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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峰: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类型化分析 ——《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适用困境及其破解
2018年02月27日 14:43 来源:《法学》 作者:郑志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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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对于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一概将机动车所有人排除在机动车保有者之外,仅让其承担一般过错侵权责任的做法并不妥当。无论是从“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入手,还是从危险责任理论考察,抑或是从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价值来看,机动车所有人均有被认定为保有者进而承担无过错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可能性与正当性。对于租借机动车情形下所有人是否丧失保有者身份的判断,受害人只需证明所有人与机动车之间的权属关系即可,由所有人证明在事故发生时对机动车不再享有运行支配能力与运行利益。租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所有人和使用人同为机动车保有者,则两者应基于“共同保有者”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只有机动车使用人被认定为保有者,所有人仅为一般侵权责任主体,则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承担何种形态类型的侵权责任需依两者的过错类别而定。

  关 键 词:

  《侵权责任法》第49条/机动车保有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相应的赔偿责任

  标题注释: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侵权责任法改革研究”(16JD820015)与西南政法大学2016年度校级科研项目“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运行与创新机制研究”(2016XZQN-01)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租赁、借用机动车成为普遍现象。租借行为使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发生了分离,①在发生交通事故侵权时,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以及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一直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②早前,我国有关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各地的司法实践也大相径庭。③例如,关于租借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问题,不乏主张所有人为保有者、使用人为保有者抑或两者同为保有者等观点。④而就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而言,至少有连带责任说、⑤补充责任说⑥以及按份责任说⑦三种不同观点。为回应这一难题,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49条明确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对于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除去交强险之外,需区分所有人与使用人,不足部分由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所有人仅在有过错时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⑧

  毫无疑问,《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出台,对于解决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纠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尚存以下两处疑惑。

  一是租借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问题。对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是确定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承担的前提。详言之,唯有被认定为机动车保有者的主体,才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进行归责和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具体包括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种;⑨反之,未被认定为机动车保有者的主体则只需承担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可。那么,据此考察《侵权责任法》第49条可知,对于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法律明确规定所有人仅需承担过错侵权责任,这意味着所有人一概被排除在机动车保有者之外,只需承担一般侵权责任;而使用人不受过错责任的限制,存在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可能性,这说明法律将使用人视为机动车保有者,其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而对于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通说采纳的是源自德国、日本等国的“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⑩然而,吊诡的是,对于租借机动车的情形,德国、日本等国的司法实践通常认为机动车所有人仍然是保有者或运行供用者,需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只有在长期租借、融资租赁等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才会丧失保有者或运行供用者的地位。(11)同样是采纳“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为何我国与德国、日本等国对租借情形下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如此不同?究竟哪一种解释更为合理呢?难道机动车所有人真无被认定为保有者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吗?

  二是侵权责任形态类型的确定问题。虽然《侵权责任法》第49条明确规定机动车所有人需在有过错时承担责任,但“相应的赔偿责任”之用语并未指明究竟是何种具体的侵权责任形态类型,(12)学界通说认为其并非是指连带责任,而是指按份责任。(13)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就认为,在机动车出借、出租场合,所有人与使用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也无其他连带因素,因此,所有人也仅承担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14)201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虽然列明了机动车所有人的过错情形,具体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使用人没有驾驶资格、使用人没有驾驶能力等四种情形,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例如,对于所有人明知机动车有重大缺陷或者使用人无驾驶资格仍然租借的情形,仅让所有人与使用人承担按份责任显然不妥,也与《侵权责任法》第51条关于买卖报废车、拼装车等缺陷车辆的双方当事人需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相冲突。(15)对此,在“按份责任说”之外,学界出现了“补充责任说”“连带责任说”“不真正连带责任说”“单向连带责任说”等不同观点。(16)而这种认识分歧也直接反映在相关司法实践中,面对案情几乎相同的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纠纷,有的法院判决所有人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有的法院判决所有人承担按份责任,有的法院判决所有人仅承担补充责任。(17)有鉴于此,对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进行类型化分析已迫在眉睫。

  二、对租借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

  (一)关于租借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争议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关于租借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通说在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标准上基本达成一致,采纳的是源自德国与日本等国的“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另一方面,依据同样的标准,对于租借情形下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却又经常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概言之,至少包括以下四种观点:(1)机动车所有人为保有者。例如,有学者认为,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主体为机动车保有者,对于出租、借用机动车的情形,保有者应为所有人,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予以归责和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而使用人仅为驾驶人,只需按照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承担《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下的过错责任。(18)(2)机动车使用人为保有者。例如,有学者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为赔偿义务人,在租借场合,使用人为赔偿义务人,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进行归责和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而所有人不是赔偿义务人,只需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一般侵权责任。(19)(3)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都是保有者,两者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例如,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第27条第1款即规定:“出租、出借的机动车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与承租人、借用人承担连带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的,向受害人赔偿后,可以向承租人、借用人追偿。”(4)区分租赁和借用,在租赁场合,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皆为保有者,而在借用场合,只有使用人才是机动车保有者。例如,2006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4条和第7条即持这一立场。(20)

