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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舟:明代监察法律责任与风纪
2015年03月20日 11: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03-20 作者:刘双舟 字号

内容摘要:监察是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调控机制,监察机关职在纠察不法,澄清吏治,是政之理乱的关键所在。历代统治者对监察机关的重要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唐代柳宗元所说:“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1]海瑞也说:“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2]明代的《风宪总纲》明确规定:“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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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舟教授

  监察是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调控机制,监察机关职在纠察不法,澄清吏治,是政之理乱的关键所在。历代统治者对监察机关的重要性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唐代柳宗元所说:“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1]海瑞也说:“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2]明代的《风宪总纲》明确规定:“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公不法等事”。所以只有纠察官吏,镇服百僚的监察官首先做到奉公守法,公正廉明,才能担负起监督纠察的责任。正是鉴于此,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监察机构的统治效能,都十分重视监察机关自身的建设,不仅注意监察官的考核、任用等方面的人事管理,而且尤其重视加强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自我约束机制的建设。明代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监察责任制及监察行为准则,有效地促进了监察队伍的健康发展。

  一、监察人员经济犯罪的法律责任

  为了维护统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官吏贪赃枉法行为的打击。古代官吏若有贪赃枉法或其他不法行为时,除其上级机关和上司可以加以惩处外,另外主要是由专司“弹劾百司,纠察官邪”的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对之进行纠弹。监察官员自身的品质如何,直接涉及到整个封建吏治的清明与否,也直接关系着监察机构效能的发挥。监察官执法犯法,以权谋私,其造成的危害会比其他官吏腐败的危害更大。因为,反腐倡廉的“清洁剂”如果变成腐蚀剂,那么,官僚机构必然会加快腐朽。有鉴于此,明代统治者特别注重强调监察官自身的廉正建设问题,在健全监察官吏的责任制方面首先完善了严惩监察人员经济犯罪的立法,建立了明确而严密的责任制度。

  (一)明代“风宪官吏犯赃”罪条的渊源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初期就曾谕群臣:“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省之任尤为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于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3]明成祖也曾告谕御史李庆所言:“守令贤否,在按察司考察惩劝,考察按察司又系于都御史……盖廉则无私,,无私则举措当,而人心服矣。更审各按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罪黜之。”[4]明穆宗也说:“风宪官身自犯脏,何以纠正官邪?”[5]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明代历朝在制定关于处罚一般官吏贪赃受贿的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在大明律中特别制定了惩治监察官贪赃枉法罪的专条,对监察官犯赃行为进行加重处罚。

  用专条规定监察官犯脏罪,这是明代的首创。考察明代以前历朝的法律,皆无见专条规定。但是监察官犯赃较一般官吏犯赃处罚重的精神早在明代之前就已出现。这一点在唐律和元律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唐律在历代法典中,是继往开来的一部代表性法典,唐律中虽无专条规定对监察官员犯脏罪从重处罚,但按唐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可知,唐代的官吏如果巡察地方或其他机关时,于巡察目的地接受他人所赠送的礼物,或主动向他人索贿的,是要受到处罚的。一般官吏于巡察目的地的途中,或于经过之处接受财物受到的处罚较于目的地接受财物受到的处罚要轻,但是监察官员不得减轻。这条规定应该是“风宪官吏犯赃罪”的雏形。正如唐律疏中讲到的:“(监察官员),谓职合纠弹之官,人所畏惧,虽经过之处受馈,乞取及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即不得减轻)”[6]总之,唐代一般官吏在一定情形下犯贪污罪可以减轻处罚,但是监察官员在相同情形下却不得减轻其刑罚。可见唐律的制定者已经多少意识到了监察官员和一般官吏是应区别对待的。

  与唐律相同,元代的法律也没有监察官员犯赃从重处罚的专条规定。但是在元史卷《刑法志职志》中且有这样的记载:“……诸职官及有出身人,因事受财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者减一等。……诸内外百司官吏,受赃悔过自首,无不尽不实者免罪,有不尽不实,止坐不尽之赃。……台宪官吏犯赃,不在准首之限。”[7]由此可知,在元代,一般官吏犯脏,但悔过自首,并且无不尽不实者,即免其处罚。有部分不尽不实者,则只就该部分加以处罚。但是台宪官吏(即监察官员)却不能因自首而免其处罚。换句话说,监察官员如果犯了贪污罪,即使自首悔过,仍不能免其处罚。由此可见,元代《刑法志》的这项规定,实际上和唐律《职志》第五十一条“纠弹之官”不得减轻的规定有异曲同工之效。

  为何明律会规定风宪官吏犯赃须比一般官吏犯赃受较重之处罚?考其立法理由,诚如《大明律讲解》所言:“风宪持其纪律,贪赃失其公廉,以此按人,其何能服。故凡受财、求索、买卖、科征或馈送或行借贷,于庶官之常律加二等以科刑,然后执其宪度之纲,守其公廉之节,而百僚知所畏服也。”明代王肯堂在《大明律例笺释》中也有类似的看法:“盖风宪官吏职司纠察,即自犯赃,何以肃人。其加等治之宜也。”[8]由于风宪官吏是振扬风纪持守宪纲的官员,其职掌与一般官员多有不同,即监察官员负有纠察百官的权责,如其自身贪赃枉法,又如何来纠察其他官员的不法行为呢?这是明律将监察官吏犯赃规定应比一般官吏犯赃较重处罚的主要原因。

