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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反思
2016年12月02日 15: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 彦 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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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现行第三人侵权时的安全保障义务与责任规则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司法机关又过分机械地适用了司法解释的规则,未能在适用中予以补救,带来了对受害人极为不利的后果。就目前的安全保障义务制度来讲,司法解释对安全保障义务和责任施加了诸多限制,其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得不到实现。为此,安全保障责任适用条件应适当放宽,管理人承担责任的比例应当扩大。根本的问题在于立法和司法要平衡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追求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保护,过分地追求任何一个,都将带来不利的后果。

  关键词: 安全保障义务;补偿功能;预防功能;利益平衡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4月5日,北京望京颐和酒店女孩遇袭,一时间媒体纷纷指责酒店安全保障义务缺位,呼唤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此前,2014年山东招远麦当劳餐厅内发生一名女子被6名“全能教”教徒殴打致死事件,舆论除了谴责邪教组织的残暴外,还关注着麦当劳的安全保障措施,事件直指麦当劳的安全保障义务。所谓安全保障义务,是指行为人如果能够合理预见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正在或者将要遭受自己或者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侵害,即要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和采取合理的措施,预防此种侵权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发生,避免他人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损害[1]。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6条。其后安全保障义务又被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所肯认。2014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2款再次强调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上述几个规范性文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名称和具体义务设计有所不同,但内涵与外延多有重叠,本文统一称之为管理人。

  学者对我国安全保障义务制度设计褒贬不一。正面评价认为,基于危险控制理论、收益风险均衡、节约社会总成本、诚实信用等要求所衍生的安全保障义务,体现了民法的人文关怀情结[2],尤其是在第三人侵权场合下,管理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补充责任,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立法[3]35。然而《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出台有许多争议。各学者建议稿之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草案的各审议稿之间都存在很大不同[4]。尽管最终出台的法律做了抉择,但并未使理论上的争论尘埃落定,质疑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补充责任问题上。很多学者从制度上入手,对补充责任的设计提出了理论上的质疑。本文则无意在此展开,而是从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角度着手,检视现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制度设计是否能实现其基本功能。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补偿和预防。安全保障义务拥有补偿功能,其目标为“使受害人的赔偿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5]。另有学者的认识相对保守,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济受害人”[6]87。同时,安全保障义务还具有预防功能。我国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借鉴德国的安全交往义务。后者是指开启或持续特定危险的人所应承担的,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具有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以保护第三人免受损害的义务[7]3。法律将安全保障义务施加给管理人,并且规定,违背了该义务即承担民事责任,目的就在于通过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一定程度上可减少第三人实施直接侵权行为,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从而保护了人们在公共场所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6]87。时至今日,安全保障义务制度已经制定十余年,关于安全保障义务制度设计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其能否接受实践的检验?安全保障义务的功能是否得到实现?制度设计以及运行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在不改变立法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解释来修正规则设计可能带来的不公平?

  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整理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三人侵权时管理人违背安全保障义务后的法律责任现状,以保证本文的论述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实践基础之上;然后分析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规则对安全保障义务功能的弱化,提出为实现安全保障义务功能而改进法律解释的可能路径;最后指出安全保障义务功能与保护商业管理人利益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平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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