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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教授访谈录
2014年05月08日 17:12 来源:中国法学网 作者:刘仁文 字号

内容摘要:在当代中美两国的法学交流中,有一个名字人们不应当忘记,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的爱德华(Randy R. Edwards)教授。是他,创建了哥大的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20年之久,在他的努力下,哥大的中国法律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中国法研究的重镇;是他,作为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先后组织和参与了多项重大的美中法学教育交流项目,当年经他面试去美国学习的许多学者如今已成为中国各大法学院和法学研究机构的骨干力量。为表彰和纪念他对美中法学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2002年在他即将退休之际,由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他的一些学生发起,出资100多万美元,在哥大正式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旨在进一步推动美中法学交流的“爱德华奖学金”。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非常高兴接受《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的委托,由我来作这一期的爱德华教授访谈。通过电子邮件,我顺利地与爱德华教授联系上。几番通信往来,爱德华教授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十分认真地回答了我“非常有意思的提问”。下面的文字,就是根据我们的通信整理而成。借此机会,我要感谢在本文成文过程中给我提供帮助的爱德华教授的学生助手黄迎小姐。

  一、走上中国法研究之路

  刘仁文(以下简称刘):爱德华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环球法律评论》的采访。首先,请您简单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您自己。

  爱德华(以下简称爱):我1934年出生于阿拉巴马州,1952年考入哈佛大学的历史与政治系,1956年毕业。之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其间,1957—1961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1964年,我同时获得了哈佛法律博士(J.D)和东亚地区研究的文科硕士(A.M)两个学位。1965年我被选为“富布莱特研究员”,到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一年,课题是日中贸易摩擦的解决。能被选为“富布莱特研究员”是一个荣誉。

  回国后,我于1966年1月至9月,曾一度作为法律顾问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城市发展和住房部工作。但我发觉自己的真正兴趣还是在搞研究和做学问上面。于是,我便重新回到哈佛读了一个哲学硕士学位,侧重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毕业后,我留在哈佛的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和柯恩教授一起做研究,[1]其间,1971-1972年,我是中心的副主任。此外,1969—1972年我还在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法律和中国历史。1973年,我调到哥大法学院任教,其后又获终生教授职称,直到2002年6月退休。1986年,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

  刘:您刚才讲到终身教授,为何还会退休呢?

  爱:终生教授是指你永远不会被解雇, 但依然要退休。

  刘:你的汉语是怎么学的?

  爱:在海军服役期间,我在加州蒙特利军方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一年的汉语。后来我又在台湾学习过汉语。

  刘: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听说您的太太是中国人,而且她是朱自清先生的外甥女?

  爱:是的,我的太太是中国人,并且正如你所问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外甥女。

  刘:您走向中国法的研究与您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有关吗?

  爱:我做中国法的研究和我娶一位中国太太没有太大关系。但在汉语学习方面,我太太对我的帮助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是我的汉语家庭教师。

  刘:谈谈您在哥大的教学情况,比如教授的课程,听课的学生。

  爱:我在哥大从1973年一直干到去年退休,20年来一直以教书为业,这是我人生的乐趣。我热爱我的教书事业,与我的学生在一起是我莫大的喜悦。

  我在哥大教授的主要课程有:(1)中国和中国法制。该课程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介绍中国法制的发展情形。(2)中国和国际公法。主要介绍中国对国际公法的态度和在国际公法领域的具体实践活动。(3)中国法制史。侧重于清代部分。(4)法在共产主义世界。这是我和另一个苏联法专家一起开设的,主要比较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和苏联在立法、执法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我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正如你所知道的,哥大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学生。听我课的既有法学院的,也有其他院系的,如国际政治系、东亚研究所等。非法学院的学生在法学院选课也一样算学分。

  刘:我曾在哥大听过几次您主讲的清代法制史,对于那些令人头疼的古文献,即使是我们这些中国的年轻学者也少有打通的,听您对那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律例读来朗朗顺口,佩服之情油然而生。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一定为此付出过不少心血吗?

