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民商法学
单光新:民法典与环境法之良性互动 以《民法总则》中的绿色原则为桥梁
2018年06月28日 10:25 来源:《南海法学》 作者:单光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单光新,扬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文摘要】作为民法典开篇之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绿色发展理念上升至法律制度之高度,确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绿色原则。该原则之创设不仅存在相应的正当性基础,亦为民法与环境法二者进行沟通对话架构良好平台,彰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价值精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系统,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该思想的提出为绿色原则得以适用铺就宽广的制度路径。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极具灵活性特征的原则切不可过于盲目的自信与乐观,其能否于现实案件裁判中真正发挥效用,而不至于最终沦落为仅具有宣誓性意义之条款,尚有待于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之检验。

  【中文关键字】绿色原则;正当性基础;环境法;理性思考

  【全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其不仅涉及国家、社会之和谐稳定,亦关乎中华儿女子孙后代之利益福祉。所谓“绿色”,即人与资源之平衡,是对人类与其他生灵的和平共处关系之描述,是对人谦卑地位的表达之说明。[1]而“人与自然的和谐”(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作为绿色发展之核心思想,其具体内涵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针对此种新型关系,素有民事法律体系“小宪法”之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为之创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绿色原则(Green Principle),以求合理解决人与自然之矛盾纠纷,继而促使二者得以获致和谐统一之理想境状。

  一、绿色原则纳入民法典之正当性基础

  (一)思想道德基础: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之思想观念在古代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安身立命之自然前提,亦是处理一切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之必要条件。人之所以居万物之首而为生灵之长,盖因生于自然,亦能领悟于自然,并以理性和智慧的劳动创造受益于自然。孔子“畏天命”之思想将“天”作为内在的道德根源,把“天”视为涵盖地在内的自然及其变化,创建从自然到人事之道德伦理体系。“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3]“知我者其天乎。”[4]此种将自然视为人之知音,对天之尊崇、对自然生命之尊重的态度可谓儒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渊源。而孟子在坚持孔子“畏天命”天人观的基础之上则进一步提出“修身事天”之思想。“修身”即修身养性,“事天”则为尊重自然规律,以合理之方式获取生活资料。[5]“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6]显然,孟子告知人们应当根据时令以适度之方式取得物质资料、增加社会财富,反对过度干预自然、违背自然之实践方式。《吕氏春秋》亦有云:“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无获得?而明年无兽。”[7]同样,董仲舒曾提出:“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暗。”“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绝之。”[8]董仲舒认为万物生于天地,人亦如此,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国家之治理均需遵循天地之瞬变,顺应自然之规律,做到“天人合一”。倘若各项活动违背天道,天(自然)即会使其灭绝。针对人与自然之关系,老子则提出“遵道合德”之基本理念,其认为“道”先于天地而生,乃自然界自由之存在形式,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故,其告诫人们应遵循自然法则,按照天地之变化因地制宜,恪守“道”运行之客观规律以从事实践活动,而不得强自然之所难。作为道家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的庄子将人与自然之关系又提升至一新高度,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0]以及“顺应自然”之思想。庄子的“物我齐一,顺应自然”的思想观念可谓集众思想之大成,要求人们应与自然和睦共处,顺应自然界之存在方式,用博爱之心关爱世间万物,达到天地万物融为一体、默契无间之和谐状态。易言之,天地间至真至善之美,莫过于人与自然之和谐融合。[11]

  虽然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关系之思想带有封建时代之烙印,甚至具有维护当时政治统治之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时代质朴睿智的自然观为当代中国开启尊重自然、面向未来的智慧之门,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本土化资源,现今社会应当对其予以深入挖掘和细致解读。绿色原则的立法宗旨即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将该原则置于民法典当中正是对中国古代优秀生态思想与文化传统之传承发扬。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他们生活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万物和谐共处之重要性,其思想不可谓不前瞻、观念不可谓不先进,当下的我们又有何理由再自欺欺人,继续义正词严地破坏自然环境却宣称自己毫不知情并情有可原呢?