  (二)监察官员赃罪类型及法理分析

  大明律“风宪官吏犯脏”罪条规定:“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据此,可将明代监察官员犯赃罪区分为监察官员受财;监察官员与所按治去处求索财物;监察官员与所按治去处借贷人财物;监察官员与所按治去处若买卖多取价利;监察官员与所按治去处受馈送之类五个类型。

  按明代律家的解释,“受财”是广义的,泛指因事受人财物,不拘地方,也不论枉法不枉法,都可以构成此罪。而求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则仅限于“与所按治去处”才构成此罪。至于“受馈送之类”中的“之类”是指何而言?《大明律例附疏》中讲到:“其言之类者,则有若买卖不及支价,及借用服器不还者,亦在其中。”另外沈之奇《辑注》谓:“不言买物不即支价,用器物不还,与私借牛马项,统於之类二字矣。”根据这两种解释,并参考明律“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罪条,关于明代监察官员犯赃罪,除了上述五种类型外,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三种:即监察官员与所按去处若买物不及支价,经一月不还者;监察官员与所按治去处借用服器经一月不还者;监察官员与所按去处私借牛马者。总之,依上述之分析,可以将明代监察官员犯赃罪分为八个类型。

  大明律中规定的监察官员犯脏罪的主体是非常明确的,专指职司纠弹百官的各类负有监察责任的中央和地方官员。所以下面只着重分析本罪构成要件中的行为地点、犯罪客体和犯罪行为三个方面。

  在监察官员犯赃罪的八个类型中,除了“监察官员受财”这一犯罪类型不注重行为地点之外,其他七种犯罪类型都将监察官员于“所按治去处”行为作为构成本罪的要件。换句话说,监察官员受财,只要监察官员因事受财,不拘地方,也不问其枉法不枉法,都构成犯罪。这一犯罪类型与行为地点无关。而其他七种犯罪类型都将监察官员是否在“所按治去处”为“借贷”、“求索”、“买卖多取价利”、“接受馈送”等行为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准。但是何谓“所按去处”呢?依据明代律家张楷在《律条疏议》中的解释,“所按治去处”是指“所按治出处、去处”,即监察官员所管辖的区域,或为了前往巡按之处而经过的处所和地方。由此可知,明代监察官枉法受财或不枉法受财,不限于“所按治去处”即可构成犯罪。而其他几种类型则限于“所按治去处”为之罪名才能成立。

  在明代监察官员犯脏罪的构成要件中,其行为客体主要是财物。如监察官员“受财”、求索“财物”、借贷人“财物”、“受馈送”、“借用服器不还”、“私借牛马”等都是以财物为客体的。另外“不正当利益”也是明代监察官员犯脏罪的客体。如监察官员买卖多取价利、若买物不即支价。可见明代监察官员犯脏罪的客体包括“财物”和“不正当利益”两类。其中“财物”相当于现行法律中的“贿赂”。但明代的“不正当利益”仅限于“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比如“买卖多取价利”、“买物不即支价”,并不包含不正当的无形利益。

  大明律中“风宪官吏犯赃”罪条规定:“凡风宪官吏受财……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明代律学家王肯堂对此条的解释是“风宪官吏但有因事接受人财……各加其余监临官吏罪二等”。[9]《大明律例附疏》中将此条解释为:“风宪官吏,如有因事接受人财,……各加其余监临官吏之罪二等。”可见,明代律家通常都把该条解释为监察官吏“因事受财”。因事受财是指官吏实施或允许实施特定之行为或不为一定之行为,而其相对人以交付或允诺交付物质或非物质利益作为相对代价而形成之不法约定。监察官吏因事受财又可分为枉法之因事受财和不枉法之因事受财。至于监察官吏“不因事受财”的情况,大明律没有做明确的规定。

  第二个类型是监察官员于所按治去处求索财物。关于所按治去处,前面已经讲过是指监察官所管辖的区域,或为了前往巡按之处而所经过的地方。至于“求索”,按明代律家彭应弼的解释说:“称求索者……,但非所愿送有取而得”,[10]即“人非所愿送,有取而得”就构成“求索”。这种犯罪类似于现代的索贿罪,是一种行为犯,即只要有监察官向相对人要求、索取财物的行为,就可成立该罪,至于是否实际上取得了财物,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但是,如果监察官是因事求索,并且进而收取了财物,则不应按本条规定加以处罚,而应依照前款“因事受财”罪论处。