  为澄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上述认识混乱,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在延续“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的同时,在第49条针对租借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作出规定,即将使用人认定为机动车保有者,由其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所有人则一律被排除在保有者之外,只需承担一般侵权责任。这种做法看似简化了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纠纷的处理,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殊值谨慎对待。

  事实上,在同样采纳“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的德国与日本等国,对于租借机动车场合下保有者的认定立场并非如我国般绝对和单一。在德国,将机动车短时间存放于他人处并不会改变出借人保有者的地位,即使在该借用人向出借人支付燃料、雇佣驾驶员的场合,出借人仍然是保有者;(21)而在租赁场合,一般的临时租赁并不会让所有人丧失保有者身份,仅在长时间地将机动车租赁或者融资租赁的情形下,所有人才会丧失保有者的地位。(22)当然,在租用人规定运行方法并负担车库费、修理费、驾驶员劳务费的场合,其成为保有者,所有人则丧失保有者身份。(23)而在日本,将机动车临时借给家属或朋友,运行利益与支配仍然存在,出借人为运行供用者;对于机动车租赁,则需区分维护租赁与融资租赁,在前者,租赁公司负责车辆的一切维护管理,承担运行供用者责任,而在后者,则由借用人承担。(24)从实践来看,日本将机动车租赁公司认定为运行供用者的情况比较多。日本最高裁判所1971年10月9日判决指出,机动车租赁公司在缔结租赁合同时须审查机动车使用申请者驾驶执照及其他相关资格的有无,租赁合同不仅期限短,费用也相当高,而且借用者负有遵守关于使用期间、行走区域、行走距离等约定的义务,在存在这些事实关系时,机动车租赁公司须承担运行供用者责任。(25)可见,在同样采纳“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的德国与日本,在日常临时性租借机动车的情形下,所有人通常仍被视为机动车保有者,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只有在长期租借、融资租赁等情形下,所有人才会丧失其保有者的地位。

  面对这些疑惑,我国学者给出以下两种解决路径:其一,否定“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改采直接驾驶标准。有学者认为,源自德国与日本的以“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认定机动车保有者的制度与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存在冲突,因为德国与日本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是一元归责的危险责任,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采纳的是二元归责原则。(26)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侵权责任可以区分为物件责任和行为责任,其中,将机动车投入使用而直接参与交通活动的主体是行为责任主体,对机动车只负有管理责任但并不使用机动车直接参与交通活动的主体是物件责任主体。在租借机动车等所有和使用发生分离的情形下,所有人承担的是物件责任,即一般的过错侵权责任;而使用人承担的是行为责任,即交通事故侵权责任。(27)简言之,持该种观点者主张放弃“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改采直接驾驶标准,即只有直接驾驶机动车者才需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行为责任),而诸如出借人、出租人等主体只需承担一般侵权责任(物件责任)。(28)其二,重新解释“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有学者认为,“运行支配+运行利益”二元标准仍应加以坚持,但应予重新解释。具言之,机动车保有者是在损害发生时基于自己计算的利益和费用而对机动车负有监管义务的人,包括直接管领人(比如承租人或借用人)和间接管领人(所有人或原占有人)。在租借机动车(但不包括融资租赁)的情形下,应当同时将所有人和使用人都认定为保有者,具体责任形态类型则包括连带责任、按份责任或不真正连带责任。(29)

  上述第一种观点看似契合租借机动车情形下所有人与使用人的不同角色,但忽略了行为责任与物件责任实际上很难予以绝对的区分。例如,对于所有人明知机动车存在严重缺陷或使用人不具有驾驶资格仍然租借的情形,很难认定所有人只需对机动车本身承担物件责任,而非对自己不谨慎的租借行为承担行为责任。此外,在雇佣、挂靠、试驾等情形下,雇主、被挂靠单位、提供试驾服务者均未直接驾驶汽车,但法律并未追究其物件责任,而是将其认定为机动车保有者,使其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追究的是“行为责任”。因此,简单地采纳直接驾驶标准的第一种观点显然有待商榷。而重新解释“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的上述第二种观点虽值得赞同,但也存在不足。一方面,不考虑租借期间所有人对于机动车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丧失与否,一律将机动车所有人认定为保有者的做法过于草率和绝对。另一方面,在将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都认定为保有者的情形下,又认为两者在分别具有过失时需承担按份责任,这与所有人和使用人为共同保有者的身份相矛盾。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纵然存在不足,但简单予以抛弃也非妥当。在日本,自1955年以来,“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即为学界通说。伴随日本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激增、案件类型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以及保护受害人社会意识的强化,“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日渐抽象和灵活,对于该标准的质疑越发强烈。基于此,自20世纪70年代始,日本相关学说与判例逐渐形成“危险性关联说”“人对物的管理责任说”“保有者管理地位说”“控制可能性说”“支配管理可能性说”等其他新学说,但均缺少普遍意义上的说服力,并不能取代“运行支配+运行利益”之通说。(30)一直以来,我国相关理论和实务采纳的就是“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这一认定标准获得广泛认同。(31)因此,应从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本身出发重新解释这一标准。