  爱:是的,我确实为此下过不少工夫。我之所以下那么大的工夫去钻研中国古籍,特别是清朝的成案,是因为我在哈佛的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时, 需要翻译大量的中国古代法律条款。这期间我深深感到只有掌握法律的真正内涵, 才能作出好的翻译。所以我总是不怕麻烦地查阅大量成案, 让自己真正了解条款的来龙去脉。那时我和台湾的张伟仁、张富美三人一组, 每天泡在图书馆里, 互相切磋、讨论, 每个词、每个标点都不放过。 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也深深迷上了古汉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和“目标如一”吧。

  刘:据我所知,您除了教学,还写过不少学术著作,这其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爱:我比较满意的作品是《清代中国涉外律》。这是一部专门以清朝的涉外律令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为写这本专著,我查阅了大量翔实的清朝涉外律令原文及有关某一专门性问题的各种文字记载。所以这本专著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可靠的,而且有些观点属首次提出。

  刘:好像您还主编过一本名为《中国法研究》的杂志?

  爱:《中国法研究》创刊于1987年,出版宗旨是为了促进对中国法的研究。它为中国、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法律职业者、法律学者广泛地讨论与中国法律有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论坛。我作了该杂志10年的主编。在我任主编期间,始终坚持以质量为用稿的原则,发表过大量的好文章, 其作者来自世界各地。

  1996年,《中国法研究》更名为《亚洲法研究》,涉及范围扩大到历史、知识产权、人权、国际公法等与亚洲法律相关的领域。现在我仍然是《亚洲法研究》的顾问。

  杂志的工作人员是从提出申请的J.D学生、 LL.M学生、S. J.D学生中选择,J.D学生提出申请时必须已经过一年的法律学习,LL.M、S. J.D学生在学期一开始就可以提出申请。

  刘:您刚才提到的J .D、LL.M和S. J.D,这三种学位是什么关系?

  爱:J .D、LL.M和S. J.D,在汉语里一般被翻译为“法律博士”、“法学硕士”和“法律科学博士”。美国学生在念J .D之前没有受过法学教育, J.D是美国法学教育中的第一个法学学位, 虽然译成中文是法律博士,但实际上入学前只要求一个其他专业的学士学位。J.D的入学考试“LSAT”是一种法学逻辑思维能力考试。要想进入一流的美国法学院,如哈佛, 耶鲁,你的LSAT成绩必须处于所有考生中前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位置,竞争相当激烈。

  LL.M 是美国的法学硕士学位,一般是获得J.D 学位以后如想进一步就某一法学领域进行深造而攻读的一个学位,近年来许多的外国留学生前来攻读这一学位,学制为一年。这种学位虽不能象J.D 那样系统完整地学习美国法律,但如只想对美国的法律体系有一个总体了解,那还是不错的。有些外国的LL.M学生完成学业后又转而攻读J.D学位。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法学院允许外国的LL.M学生免LSAT进入J.D学习,而且第一年的LL.M还可以计入J.D的学制,也就是说, 三年的J.D你只要读两年。

  S. J.D在美国的法学院并不普及,有的学校有,有的学校没有。象哥大,LL.M每年有160人左右,但S. J.D一年只招8人左右,一般是老师或研究人员前来攻读这一学位。[2]

  二、致力于中美法学交流

  刘:您曾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请介绍一下该中心的情况。

  爱:或许我在哥大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利用哥大丰富的资源建立了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它是位于中国之外的为中国法律学者、律师、政府法律专家及美国法律学者、法律职业者提供培训和交流的主要机构之一。

  该中心建立于1982年, 但大量的交流工作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中心建立的目的,从它实际所做的贡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就是为了増进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了解,促进美中两国间的法律文化交流,培养大量精通两国法律的实用型和研究型人才。