  (二)科学理论基础:西方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上,在西方国家几千年来尤其到近代以来的历史中,“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所谓“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可表述为:一切以人为中心,抑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12]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成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强调人作为世界主体的意义,标榜人之价值尺度功能,[13]认为人类可以无限制地改造和开发大自然,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之义务只是人的义务的外在表现。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伦理主体,其他存在物仅有工具价值。该理论由于片面地强调人类驾驭、改造大自然之霸权地位,大自然仅是为人类提供必要资源的被征服和统治之附属对象,从而造成人类滥用权力无限制开发自然资源之现象层出不穷。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亦为人类凭借科技之力加速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提供所谓的“正当性”依据,致使原本已受重创的环境系统再次惨遭无情的蹂躏,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类未来生存发展陷入严重危机的境地。在此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暴露出极大弊端之背景下,“生命平等主义思想”和“大地伦理学观念”应运而生。生命平等主义(Life Egalitarianism)又称为生物中心主义,主张所有的生命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当中的各个生物体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均为道德关怀之对象,利益平等原则同样适用于调整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但如此,人类还负有尊重和保护动植物生命、促使其生命欣欣向荣之伦理义务,不得任意侵损其相关利益。生命平等主义将关怀之对象从人类推及动植物等其他生命主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赋予非人类生物以人的相应地位,可谓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之彻底颠覆。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了被誉为“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的大地伦理学。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人不仅是人类共同体的成员,亦是自然共同体之成员,故应把良心和义务扩大到自然界,承认人以外的存在、实体和过程所固有的伦理原则和权利”[14]。此外,该学说将生态系统之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把维护生态环境系统的和谐性、稳定性和完整性作为评判人类生产生活、社会发展进步之根本标尺,从而对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之不良行径予以及时遏制,为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三)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

  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其次才是一个社会存在。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人作为有生命之生物,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亦是自然长期进化之产物。[15]人的实践活动直接导致自然环境的改变,人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应该是安全的、健康的、合乎人性的。[16]如果人的生产活动始终保持在一定的生态阀值之内,未超出其可承受范围,则生态系统会呈现出整体性的动态平衡,人与自然亦维持一种和睦融洽之状态。反之,若人类滥用权力过分掠夺自然资源,其实践活动超出生态阀值范围,则会打破原先生态系统之平衡状态,人类的生产创造亦将受到相对应之阻碍。因为世间万物均只是具有一定的容忍限度,生态系统亦不例外,当外在的不利因素超过其所能容忍之极限时,生态系统即会受损乃至崩溃瓦解,并对人类之伤害行为做出必要之回应。“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7]故,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人类的实践与创造必须将改造自然、建设自然、美化自然三者有机结合,这才是合乎人性之理性行为。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前述所强调的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之整体,其具体表现为物质在人与自然二者之间的双向流动。一方面,自然物向人类流动,即“客体的主体化”;另一方面,人类消费之后的废弃物又重新流回大自然。对于前者比较容易理解,笔者对其毋庸赘言。对于后者,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人类消费自然物本身并无过错,但对于消费所产生的剩余物质则必须存在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机制,即人们必须对自己行为所生之物(既包括具体实在的废弃物,亦包括抽象的不利影响)承担责任。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遵循相应的生态规律[18],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处之良好局面。该自然观为我国当下确立绿色发展战略,推进绿色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实施基础和哲学依据。

  (四)实践基础:当前不容乐观的环境现状

  21世纪是人类面临严峻环境生态危机的时代,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不断受到激烈挑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滥用问题成为严重影响公民身心健康和社会正常运行的困扰因素,已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其实早在20世纪,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环境生态事件就早已呈现高发态势。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毒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均是自然界针对人类的破坏行为施加严厉惩罚之典型表现。前几年我国亦出现类似大型环境案件,如2014年江苏泰州环境污染案件、2015年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件等,这些惨痛事件的不断上演向我们一次次敲响“贯彻绿色理念、保护生态环境”之警钟。加之,近年来我国确立污染环境罪,逐步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从法律层面不断加大对破坏环境之恶劣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从事生态环境犯罪之成本。况且,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亦曾鲜明地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9]事实表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严峻的环境形势迫使我们必须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及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环保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20]以理性之姿态看待和解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而绿色原则之设立从种际正义的角度出发,将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位为一种伙伴关系、朋友关系,[21]并为行为人设置一定的保护环境,维持生态之义务,其正是应对当下复杂环境问题之有力举措,展现出国家对加强环境法治,努力破解环境污染难题,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之坚定决心,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之新格局。

  可见,绿色原则的核心——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观的交融与贯通,其为采古代、现代哲人智慧之精华,熔中西优秀文化理论于一炉而形成的科学的思想观念。民法典将绿色发展理念植入其中,并以此为根本创设绿色原则,既是丰富我国民法价值体系内涵之具体表现,更是顺应和把握时代发展潮流、诠释绿色民法典[22]之必然要求。

作者简介

姓名:单光新 工作单位:扬州大学法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