  第三个类型是监察官员与所按治去处借贷财物。按照古代的理解,借是指“使用借贷”,贷是指“消费借贷”。为什么要对监察官员的借贷行为加以规范?明代的律学家们并未提及。但清代的沈之奇对此有过分析,他说:“以官吏豪强而借贷,实与求索无异,特予以借贷为名耳,故其罪同。”[11]明律本罪的规定“借贷”,应该是基于此相同的原因。依照明律本款的规定,只要监察官员在所按治去处向他人借贷财物,即可构成此罪。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点与现代法理的精神是有区别的。按照现代法理来讲,除了以强迫性手段向人借贷财物有可能触犯刑事法律外,其他借贷的行为都纯属民事问题。监察官员个人作为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完全有权自由地与他人建立借贷关系。明代之所以不加区分地一概禁止监察官在所按治去处的借贷行为,一方面是由于监察官员权重责大,规定监察官员不得于所按治去处向人借贷,可以防止监察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起到防微杜渐的廉政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民律和刑律不分,民事活动也用刑事手段来调整,也是做出这种规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个类型是监察官吏于所按治去处买卖多取价利。所谓“买卖多取价利”,系指监察官员在所按治去处卖出东西较一般市场价为贵,或所买进之东西较一般市价便宜,并因此获取暴利而言的。本款设禁的理由,转引述明律“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罪条相类似的规定,是因为“若将自己物货高价散卖于部民,以及低价买取民货而多取价利者,是挟己之势以罔民之财……,若用强有所买卖而多取余利者,是又逞己之强以侵民之利者也……。”[12]若监察官吏以威力强使他人向其买物,而其物价又高出市价甚多;或监察官吏以威力强使他人卖物给他,而所卖之物价又比市场便宜的多,则监察官吏的行为构成本罪,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在本罪的构成中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一是“强迫”不应是该罪的构成要件,只要监察官吏在所按治去处通过买卖获取利益,即可构成此罪;二是“获利”,即“多取价利”应是构成该罪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和第三类“借贷财物”有点相似,不能用现代法理的眼光来分析。

  第五个类型是监察官员于所按治去处受馈送。明代大多数律学家都将本条款解释为“风宪官吏与所按治去处受馈送土宜礼物”。[13]在《明律·受赃篇》关于监临官吏非因事接受馈送的规定中,有“坐赃致罪”条:“凡官吏人等非因事受赃致罪,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者减五等……”。该条和本款所规范的事项,性质相同,只是客体稍有不同,本款规定“土宜礼物”,而“坐赃致罪”条则泛指“非因事受财”。二者的关系(明)彭应弼在《大明律例法司增补刑书据会》中说:“受布内礼物依馈送律,如送银两、财帛、酒食之金银钟盏,则依非因事受财。”[14]可见,就行为客体而言,明律“风宪官吏犯脏”罪条本款的规定,应是“坐赃致罪”条的特别规定。

  第六个类型是监察官吏于所按治去处买物不及支价经一月不还。本款所谓“买物”,按(明)雷梦麟《读律琐言》中的解释:“此与有司和买给价有增减不实者,计多余之价坐赃论[15]不同者,彼之所买充官用,此之所买卖为己利,官私之别也”。[16]由此可知,本款的“买物”必须是为了己利,如果是充官而用而有增减不实者,则依明律《户律·仓库篇》的“出纳官物有违”条,计多余之价坐赃论。所谓“买物不即支价”,是指监察官员只要在其管辖区域向人买物经一月仍不支价,就足以构成本罪。至于监察官以非强迫性手段向人买物经一月未支付价金,而且相对人也同意其延期支付价金时,该监察官是否也应该当本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要明白六百多年之前的明代,立法者尚没有认识到私法自治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并且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明律对于监察官员品行和操守要求之严厉程度。

  第七个类型是监察官员于所按治去处借用服器经一月不还。监察官员在其管辖的区域内向人借用衣服、器物,经过一个月仍不归还的,就可以构成此罪。依据现代法理,这种行为是纯粹的民事纠纷,未必应负刑事责任。

  最后一个类型是监察官员于所按治去处私借牛马。这一种类型实际上可以归入第三类,因为,牛马也属于财物的范畴,监察官员在管辖区域内私借牛马,当然应是“借贷财物”。可以依第三类型的规定来处罚。

  明律对于监察官员犯赃的处罚规定与一般官吏不同,应加一般官吏二等,其规定如下:“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二等。篡注……如受财枉法有禄官吏一贯以下杖七十加二等则杖九十,加罪不得至于死,须至八十贯方坐绞。不枉法有禄官吏一贯以下杖六十加二等则杖八十,加罪皆罪至杖一百流三千里。求索借贷买卖多取,并准不枉法,强者,准枉法,亦各加二等。受馈送者笞四十加二等则杖六十,……若有风宪官吏无禄者,亦就无禄枉法不枉法本律加二等……。”[17]

  综上所述,明律“风宪官吏犯脏“罪条的规定,对于监察官员的言行、品德、操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些按现代法理来讲纯属应负民事责任的行为,明代也用严厉的刑事责任来调整。这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明代监察官员“持其纪律,贪赃失其公廉,以此按人,其何能服”的重大责任有别于一般官吏所要求的;另一方面也和中国古代民刑律不分,以刑为主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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