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民诉法学
“主体/客体”相互视角下的共同诉讼
2016年04月21日 15:05 来源:《当代法学》(长春)2015年第20151期第59-73页 作者:王亚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王亚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当代法学》(长春)2015年第20151期第59-73页

  内容提要:

  本文以共同诉讼为主题,在“中国语境内如何描述民事诉讼”这一问题意识之下,继续“叙事”的方法论尝试。与刊发于2014年第6期《当代法学》的“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形成”一文相照应,本文着重从作为诉讼主体的复数当事人与案件实体内容、尤其是与“诉讼标的”这一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解读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共同诉讼的法律构成、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操作以及若干重要论点。

  关 键 词:

  共同诉讼/“必要/普通”的分类/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

  从诉讼主体的角度来看,单一的原告和单一的被告即“一对一”的结构可说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原初形态。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个民事纠纷往往牵涉到复数的乃至更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主体,进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在数量上不限于“一个原告、一个被告”、而呈现出复数或多数主体的复杂结构也很常见。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容纳超过一个的原告或者被告的诉讼形态,或者说当事人最少为三个主体时,就是共同诉讼。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的客体(即审理对象或案件的实体内容)也往往变得更加复杂。

  单纯从现象来看,就可以对共同诉讼形态做若干分类。例如,原告如果是超过一个的复数主体而针对单一的被告提起诉讼,着眼于其共同起诉这一点,可称为“积极的共同诉讼”;相反单一的原告针对复数的被告起诉,因被告的共同“未必为其所愿”而可以称为“消极的共同诉讼”;把此二者“叠加”起来变成“复数的原告针对复数的被告提起诉讼”的话,则成为所谓“混合的共同诉讼”形态。再如,上述分类中无论何种形态,如果起诉时当事人已经在三个以上,就可称“原初的共同诉讼”;但起诉时仍为“一对一”的结构,只是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才因当事人对原被告方的参加或追加而变成三个以上诉讼主体的话,就称为“后发的共同诉讼”了;且这一分类仍有可能“叠加”或“混合”。最后,作为一种与制度规定紧密相关的分类,根据法律,当事人的数量如果必须超过“单一原告、单一被告”才能够使诉讼得以成立,这就是“强制的共同诉讼”;但假如仅仅是因为法院或当事人等各方的意愿,才使原被告的数量达到三人以上的话,则可称为“任意的共同诉讼”。最后这一分类不能简单地“叠加混合”,但在两极之间却存在若干联系或过渡的环节。

  本文内容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解释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上相关规定的角度,介绍共同诉讼的两种基本类型以及这两种类型无法涵盖的共同诉讼形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共同诉讼的各种类型在程序进行的不同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前两部分的内容可理解为一种“静态的”类型化描述,最后的部分则意在展示“动态的”相关问题解决过程。

  一、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这一条文列举了共同诉讼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简单说来,前者是分布在原被告双方的三人以上当事人,由于围绕“共同的诉讼标的”而发生争议,其中只要缺少一人,诉讼本身就不能成立的共同诉讼类型;而后者则是三人以上的原被告之间因存在“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等纠纷在实体上的某种牵连,而通过法院的安排及当事人的意愿所形成的共同诉讼类型。看来,除了“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即原被告在三人以上这种一般形态之外,两种共同诉讼类型的规定性及其区别都取决“诉讼标的”即案件实体内容的状况。关于究竟何为第52条中的“诉讼标的”概念,后文将结合笔者所著《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形成》一文(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以下简称“实体形成”)的内容来进行分析。

  (一)两种共同诉讼类型的素描

  关于必要的和普通的共同诉讼在司法实务中如何表现,为了提供某种直观形象的理解,先看以下的两个设例。

  设例1

  郑甲、郑乙和郑丙三人合伙分别投入资金开办一家商行。郑甲代表该商号与傅某签订一份购房合同,约定购买傅某与其妻为共同产权人的一处门面房作为商行的营业场所。后双方因故就购房事宜发生纠纷,郑甲以自己名义起诉傅某一人,请求交付铺面。法院经审查诉状,告知郑甲通知郑乙、郑丙也作为原告,还必须把傅妻也列为被告,否则只能不予受理。在诉状经过修改,列明了郑甲等三人为共同原告,傅某和傅妻为共同被告之后,法院才对本案予以立案。