  (二)所有人作为租借机动车保有者的证成

  笔者认为,租借机动车导致所有人与使用人分离时,机动车使用人固然为保有者,但一概将机动车所有人排除在保有者之外并不妥当。

  从“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来看,机动车所有人具有被认定为保有者的可能性与正当性。在我国学者看来,所谓运行支配,即谁对机动车的运行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所谓运行利益的归属,即谁从机动车运行中获得利益。(32)在租借机动车场合,一方面,使用人直接支配机动车的运行,所有人丧失了对机动车的事实控制与支配;(33)另一方面,出借人不再享有机动车运行带来的利益,而出租人收取的租金也不过是所有权权益的体现,并非对于机动车运行享有的利益,真正对机动车享有运行利益的是承租人。(3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于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理解有失偏颇。

  其一,运行支配标准之解释。运行支配标准强调对于机动车的支配管理地位,并不限于直接的驾驶行为。例如,在雇员驾驶机动车执行职务的情形下,虽然雇主没有直接驾驶行为,但并不妨碍法律将雇主认定为机动车保有者,这是因为雇主事先通常会对驾驶时间、地点和路线进行限定。(35)再如,在试驾情形中,消费者直接驾驶机动车,试驾服务提供者没有驾驶行为,但法律照样将其认定为机动车保有者,这是因为消费者试驾机动车也通常需遵循指令的路线、驾驶时间与方式等限制,试驾服务提供者甚至会派专人陪驾。(36)显然,运行支配不等于直接驾驶,还包括对机动车运行产生影响的间接支配。在租借机动车场合,所有人对于租借出去的机动车通常会有运行方式、使用期限、驾驶区域的要求。此外,机动车所有人也通常会审查租借对象的驾驶资格以及驾驶能力,这些都是所有人对机动车拥有运行支配能力的表现。1971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在一则裁决中也正是以出借人基于对借用人之选任和指示而支配运行为理由,认为作为出借人的驾驶俱乐部需承担运行供用者责任。(37)故此,以机动车所有人没有直接驾驶行为为由否定其对租借机动车拥有运行支配能力的观点并不成立。

  其二,“运行利益说”之解释。运行利益不应限于经济利益和直接的驾驶利益。例如,在试驾情形下,试驾服务提供者并不享有直接的驾驶利益,通常也不收取试驾费用,其享有的利益不外乎是将其汽车出售给消费者的可能性。依据上述学者的观点,这不过是让渡机动车使用权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是将试驾服务提供者认定为机动车保有者,认为其享有“运行利益”。(38)再如,提供机动车驾驶培训服务的驾校一方并不实际驾驶机动车,没有直接的驾驶利益,其收取的学费也可以视为让渡机动车使用权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的对价。然而,法院却将其视为机动车保有者,认为其享有运行利益。(39)显然,运行利益不限于直接的驾驶利益和经济利益,其本质应当在于“为自己的计算而使用车辆”。(40)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试驾服务提供者、驾校等才能被认定为保有者,对机动车享有运行利益。而就盗窃、抢夺机动车等情形而言,由于车辆的运行不在所有人为自己计算的意志范围内,因而所有人得以被排除在机动车保有者之外。基于此,在租赁、借用情形中,所有人基于自己的意志将机动车交由使用人使用,理当被认定为享有运行利益。

  机动车所有人具有承担无过错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我国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之所以特别,在于机动车保有者除可能承担过错责任外,还可能承担无过错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而其基础在于危险责任理论,(41)具体包括“危险来源说”、“危险控制说”、报偿理论与损害分散理论。(42)

  其一,“危险来源说”之审视。“危险来源说”强调谁制造危险来源,谁就要对损害承担责任。有学者认为,机动车不同于普通的危险物,其只有在运行状态下才是危险物,因此,危险源主要产生于使用人的驾驶行为而非机动车本身。(4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机动车作为一种特殊的危险物,其危险性既来源于主体的驾驶行为,也与机动车本身有很大关联。在租借机动车的场合,虽然机动车所有人没有直接的驾驶行为,但其将机动车租借给使用人驾驶的行为同样开启了危险源,参与了机动车危险源的实现。(44)

  其二,“危险控制说”之审视。机动车的危险源既包括来自人的因素,也包括来自机动车本身的因素。因此,对机动车危险源的控制,也必定要从人与物两方面入手。在租赁、借用情形下,虽然所有人无法直接控制机动车的运行,但其通过对使用人驾驶资质和能力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的因素。而在对物的因素的控制上,所有人更是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其作为机动车的拥有者最为了解机动车的性能状态。因此,必须将机动车所有人作为危险源的重要控制者。

  其三,报偿理论之审视。报偿理论强调“利之所在,责之所归”,若许可进行的危险活动为行为人带来利益,承担危险责任即被视为对相应危险源许可的对价。(45)在租赁场合,所有人通过出租机动车获取租金,要求其承担无过错责任,符合“利益与风险一致”的原则。特别是租车公司以租赁汽车为业,由其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本就是企业经营风险的体现。而在借用场合,虽然机动车所有人未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但通常能通过出借获得其他间接利益,要求其承担无过错责任也无不妥。

  其四,损害分散理论之审视。根据该理论,损害分散的可能性越大,将损害分配给该当事人承担的合理性也就越大。(46)在出租场合,出租人通常是专业的租车公司,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可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定价分散风险;而承租人大多是个体消费者,分散风险的能力通常有限。在出借场合,机动车所有人通常也比使用人更有经济实力,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强,也更愿意尝试分散风险的办法。