  该中心的运作方式包括请学生助手打工等,每年接纳25名以上来自中国的学者、学生。王铁崖、江平、芮沐、张晋藩等知名学者均在这里作过访问学者。中心在我的主持下,几乎每周都搞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让在哥大学习的中国访问学者、J.D 或LL.M 学生和美国学生一起座谈。大多数在哥大就读的中国学生都曾有过在中国法律部门工作的实际经验,美国学生通过和他们的交流,可以获得非常感性的中国法经验和知识。

  刘: 据我所知,您还担任过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请谈一下您在履职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爱: 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英文名字为Committee on Legal Education Exchange with China,缩写为CLEEC)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的,先后资助过200余名中国法律学者在美国学习。我在担任哥大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的同时,兼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从1983年一直干到1991年。应该说,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影响是挺大的,全美有40多所法学院参加了我们的项目,中国方面的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政法大学,社科院法学所,吉林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及武汉大学也都参加了。该项目使10人获得J.D学位,70多人获得LL. M学位,还有130多人成为访问学者。这些学员回国后,分别成为各法学院的骨干人材,也有的当了律师或政府官员等。

  刘:还有没有搞过别的项目?

  爱:我还办过中国法律暑期培训班(在华东政法学院),让美国的律师在中国学习原汁原味的中国法律,感受中国的法律文化;做过中国政府官员美国商法培训项目(在哥大)。此外,还有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的法律培训项目等。

  刘:这些项目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您一定为此花费了许多的精力吧。

  爱:其中约五百万美金是由美国福特基金会给的, 剩下的约五百万美金由四十多所美国法学院出资, 还有一小部分由美国的LUCE 基金提供。我作为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 直接组织和参与了以上提及的全部交流项目, 的确花费了不少心血, 但我颇感欣慰。

  刘:除上述项目,美、中法学交流还有哪些形式?

  爱:美、中法学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上述项目外,还有:政府促进、资助的法学交流,法学院之间非正式的双向交流,以及个人自费攻读学位等。交流的目的也不是单一的,有学术的目的,也有培训法律职业者的目的。

  以哥大法学院为例,它接受的对象有CLEEC学者,有中国外交部选派的LL.M学生,有自费的J.D、LL.M学生,也有哥伦比亚中国奖学金理事会、福特基金会等资助的访问学者。

  刘:听说在您退休之际,福特基金会和您的一些学生发起成立了一个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旨在促进今后美中法学交流的奖学金?

  爱:是的。福特基金会和我的学生在哥大以我的名字命名设立了一个“爱德华奖学金”,总共100多万美金,其中50万由美国福特基金会筹集,另外60多万由我的一些学生以我的名义捐赠。

  刘:该奖学金将如何使用?

  爱:目前的打算是利用这笔钱的利息,每年资助一些优秀的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学者来美做访问研究。我高兴地看到,第一批受资助的学者已经顺利到哥大来了。

  2003—2004学年,“爱德华奖学金”将为3名中国的法律学者到美国进行研究和学习提供机会。我希望该奖学金能够在促进美、中法学交流方面真正发挥作用。

  三、中美两国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印象

  刘:以您对中国法学教育的了解,您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

  爱:中国在法学教育方面的进步非常令人吃惊。我1978年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时,只有几个法律系, 现在已经发展到几百个,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见。

  但是,中国的法学院学生直接从高中进入大学,不象美国先大学毕业再入法学院,而且法学院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是法律专业课,因而毕业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在解决综合性社会问题方面可能会有所不足。此外,由于法律职业机构不介入法律教育,法学院学生的职业训练主要就是大学期间的实习,但是由于实习的时间比较短,又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管理,往往达不到职业训练的实效。

  刘:请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法学教育体制的异同,并评价一下各自的优劣。

  爱:在法学教育体制方面,我只想说,中国的发展很快,学位的种类也比以前增多。但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法律教育似乎过于理论化, 教材也相对单一,而美国的法学教育是案例教学法, 给予学生的是一种思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侧重程序法不重实体法的教学方法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即使法律更改了, 学生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适应新的问题。