  设例2

  房东赵某把自己有三室一厅的住房分别租给钱某、孙某和李某三人。后因共用的客厅和卫生间等处的设施出现问题影响使用,三位房客向房东反映情况却未得到及时修理,遂不同程度地都拖欠了房租。赵某与钱、孙、李三位协商未果,于是以三名房客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三份租约,三被告分别结清所欠租金并腾退房屋。法院受理本案经开庭审理,在两名被告与原告之间分别达成调解协议,一名继续居住,另一名无须交租金但解除租约并退房。法院最终还针对房东与一名房客之间的争议做出判决,宣告其减额缴纳欠租,在即将届满的租期结束后即腾退所居房间。

  上列设例可视为分别体现了必要和普通的共同诉讼比较典型的形态。

  就设例1而言,三名原告和两名被告之间发生纠纷的法律关系就是同一项不动产的买卖,对此确实可以用“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同一诉讼标的”来加以表述。如果当事人中缺少了任何一名原告或被告,其实体和程序上的权利就可能在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侵害。因此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首先是源于为当事人充分提供程序保障的正当性理念,应当作为原告或被告的诉讼主体“一个也不能少”。这种诉讼开始时对当事人必须共同的要求,可称为“一并诉讼”之法理。而且,要是拆分这个案件或者允许这些原被告分别诉讼的话,法院通过不同的程序各别或先后做出的判决等裁判结果还可能相互矛盾抵触,造成主体之间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的紊乱,也会降低或损害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对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之实体上权利义务,诉讼结束时的裁判必须做出“一揽子”的安排,一般将此称为裁判结果“合一确定”的法理。此外,遗漏必要的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之情形,学理上一般还从“当事人不适格”的角度来说明诉讼本身不能成立。作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程序操作,法院对这种起诉可能不予受理或予以驳回,也可能采取依职权追加原告等措施。如果在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情况下进行了诉讼,这种情形将成为上诉或再审的事由,导致已经实施的程序和达到的裁判结果成为“纠错”的对象。

  另一方面,设例2则是一名原告依据性质同为租赁、却分别缔结的多项合同关系与复数被告之间进行的诉讼。因此可以说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着“同一种类的”多个“诉讼标的”。原告完全可以分别起诉这些被告,即把一个案件拆分为三个分别的案件。即使分别诉讼,也不会妨碍为当事人提供程序保障,做出的多个裁判亦不可能发生相互间的抵触矛盾。因此,普通共同诉讼既无必须“一并诉讼”之要求,也不一定需要“合一确定”审判结果。不过,由于其数个请求性质类似、纠纷起因同样或者都使用同一的合同文本等纠纷事实方面的因素导致基本的主张和证据共通,原告出于便利把针对不同主体的多个诉讼请求合并到一份诉状中,希望通过一个诉讼程序来解决所有这些纠纷的做法就容易获得法院的许可或支持。学理上一般把这种情形理解为“诉的主观合并”与“客观合并”之混合形态。与上例典型的必要共同诉讼不同,这个例子直观地表现了普通共同诉讼虽然在主体、程序进行和裁判结果等方面都可以拆分,但利用主张、证据共通等特点来谋求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却能够发挥方便法院和当事人的作用,具有节省资源、提高效率的合理性。

  (二)必要共同诉讼之“不可分”的多种形态

  当然,现实的共同诉讼未必都呈现出这样典型或简单明了的形态。可以把上列两个例子体现的共同诉讼不同类型理解为存在着两极,其中一极绝对不可分而另一极则完全可分。但在两极之间,却存在一系列情形比较复杂,在应当作为何种共同诉讼、或者能否作为共同诉讼等解释适用上并不容易把握的案件类型。以下,先从所谓“绝对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诉讼这一极来看看,都有哪些情形因为“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所以当事人“一个也不能少”,否则诉讼将不能成立。

  首先,以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对象提起的确认或形成之诉,作为该法律关系的所有主体都必须作为共同被告。典型的例子如利害关系人针对某对夫妇之间的婚姻关系向法院请求确认该婚姻无效,夫与妻必须为共同被告。另如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通过诉讼请求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有关财产转让的法律关系,也必须把债务人与该第三人列为共同被告。在此类情况下,“共同的诉讼标的”显而易见地就是复数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原告因就该法律关系之成立与否提起争议,也和被告之间共有了“同一诉讼标的”。