  从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价值来看,机动车所有人也有被认定为保有者的可能性与正当性。

  其一,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现代侵权法充分体现人本主义精神,其基本的制度和规则都是“以保护受害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救济,其他功能都是辅助性的。(47)在租借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权时,相较于无辜的受害人,引入机动车这一危险源的所有人和使用人显然更应受到责难。虽然机动车交强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救济受害人的窘境,但交强险的赔偿额度十分有限,加之分项限额赔偿的限制,大多不过是杯水车薪。(48)机动车所有人相较于使用人而言经济实力通常更为雄厚,将其纳入机动车保有者范畴,有利于充分救济受害人。

  其二,有利于损害的预防。从法律政策角度出发,预防损害是侵权责任法和其他部门法的最佳选择,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潜在加害人的负担,而且对于整个宏观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大有裨益。(49)机动车作为现代社会的“合法致害源”,每年均造成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控制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成为必然。租借机动车涉及所有人与使用人双方,对危险源的控制自然离不开两者的共同努力,将机动车所有人认定为保有者,也有利于督促其谨慎选择使用对象和保障机动车本身的安全性能,以减少承担责任的可能。

  其三,将机动车所有人认定为保有者,并不会过分加重所有人的责任,限制其行为自由,更不会阻碍相关行业的发展。有观点认为,无论借用还是租赁,皆为现代社会中的必要交易方式,对所有人课加危险责任,均会对所有人的行为自由、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相关行业的发展造成极大限制。(50)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对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而言,如果机动车所有人租借的机动车没有问题,选用的使用人合法驾驶,那么其根本无需承担责任;而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虽然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但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其承担责任的份额仅限定在10%以内,在机动车交强险予以赔付之后,对于所有人而言也不算太大负担,况且所有人通常还可以向使用人追偿。其次,如果交通事故是由使用人的过错造成,所有人基于共同保有者的身份需要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么,只要所有人没有过错,在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后还可向使用人追偿。当然,如果所有人向使用人追偿不能,这也只能归咎于所有人的选任不当,为充分救济受害人,适当限制所有人的租借自由合情合理。(51)再次,租车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支持,租车企业在通过租赁机动车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却将机动车本身所隐含的风险全部转移给使用人和受害人,自己仅需承担一般过错侵权责任,这种违反收益与风险均衡原则的责任分配制度最终只会阻碍行业的发展。最后,租借机动车的情形复杂多样,机动车所有人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会被认定为保有者。总之,将机动车所有人认定为保有者并不会过分加重其责任,目的仍然是让所有人谨慎租借机动车,防止不必要的风险发生。

  (三)机动车所有人丧失保有者地位的情形及证明

  如前所述,对于租借机动车的情形,无论是依据“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还是根据危险责任理论,抑或是从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价值角度入手,机动车所有人都具有被认定为保有者的可能性与正当性。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租借情形复杂多样,并非所有情形下的机动车所有人都符合“运行支配+运行利益”标准,进而被认定为保有者。考察德国和日本等国的司法实践可知,至少在以下三种典型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通常不再被认定为保有者,而由使用人独自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1)在融资租赁情形下,所有人对机动车仅仅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使用人对机动车享有绝对的运行支配能力与运行利益,理应独自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52)(2)在长期租借情形下,所有人与使用人约定由后者独自支配机动车的运行以及支付与之相关的费用。(53)(3)租借人擅自将机动车转租或转借的情形。例如,在日本的一则案例中,租赁的机动车被擅自转借给他人,随后于预定返还日的25天后发生了交通事故,法院否定了机动车租赁公司的运行供用者责任。(54)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主张区分临时租借与长期租借、一般租赁与融资租赁。例如,李中原教授就认为,在一般租赁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皆为保有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而在融资租赁情形下,则由使用人独自承担责任。(55)

  鉴于社会生活中租借机动车情形的复杂多样,对于所有人是否为机动车保有者的判断常常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为此,日本学界产生了“请求原因说”“抗辩说”“间接反证说”等三种学说。“请求原因说”认为,所有人是否属于运行供用者的事实必须由受害人主张和举证,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则所有人不承担运行供用者责任。学界普遍认为该说弊端明显,因为由受害人证明所有人为运行供用者非常困难。由此,“抗辩说”应运而生。“抗辩说”最早出现于1966年的东京地方裁判中,创始人为当时作为东京地方裁判所所长的吉冈进判事。该说认为,受害人只要证明被告对机动车的有关权利关系就已足够,无需就被告对机动车具有运行支配能力和运行利益的问题进行举证,而被告如果不能加以抗辩并举证其在事故发生之前业已丧失了对该机动车的运行支配能力和运行利益,其即应作为运行供用者承担责任。“间接反证说”则是在批评“抗辩说”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该说看来,基于机动车所有人大抵是运行供用者的高度盖然性事实,由受害人证明所有人与机动车之间的权属关系即可,但被告举证证明自己并非运行供用者的行为并不构成“抗辩”,而属于对上述事实推定所作的间接反证。从论证结果来看,“间接反证说”与“抗辩说”大体一致,并无实质区别。(56)