  美、中两国学术教育和职业训练都是由大学的法学院组织的,但侧重点不同。在美国,进入法学院学习的学生已经取得了另一学科的学位,具有其他学科的教育背景,而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主要是进行职业培训。在中国,法学院的侧重点是放在学术教育上。我想,中国的法学院可以给在校生适当地增加一些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课程,以拓宽毕业生的知识背景,并让职业机构介入法学教育,提高法学院毕业生的应用技能。当然,在保持法学院自主权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法学教育管理制度也是有益的,如美国的ABA(America Bar Association—作者注)法学院认证制度,就是旨在保证法学院的教育质量和毕业生的质量。

  刘:中国现在法学界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即近亲繁殖,各个学校自立门户,硕士生、博士生大多招收本校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老师也多为本校毕业生。许多人认为这不利于法学的发展。不知在这方面美国有无可资借鉴的经验?

  爱:在美国,这方面的事情不是学校本身的制度决定的,而是整个市场的竞争机制决定的。从招生到留校,一切都是竞争的结果。即使当了教授,也存在竞争。各个院校都想方设法“挖”名教授,像牛津大学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 教授(他本人是美国人,最初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西方非常知名的法理学家,纽约大学想把他挖过来,牛津大学不同意,最后双方就协商把他作为双方的双聘教授。因此,你会发现,这里一切都是“择优而录”,不会存在“近亲繁殖”。

  刘:据您的观察,您认为中国过去在法制建设、司法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您认为如何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爱:中国过去20多年在法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制定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包括国内的基本法和与国际经济贸易以及人权领域相关的许多法律。中国的司法队伍建设也在进步,我注意到近年中国司法改革的步伐迈得很快,如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实行统一司法考试,这对提高司法队伍的素质、使司法走向专业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保证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如何增强中国法律的可预期性以及确保法院的裁决得到执行。

  另外,在中国加入WTO后,如何保持中国法律的透明性,建立起对行政行为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都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

  刘:中国现在法学界还有一个争论很激烈的话题,就是法律本土化与法律的移植问题。有人甚至批评我们现在的某些法律基本是学习美国的。对于这个问题您如何看待,您认为怎样才能处理好利用中国本土资源和学习国外经验的关系?

  爱:法律根植于文化,生搬硬套肯定是不行的。“桔逾淮为枳”,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但是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快, 国际商法领域甚至出现了共同立法的趋势。所以互相借鉴也是很有必要的。

  四、展望与祝愿

  刘:听说现在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对中国法律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为此感到高兴。您能否介绍一下时下美国研究中国法的主要大学和机构?它们的前景如何?

  爱:正如你所说的,在美国,对中国和中国法律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大学也都建立了研究中国法律的机构,像耶鲁大学的中国法律中心、哈佛大学的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哥大的中国法律研究中心等。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美、中两国交流的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国法律的机构出现。我现在正帮助乔治.华盛顿大学建立中国法律研究中心。

  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在法学院的学生中间,开始出现学习、研究中国法律的团体。像哥大法学院的中国法律协会(The Society for Chinese Law),它主要就是一个为对中国的法律发展、法律实践及美、中关系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分享思想、交流信息的平台。

  刘:听说您现在已交班给年轻人来主持哥大的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了?您对中心的未来有何期待?

  爱:是的。接我班的是李本(Benjamin L. Liebman)博士。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先后毕业于耶鲁和哈佛,又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学习过。我对中心的未来充满期待,相信他们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刘:能否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从事的工作?

  爱:我去年从哥大退休后,又被乔治.华盛顿大学聘为“杰出的访问教授”,帮助其法学院建立中国法律研究中心。我希望利用自己与中国同行的友谊,为促进美、中法学交流再发挥点余热。

  刘:在您担任美中法学交流委员会主席期间,您曾经选拔过不少中国学者去美国学习。现在,他们大都已经成为中国各大法学院和法学研究机构的骨干力量。这篇文章他们看到后一定会倍感亲切,您可否对他们讲几句话?

  爱: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借贵刊向大家问好,衷心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希望大家再接再励,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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