  其次,在三人及以上的主体之间并非按份共有、而是具有不可分的财产共有关系等情况下,如果共有人围绕共有之财产发生纠纷并成讼,原则上所有的共有人都应该成为共同诉讼当事人。比较常见的有多名合伙人之间因某合伙人退伙发生纠纷、多名继承人之间因待继承之遗产分配出现争议等情形,如果提起诉讼,则所有的合伙人或继承人都应当为该诉讼的当事人。这种情形意味着所有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均为同一个法律关系。

  与上述情形略有不同,诉讼本身需要解决的并非共有关系的法律问题,只是作为审理对象的法律关系指向的标的物为共有财产、或者缔结该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为共有人,等等。但无论如何,只要诉讼的实体内容在这种程度上牵涉到不可分的共有财产,无论共有人居于原告、被告还是双方当事人的地位,诉讼案件原则上就必须成为共同诉讼。设例1即其典型的体现之一,这种复数的当事人被一个法律关系连接起来的情形仍然可以表述为“诉讼标的共同”。

  除了以上列举的必要共同诉讼形态之外,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还对若干有“中国特色”或者在过去某个时期比较常见的情形做了应列入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1992年《民诉意见》)。例如,个人或私人企业“挂靠”集体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以该个人或私企与其“挂靠”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个体工商户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借用他人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和银行账户等进行经营活动的,以出借人与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主张被代理人与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应将二者列为共同诉讼人,等等。严格说来,此类情形多属于“形式意义上的当事人”与“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等当事人适格的问题领域,把这两种当事人作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似乎可以视为是对“诉讼标的共同”做了稍稍扩大的解释。

  另外,就侵权损害赔偿诉讼这一领域而言,典型的共同侵权行为、即复数的加害人之间既有主观上共同的故意或过失又有客观上的共同加害行为并造成同一损害后果,以前通常都理解为因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应当把他们不可分地列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2009年12月公布、2010年7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对这种共同侵权行为做了规定。此外,《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的教唆帮助等“分工型”的共同侵权行为、第十条规定的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共同危险行为以及第十一条规定的“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所谓侵权行为的“客观竞合”等,都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目前在学理上,仍然存在着只要是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就应当视为“绝对不可分”的共同侵权,因此应把复数的加害人“一个不能少”地都列为共同诉讼当事人这种解释的可能。不过,《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已经明确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在解释论上,如果共同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既可以起诉全部侵权人,也可以只起诉部分侵权人,而且即便其只起诉部分侵权人也能主张全部赔偿的话,就能够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作为在共同侵权人之间取得利益平衡的一种安排,被起诉的部分侵权人全额赔偿之后,仍有可能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另行起诉其他侵权人主张追偿。与此类似的解释适用在比较法上更为常见,但我国的司法实务目前未必接受这种理解及做法,还是有可能一律按依职权追加共同被告处理。例如,最高法院于2003年发布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就把“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规定为共同侵权行为,并于第五条明确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到目前为止,这一司法解释还未失效。无论如何,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复数人侵权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形,并非对所有的此类情形提起诉讼都必须视为“绝对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诉讼。这一点与以下有关必要共同诉讼可分为“固有的”和“类似的”两种类型的讨论密切相关,待后文再加涉及。

  此类位于“绝对不可分”一极的必要共同诉讼,一般可统称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这种诉讼形态中当事人具有“共同的诉讼标的”,如果使用笔者在“实体形成”一文中用来表示“诉讼标的”的示意图来予以特定的话,既可能指在共同原告之间或共同被告之间以及有时在原被告相互之间存在“法律关系”的同一性,但也可能涉及原被告之间在“纠纷事实”层次上的共通。对此,将在“延伸讨论”部分做进一步的分析归纳。

  (三)普通共同诉讼所涉及的论点

  在描述了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诉讼这一极之后,也有必要简单介绍另一极、即与完全可拆分的普通共同诉讼相关的若干基本论点。