  笔者认为,从充分救济受害人以及契合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之危险责任属性的角度来看,应当采纳“抗辩说”或者“间接反证说”,即仅需受害人证明所有人与机动车之间的权属关系,即可推定所有人作为机动车保有者的主体身份,如果所有人不能证明在事故发生时已经丧失对机动车享有的运行支配能力和运行利益,那么应与使用人共同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一方面,租借合同由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签订,受害人对相关租借事实显然难以获知,而由所有人证明则具有天然便利;另一方面,所有人对于自己的机动车通常是具有运行支配能力和运行利益的,在受害人证明所有人与租借机动车之间的权属关系后,理当推定所有人具备保有者的身份,而由所有人证明自己丧失了对租借机动车享有的运行支配能力和运行利益。此外,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来看,由所有人反证自己并非机动车保有者也更为合适。

  三、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承担

  (一)“相应的赔偿责任”之争议及其评析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9条虽然明确了机动车所有人需在有过错时承担责任,但“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未明确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需要承担的具体侵权责任形态类型。理论界和实务界就此存在以下六种观点。

  一是“按份责任说”。许多学者都认为,在租借机动车场合,所有人承担的是与其过错相应的按份责任。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司法部门的广泛支持。(57)例如,2010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就明确规定:“《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系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责任。”

  二是“连带责任说”。学界与实务界赞同该说者不乏其人。例如,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中,二审法院就认为,陈珩作为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将车辆交给醉酒的姜海军驾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在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时,陈珩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8)

  三是“不真正连带责任说”。有学者认为,在租借机动车场合,所有人因为保有机动车负有交往安全义务,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可以是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都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两者是基于偶然原因对同一损害负责,形成不真正连带债务。机动车所有人在承担责任之后有权向作为终局责任人的使用人追偿。(59)

  四是“补充责任说”。张新宝教授认为,《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的机动车出借人因存在过错而需承担的责任,应是与其过错大小相对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责任形态类型为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机动车出租情形与借用情形相同,判决出租人承担补充责任也是较为妥当的。(60)在司法实践中,持“补充责任说”的判决也不少见。(61)

  五是“单向连带责任说”。杨立新教授认为,《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的“相应的赔偿责任”应是单向连带责任。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被侵权人可以选择请求机动车使用人赔偿,也可选择请求机动车所有人赔偿,还可同时请求两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2)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连带责任的范围不同,机动车使用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所有人仅对因自己的过错所应承担的责任负责,即为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的混合,两者实行单向连带。(3)两者之间存在最终的责任分担,在一方承担的责任份额大于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份额时,可以向另一方追偿。(62)

  六是“连带责任+不真正补充责任说”。王竹教授认为,《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中的“相应的赔偿责任”需作具体分析。当机动车所有人的主观过错为故意时,其应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当机动车所有人的主观过错为过失时,其应承担不真正补充责任。(63)不真正补充责任是与真正意义上的补充责任相对应的,两者在对外方面并无实质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内部分担,即在不真正补充责任中,补充责任人在承担补充责任后不能向直接责任人追偿,相反,直接责任人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还可以向补充责任人追偿。(64)

  上述观点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能完满地解释《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中的“相应的赔偿责任”。

  其一,“按份责任说”存在明显不足,无法解释机动车所有人主观过错为故意的情形。如前所述,对于所有人明知机动车有严重缺陷或者使用人没有驾驶资格却仍予租借的情形,其危险程度不亚于买卖报废车或拼装车的情形。对此,仅让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承担按份责任显然不妥。

  其二,“连带责任说”存在逻辑局限。连带责任通常为法律明确规定,让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一概承担连带责任缺乏理论基础。此外,在所有人并非机动车保有者,对损害的发生仅仅具有轻微过失的情形下,让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过于严厉。

  其三,“不真正连带责任说”存在理论缺陷。首先,从责任的产生来看,不真正连带责任通常是基于两个性质不同的原因偶然竞合而产生,而在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纠纷中,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并不全然都是偶然竞合。其次,不真正连带责任人之间只有一方承担最终责任份额,而在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都有过错时,两者都需分担最终的责任份额。最后,从《侵权责任法》第43条、第68条、第83条等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条款来看,其用语皆为“受害人既可以请求某某赔偿,也可以请求某某赔偿”,但《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表述显然并非如此。

  其四,“补充责任说”同样存在诸多难题。首先,对于机动车所有人主观过错为故意的情形,仅让其承担第二顺位的补充责任显然不妥。其次,依据补充责任原理,受害人的求偿有先后顺序的限制,但《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受害人可同时请求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在机动车所有人有重大过错时,依据补充责任原理,其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使用人追偿,这显然也不合理。

