨金指出,“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2]历史地看,对人权概念政治法律地位的确认,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讳言人权到党和政府文件予以确认、再到写入国家宪法的发展过程①。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大致包括了国家公权力对于任何一个人的尊严,在消极面上不应加以侵害,在积极面上更负有防御侵害的保护义务。宪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上位法,自然对刑事诉讼法具有适用效力,也使保障人权成为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之一。刑事诉讼法上的人权保障机能不仅是通过成文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体现,而且需要借助司法实践中定罪与量刑的合法性、合理性予以保障。如果司法实践对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出现偏差,将无罪变有罪、轻罪变重罪,则意味着审判模式失去了人权保障机能。

  现代刑事诉讼以追求客观真实与人权保障为目标,当前司法制度改革在终极意义上乃是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追求客观真实与人权保障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只是,这种最佳平衡点并不是中间点,而是会随着社会发展与民众需求的变化有一个动态的调整。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更加强调惩罚犯罪,往往打着追求客观真实的旗号,在很多情况下牺牲了人权保障。随着公民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和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刑事诉讼需要更加重视人权保障问题。其实,客观真实与人权保障并不矛盾,一方面,人权保障是查明客观真实的必要保障,人权保障并不必然带来对客观真实的牺牲,即使英美法系国家实行沉默权的国家,侦查机关亦可以遵循“先客观、后主观”的证据收集序列,查明事实真相,同时,重视人权保障意味着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这对防止冤假错案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遵循客观真实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遵循客观真实才能实现人权保障,刑事司法需要回溯案件事实真相,而这种真相需要证据予以证明,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中应遵循客观真实,不可先入为主或扭曲案件真相,司法机关也不可以在证据有瑕疵的情况下,基于快速处理案件或绩效考核的需要,强行移送起诉、提起公诉或存疑判决,这本身就是对人权保障的忽视。

  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应兼顾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就是当代刑事诉讼由纠问模式转为对抗模式的原因。在改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下,法官与检察官、辩护人之间更像是足球比赛,检察官与辩护人各方尽力出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证据,法官则像裁判,目的使比赛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下进行,证据调查的结果或许无法查明事实真相,此时,法官只能依据无罪推定原则而对被告人宣告无罪。至于被告人是否为犯罪人,则非法官调查的内容。这也是有论者认为当事人主义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理由。笔者认为,追求客观的实体真实,从积极面来看,意味着犯罪人必受处罚,在此观念之下,刑事诉讼法既然是以惩罚犯罪为目的,也就意味着刑事诉讼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发现所谓的客观真实,这就需要一种能够保障实体真实的程序,历史上的纠问主义、职权主义诉讼构造大概与此有关。相反,现代不少国家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告人缄默权和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并将羁押决定权回归法官,则意味着强化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当然,司法以证据为裁判依据,刑事诉讼对证据证明的标准是“确实、充分”,这即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所谓的客观真实也只能是依据证据所证明的法律真实,同时,这种证据不仅控辩双方均可以平等收集、质证,而且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与方式收集,以免侵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其中,庭审中心主义则是这种人权保障中最重要的保障之一。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根基在于限制国权、保护人权,就实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客观真实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而言,法庭活动应该由控、辩双方主导,法官居中裁判。而这正是庭审中心主义的基本诉讼模式,庭审中心主义意味着起诉一本主义,它建立在法院公平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之上,即法院事前并不接受检察官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免形成有利于检察官指控的预判断,从而污染法官的自由心证。法官一旦在开庭之前阅读卷宗,就可能产生法官重卷宗而轻听诉的倾向,从而使庭审形式化,这就会导致庭审中心主义下的直接审理原则与直接言辞证据原则被架空。相反,采取起诉一本主义,这使法官事先无法接触证据,势必将证据调查与出示的权力交由两造当事人,法官对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认定,均有两造当事人在开庭时出示的证据予以证明,即法官需要在庭审中观察、听闻听取两造的主张、举证以形成心证。其中,就检察官而言,为了使法官形成有罪的心证,则必然需要尽力透视证据的内容及各个证据之间的关联,自觉拒绝非法证据,以构造证据的体系架构。这就蕴含着保障人权的基本理性,即刑事诉讼决不可以以牺牲被告人之基本权利的方式,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