  首先如上所述,设例2展示了最为常见或典型的普通共同诉讼形态。还有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以复数的业主为被告请求给付物业费、水、电、煤气等公用设施管理公司起诉复数的用户请求支付欠费、银行等金融业者请求复数的小额借贷人返还到期借款,等等,都是与此相类似而容易构成普通共同诉讼的情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类向复数的主体催缴欠费的诉讼案件,如果被告的人数不限于三四人或七八人,而是达到人数众多的“群体”或“集团”这种数量程度的话,则法院未必会允许原告以普通共同诉讼的形式主张自己的权利。此外,尽管实践中并不常见,原告以复数的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确认某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诉讼,并且其请求还包括排除妨碍等,也是构成普通共同诉讼的可能场境之一。对于所有的这些情形,都能够以“法律关系为同一种类”来形容。

  其次,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是,在涉及侵权行为的纠纷中,如果复数的受害者作为共同原告向加害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往往就构成普通共同诉讼的另一种常见形态。如数名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遭遇事故而受伤的乘客共同起诉公交公司、数名遭受同样权益侵害的消费者共同起诉商家厂家、购买到劣质饲料、种子、肥料等物资的多数农家共同起诉贩卖这些瑕疵品的无良商人等情形,同样因法律关系或“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而都属此例。如果侵权行为的受害者人数众多,也可能构成所谓群体性或集团性的共同诉讼,对此法院予以允许的概率会大一些,不过这已是下一章节讨论的问题了。与此类情形相似却需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于,如果把设定的情境颠倒过来,即假设一名受害者向复数的加害者提起侵权诉讼,请求损害赔偿的话,这仍然应当视为普通的共同诉讼吗?对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等情形,无疑应按照普通共同诉讼处理。但难点在于复数的侵权人可能对同一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的某些情形。对这个问题,以下另行展开讨论。

  最后,有可能理解为普通共同诉讼但也会发生争议的另一类情形,则是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或“诉讼标的”是否属于同一种类在理解上容易有歧义的案件。例如,出租人针对承租人和转租户提起的解除租约及腾退租屋的诉讼、卖主以买主和标的物受让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请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及返还标的物的诉讼,等等。对于这类案件,虽然可以在宽泛的意义上把原告与不同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理解为“同一种类”,但实际上只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之间有牵连而已。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此类情形被视为普通共同诉讼的典型形态之一,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其定位或性质却不易确定。笔者将此理解为居于共同诉讼之“绝对不可分”和“完全可分”这两极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将在“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项下再做具体的分析。

  在普通共同诉讼的上述情形中,所谓“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指的都是原被告之间存在多个性质相同的法律关系。不过,此类情形中如果当事人的请求类型或具体主张的请求权在性质上区别开来的话,是否还能够成立普通的共同诉讼呢?仍以最为典型的设例2为例,若是原告房东赵某基于同样的租赁关系和纠纷事实,对作为被告的房客钱某仅请求支付租金、对孙某则请求解除租约并结清欠租,对李某还请求拆除房内的工作物以恢复原状的话,这一诉讼还能够作为普通共同诉讼吗?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至少有一部分法院很可能视其为“诉讼标的”属于不同种类,因而不允许把这些请求合并为一个诉讼案件,原告只能分别起诉。但如果请求的差异性表现得不是如此极端,不同法院之间就有可能出现理解上的不一致,类似的情形被作为一个普通共同诉讼案件予以处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就牵涉到了普通共同诉讼的另一个重要论点,即在究竟是把多个请求合并为一个案件、还是分开另诉这个问题上,法院和当事人都起什么作用、或各自拥有何种程度的“决定权”、这种决定应当依据什么样的原理或规则呢?