  其五,“单向连带责任说”存在商榷余地。单向连带责任体现了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的混合趋势,虽然在我国尚无直接的法律依据,(65)但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例如,在融资租赁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所有人并非保有者,但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轻微过失的情形下,使用人基于机动车保有者的身份对外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所有人并非机动车保有者,仅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轻微过失,让其承担过错范围内的按份责任更为妥当。如此,使用人的连带责任和所有人的按份责任就混合成单向连带责任。然而,将《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中“相应的赔偿责任”一概解释为单向连带责任也有不妥。首先,对于机动车所有人主观过错为故意的情形,依据单向连带责任原理,所有人只需承担过错范围内的按份责任,这显然不妥。其次,对于机动车所有人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比例大于使用人的情形,依据单向连带责任原理,使用人需就全部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所有人只需承担过错范围内的按份责任,这显然不公平。

  其六,“连带责任+不真正补充责任说”也存在诸多不足。对于机动车所有人主观过错为故意的情形,王竹教授认为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需承担连带责任,这显然值得赞同。然而,在机动车所有人的主观过错为过失时,将其责任形态类型界定为不真正补充责任的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对于机动车所有人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比例远大于使用人的情形,依据不真正补充责任原理,机动车使用人需承担第一顺位的全部赔偿责任,而所有人仅承担第二顺位的责任,这显然不公。其次,依据不真正补充责任原理,机动车所有人仅承担第二顺位的责任,难以督促其谨慎选择机动车使用对象和保障机动车本身的安全性能,不利于预防损害。最后,不利于租车行业的发展。王竹教授认为不真正补充责任的引入能更好地实现立法者保护租车企业的意图,促进租车行业的发展。(66)笔者认为,此种看法有失偏颇。一方面,面对租车企业和消费者,法律没有置弱势消费者(使用人)的利益于不顾,反而特别保护各方面实力均更高一筹的租车企业(所有人)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才是租车行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在租车企业存在未能保障机动车本身的安全性能等过错时,居然要让消费者承担第一顺位的全部赔偿责任,这种失当的责任配置只会阻碍租车行业的发展。(67)

  此外,上述所有观点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在界定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承担何种责任形态类型的问题上,忽视了对所有人作为机动车保有者这一主体身份的考量。如果所有人与使用人都被认定为机动车保有者,那么两者将基于共同保有者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

  (二)租借机动车侵权责任形态类型的界定

  考察上述几种观点可知,任何单一的侵权责任形态类型都无法完满地解释《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中的“相应的赔偿责任”。一方面,机动车所有人的主观过错情形过于复杂多样,故意与一般过失的区别对于责任承担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机动车所有人之保有者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也左右了所有人与使用人之间的责任承担。当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应对某一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首先会考虑到的补助思考形式是“类型”。(68)笔者认为,欲正确理解《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的“相应的赔偿责任”,必须进行类型化分析。

  在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都被认定为保有者时,两者需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此处连带责任的基础是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作为“共同保有者”的这一身份,而非两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69)此时,受害人只需证明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都是保有者即可,无需对两者有无共同过错或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进行举证。

  依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对于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只要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中的任何一方有过错,两者都应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则依据原因力比例以及过错程度分担责任份额。当然,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而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无论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有无过错,都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中的一方或双方有过错,则两者需对过错范围内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内则依据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比例分担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都没有过错,则仍需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赔偿范围应限定在10%以内,对内由两者平均分担。(70)原因在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规定是建立在弱者保护语境之下的。(71)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交由使用人运行的行为创设了特殊风险,虽然其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但仍需承担最低限度的赔偿责任,这正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意义所在。

  当机动车所有人不是保有者,使用人是保有者时,两者需依据各自的过错类型承担责任。如果机动车所有人并非保有者,则无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进行归责和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只需承担一般侵权责任。根据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的不同过错情形,两者之间的责任形态类型可以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机动车所有人的主观过错为故意,使用人也为故意,两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需承担连带责任。此时,虽然机动车所有人并非保有者,但其与使用人基于共同过错而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因而需依据《侵权责任法》第8条或第9条承担连带责任。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前,一些地方法院就是如此操作的。(72)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后,法院延续了这一做法。(73)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在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需依据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比例分摊责任。另外,在机动车所有人具有重大过失时,应当比照故意予以处理,其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因为重大过失在主观上对行为性质及损害后果有认识,而且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巨大危险,其法律效果理应与故意相同。(74)

  第二,在机动车所有人的主观过错为故意,使用人没有过错或者仅有一般过失时,两者应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例如,在长期租赁合同中,机动车所有人明知机动车在特定驾驶情形下存在重大缺陷,仍然将机动车租借给使用人,而在使用人尽到注意义务或者仅有轻微过失时仍发生交通事故。此时,所有人是基于自己的故意侵权行为承担一般侵权责任,而使用人则是基于机动车保有者的身份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两者形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在此种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对外需承担连带责任,使用人在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所有人追偿。

  第三,在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的主观状态均为一般过失时,两者应当承担单向连带责任。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常常采纳按份责任的观点。(75)对此,笔者认为,鉴于机动车使用人的保有者身份,单向连带责任相较于按份责任更为合适。一方面,机动车使用人基于保有者的身份对外需就全部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类似于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所有人基于自己的过错行为需就过错范围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类似于对外承担按份责任。在此基础上,使用人的连带责任与所有人的按份责任混合成为单向连带责任。具言之,受害人可以请求使用人就全部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只能请求所有人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使用人在对外承担的赔偿责任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时可以向所有人追偿。