  与绝对不可分或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对于法院和当事人都具有强制性不同,普通共同诉讼既然可分可合,就出现了这个“分”或“合”由谁主导的问题。按照民诉法第5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看起来法院和当事人都是做出这种决定的主体。不过现实的诉讼场境中,往往还是先由原告当事人对共同还是分别起诉、被告是一名还是多名做出选择,然后法院对此进行审查并最终决定“合”还是“分”。有时被告方当事人也会对“分合与否”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原被告都愿意分别诉讼,法院却希望把分开的诉讼合并到一个案件的程序中去处理等情况亦可能出现。但无论如何在事实上,法院一般都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一点却很少真正受到挑战。法院作为对法律进行解释适用的权威机关,在是否采用普通共同诉讼的方式来处理案件这个问题上,其居于主导地位也可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正当性。关键在于,法院做出这样的决定能否建立在一套合理的、稳定且具有可预期性之规则的基础上。在这个方面,我国目前的状况看来却不很乐观。迄今为止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在该领域内的研究积累仍很有限,尚未就如何识别普通共同诉讼形成得到广泛承认的标准。而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决定案件“分合”的裁量范围过于宽泛,且往往受到办案数量指标等外在管理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尽量把可能分立的案件分拆为若干个诉讼程序去各别处理的倾向。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学术界和实务界有必要相互交流,共同努力,可能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如上文已提及的那样,普通共同诉讼的特点在于可借助不同当事人之间主张及证据等诉讼资料的共通性,通过对多项纠纷的一次性解决而达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目的。处理这种诉讼是否成立或所谓“分”还是“合”的问题,在解释何为“诉讼标的同一种类”之同时,还需要看不同的主张和证据等诉讼资料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共通性或牵连性。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斟酌衡量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合并审理,究竟是能够达到效率提高以便利当事人和法院的目的、还是反而会使案件处理更加复杂而费时费力。此外,例如在复数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管辖权不同等情形,也是衡量案件能否合并的程序性因素。综合所有这些因素,就构成了识别普通共同诉讼是否成立的一般原理。不过,要使这种原理结合司法实务中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具体案件逐渐演化出一整套程序规则,今后在逐渐大量积累案例等研究资料的同时,也需要在法律解释论上做更加精细的讨论考察。以下的“延伸讨论”即是进行这种分析的一个尝试。

  延伸讨论1 共同诉讼中的“诉讼标的”概念之解读

  我国民事诉讼法最先出现“诉讼标的”这一概念的条文,当属有关共同诉讼的第52条。作为标识需要通过诉讼解决的问题、案件实体内容或审理对象的概念,“诉讼标的”有多重的含义。笔者的“实体形成”一文使用“纠纷事实”到“请求权”等表述,将此概念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并构成了一个示意图来展示了这些层次之间的关系。利用这个示意图来解释第52条之规范内容的话,有可能为展开更为精致细化的解释论提供一种辅助性的分析工具。如上文所述,第52条以“共同的诉讼标的”和“诉讼标的同一种类”为标识,区分了“必要的”和“普通的”两种共同诉讼。而本书又将这二者首先理解为一条延续线上的两极,一端为“绝对不可分”或“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另一端则为“普通共同诉讼”的典型形态。以下就利用诉讼标的示意图来重新解读这两种共同诉讼形态。

  对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而言,所谓“共同的诉讼标的”或“诉讼标的同一”往往指的就是复数的当事人之间存在共同或同一的法律关系,其次在此基础上还可加上原被告双方之间纠纷事实的共通。这里所说的“诉讼标的”在下列示意图中可能位于“法律关系”和“纠纷事实”两个层次。

  更具体地看,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复数的原被告之间共有同一个法律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若干继承人就尚未分割的遗产进行争议提起诉讼、或合伙人之间围绕入伙退伙发生纠纷等情形。另一种类型则是共同的被告或原告之间存在同一或共同的法律关系,而与对方的法律关系却未必共同或同一,只是在上列示意图中“生活事实、纠纷事实”的层次上才算是“诉讼标的同一”。后一类型的例子包括从债权人基于撤销权针对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财产转让关系而提起的撤销之诉、到不动产买主与作为不动产共有人的夫妇之间围绕买卖合同发生的争议等等范围更为广泛的情形。也可以把这种类型理解为各方当事人既在法律关系的层次上、又在纠纷事实的层次上拥有“共同的诉讼标的”。关于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诉讼这两种类型,可用以下的图形来加以直观地表示。这两个图形都基于共同诉讼最为简单的要素和结构,即一名原告对两名共同被告,但其他更复杂的共同诉讼形态都很容易照此类推。

    

 图1 诉讼标的示意图(引自“实体形成”一文)

     

图2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型1

  注意在上列图形中,用圆形A来表示当事人之间“共同的诉讼标的”即法律关系的同一。图3的圆形B可能性质不同于A但与其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可以理解为在“生活事实、纠纷事实”的层次上A与B共同构成此类型案件的“同一诉讼标的”。

  关于普通共同诉讼,其最为典型的形态如设例2,原告与共同被告之间分别都围绕租赁关系发生争议,对各个被告的请求都是解除这种同一种类的法律关系并支付所欠租金,因此完全符合第52条关于“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规定,而且“诉讼标的”指的显然也是法律关系。用图形来表示的话,即如下图。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