  第四,在机动车所有人的主观状态为一般过失,使用人的主观状态为故意时,所有人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责任。此时,损害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使用人的故意侵权行为,所有人的一般过失行为更像是损害发生的一个条件,这类似于《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的管理人和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考虑到机动车所有人仅仅存在一般过失,无法预料使用人随后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让其承担补充责任也算是为自己的过错行为买单。机动车所有人在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使用人追偿,这样也有利于制裁使用人的故意侵权行为。

  第五,在机动车所有人没有过错时,由使用人一方承担责任。如果机动车所有人不存在过错,则无论事故发生的原因为何,都应由使用人承担责任。既然机动车所有人不是保有者,那么其仅需承担一般过错侵权责任,在没有过错时当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四、《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解释论出路

  2009年我国《侵权责任法》的通过标志着对该法的研究正式进入解释论时代。(76)虽然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在立法完善关于租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规定之前,宜在体系之内进行解释论的修复。笔者认为,可对《侵权责任法》第49条作出如下重新解释。

  其一,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都被认定为保有者,两者基于共同保有者的身份承担连带责任。此时,《侵权责任法》第49条应被理解为关于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内部分担责任的条款,而“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指向的则是《侵权责任法》第14条中的“相应的赔偿数额”,即在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所有人需要根据自己过错的大小对内分担最终的责任份额。当然,两者承担的都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其二,机动车使用人为保有者,所有人不是保有者,但两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需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在此种情形下,《侵权责任法》第49条应被理解为关于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内部分担责任的条款,而“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指向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4条中的“相应的赔偿数额”。此时的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的是一般侵权责任,而使用人承担的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此外,当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满足《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进而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时,也应当作上述解释。

  其三,机动车使用人为保有者,所有人不是保有者,两者需要对外承担单向连带责任。在此种情形下,《侵权责任法》第49条应被理解为关于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外部分担责任的条款,而“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指向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2条中的“相应的责任”,即机动车所有人需要根据自己过错的大小承担按份责任。当然,此时的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的是一般侵权责任,使用人承担的则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其四,机动车使用人为保有者,所有人不是保有者,所有人需要对外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在此种情形下,《侵权责任法》第49条应被解释为关于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承担外部责任的条款,而“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指向的是《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中的“相应的补充责任”,即所有人对外需要根据自己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范围内的第二顺位责任,对内则可向使用人全额追偿。此时的机动车所有人承担的是一般侵权责任,使用人承担的则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其五,机动车使用人为保有者,所有人不是保有者,两者需对外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在此种情形下,《侵权责任法》第49条应被理解为关于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内部分担责任的条款,即所有人与使用人对外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内则由所有人独自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此时,机动车所有人基于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一般侵权责任,使用人则基于保有者的身份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其六,机动车使用人为保有者,所有人不是保有者且没有过错。此时,《侵权责任法》第49条应被理解为关于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外部分担责任的条款,即机动车所有人没有过错,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而使用人则需独自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作者简介:

  郑志峰,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租借情形中,出租出借方通常称为所有人,但也有称为管理人的情形;而租用借用方通常称为使用人,但也有称为驾驶人的情形。为方便讨论,本文将租借双方主体分别称为所有人与使用人。

  ②世界各国对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主体有不同称谓,德国法将其称为“保有者”或“保有人”,日本法将其称为“运行供用者”,韩国法将其称为“运行者”。(参见李敏:《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及其责任范围》,《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在我国,对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有“保有者”“机动车一方”“保有人”等称谓。为方便讨论,本文将其统称为“保有者”。

  ③参见廖焕国:《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192页。

  ④有关租借机动车保有者的认定争议,后文第二部分将予以详细论述。

  ⑤参见2003年《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16条、第18条,2006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2条以及2007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

  ⑥参见2006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问、2004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经验总结》第6条。

  ⑦参见2004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

  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61~362页。

  ⑨同上注,第349页;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页;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9~411页。

  ⑩同前注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359页;杨立新:《侵权法论》上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680页;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237页。

  (11)参见[德]埃尔温·多伊奇、汉斯—于尔根·阿伦斯:《德国侵权法》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第5版,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日]潮见佳男:《不法行為法Ⅱ》,信山社2012年版,第324页;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73~474页;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9页。

  (12)考察《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可知,我国现有多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类型至少包括连带责任、按份责任、补充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与先付责任等。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821~826页。

  (13)大多数学者对此均持按份责任说。同前注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363页;陈现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义与案例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同前注⑩,王利明书,第325页。

  (14)同前注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363页。

  (15)参见曾建新:《论租借机动车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6)下文第三部分将详细分析这几种反对观点。

  (17)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刑终166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2014)新民初字第340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桂市民三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

  (18)参见程啸:《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研究》,《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9)参见张新宝、解娜娜:《“机动车一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义务人解析》,《法学家》2008年第6期。

  (20)该指导意见第4条规定:“租赁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承租人与出租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7条规定:“借用他人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借用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借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出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出借的机动车有缺陷,并因该缺陷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二)借用人没有驾驶资质的;(三)依当时情形借用人明显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21)同前注(11),埃尔温·多伊奇、汉斯—于尔根·阿伦斯书,第183页。

  (22)同前注(11),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书,第274页。

  (23)参见于敏:《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与过失相抵——法律公平的本质及其实现过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24)同上注,第86~87页。

  (25)1964年,日本最高裁判所对此曾经采取否定立场,但1971年的判决又改采肯定立场,肯定了驾驶俱乐部的运行供用者责任。参见前注(11),李薇书,第69页;同前注(23),于敏书,第86~87页。

  (26)参见谢薇、韩文:《对〈侵权责任法〉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主体的解读——以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责任主体的对接为中心》,《法学评论》2010年第6期;同前注(15),曾建新文。

  (27)同前注(26),谢薇、韩文文。

  (28)主张此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少见。参见朱世文:《从保有人担责主义到驾驶人担责主义——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主体的重新解构》,《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9)参见李中原:《论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的责任承担机制——关于〈侵权责任法〉第49条和第52条的再思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0)同前注(11),李薇书,第35~46页。

  (31)同前注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363页;同前注⑨,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书,第567页;同前注⑩,张新宝书,第236页;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程啸:《侵权责任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28页。

  (32)同前注(31),杨立新书,第214页。

  (33)同前注②,李敏文。

  (34)同前注(19),张新宝、解娜娜文。

  (35)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36)参见谈卫峰、俞硒:《试驾交通事故中销售商责任之认定》,《人民法院报》2013年8月8日第7版。

  (37)同前注(11),潮见佳男书,第324页;同前注(11),李薇书,第69页。

  (38)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民四终字第463号民事判决书。

  (39)参见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1)巴民初字第1812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2014)鄂黄石港民初字第00133号民事判决书。

  (40)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15页。

  (41)事实上,日本法上的“运行支配十运行利益”标准源于《日本民法典》第715条规定的报偿责任(运行利益)与第717条规定的危险责任(运行支配)的结合,是报偿责任与危险责任之混合体。同前注(11),李薇书,第29页。

  (42)同前注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357~358页。

  (43)同前注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361页。

  (44)[日]石田穰:《运行供用者概念的再构成》,《法学协会杂志》第92卷,第495页。转引自前注(11),李薇书,第37页。

  (45)转引自方明:《论危险责任及其立法模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46)参见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47)同前注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14页;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122页;同前注⑩,张新宝书,第6页;杨立新:《侵权法论》(上册·第5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48)相关具体分析参见前注(31),程啸书,第543~544页。

  (49)参见朱岩:《侵权责任法通论·总论(上册·责任成立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50)同前注⑧,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362页。

  (51)例如,同为危险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3条、第68条以及第83条的规定,对于产品缺陷侵权、环境污染侵权以及动物致害侵权,法律为保障受害人获得充分救济,甚至都不考虑销售者或生产者、污染者以及动物保有人有无过错,一律让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52)同前注(23),于敏书,第85~86页。

  (53)同前注(11),埃尔温·多伊奇、汉斯—于尔根·阿伦斯书,第183页。

  (54)同前注(23),于敏书,第87页。

  (55)同前注(29),李中原文。

  (56)同前注(11),李薇书,第32~34页。

  (57)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青民五终字第。1630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濮中法民一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民三终字第00612号民事判决书。

  (58)参见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吉中民一终字第262号民事判决书。此外,还可参见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2014)新民初字第340号民事判决书。

  (59)参见周友军:《侵权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

  (60)同前注⑩,张新宝书,第238~239页。

  (61)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桂市民三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

  (62)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129页。

  (63)参见王竹:《论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原则——对〈侵权责任法〉上“相应的”数人侵权责任立法技术的解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64)参见王竹、张恒:《劳务派遣工作人员的侵权责任——兼论“不真正补充责任”的确立与扩展适用》,《法学》2013年第2期。

  (65)杨立新教授认为单向连带责任来源于美国的混合责任和日本的部分连带责任。对此,孟勤国教授等已经指出。此种说法并不正确。一方面,美国侵权法上的混合责任与所谓的单向连带责任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单向连带责任也不是日本学者川井健倡议的“部分连带责任”。参见杨立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释评》,《法律适用》2014年第3期;孟勤国、张海龙:《质疑“单向连带责任”》,《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3期。

  (66)同前注(63),王竹文。

  (67)此外,不真正补充责任是否有存在的法律依据以及制度价值如何本身也值得探讨。对于不真正补充责任的质疑,具体参见郑志峰:《劳务派遣中雇主替代责任之检讨——兼评“不真正补充责任”》,《法学》2015年第9期。

  (6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7页。

  (69)除了基于主观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连带责任之外,连带责任的类型还包括主体关联型连带责任、基于政策考量的连带责任以及侵权责任不可分的连带责任。参见阳雪雅:《连带责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70)当然,如果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对损失的内部分担有约定,也可以依据约定进行。

  (71)同前注(26),谢薇、韩文文。

  (72)参见2008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7条。

  (73)参见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2013)巩民初字第3707号民事判决书。

  (74)有关重大过失的界定、判断及法律效果的分析,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75)参见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法院(2013)徽民一初字第0082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4)崇民一(民)初字第249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3)启吕民初字第0368号民事判决书。

  (76)参见张新宝:《法路新语:不惑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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