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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科研合同:认知与规制
2021年01月31日 23: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作者:胡 明 字号
2021年01月31日 23: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作者:胡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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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制作为研究方法论和解释论意义上的基本范畴或分析工具,频繁运用于法学、非法学、跨学科、交叉学科等领域,合同制度引领的科研经费治理变革也亟待借用规制工具进行解析、统整与推进。

  科研合同规制亟须从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相统一的视角,对科研合同的法律属性、运作逻辑以及相适应的规制模式进行深度审视、理论回应,并提出化解科研经费治理难题的应对之策,从而推进科研经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迄今为止,有关科研合同性质的认知,其观点大体可梳理为三类:一是公法性质,主要为行政合同说;二是私法性质,主要为民事合同说;三是组合性质,主要为双阶关系说。三种不同的科研合同性质定位,并依此形成的科研合同规制。

  行政合同说及其弊病:作为行政合同源起地的法国,认为“公法人用以委托专业机构或研究者进行某项科学探索”的“研发合同”或称“智力活动资助合同”属于行政合同。从现行中国实践看,倾向于将科研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

  行政法学者亦倾向将科研合同归类于行政合同,其主要理由:一是,科研合同形成于科技管理职能的实施过程,合同一方的资助机关具有明显行政色彩,符合行政合同的主体要件;二是,科研合同的订立在于执行科技计划项目,其目的指向其涵载的公共利益;三是,科研合同一方(资助机关)享有超越于合同另一方(科研人员)的行政优益权,包括指导权、组织权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权、对科研人员的制裁权。

  在科研合同中,资助机关既是合同的履行主体又是合同的监督主体,享有科研人员没有的特别权力,符合行政优益权的特征。但是,按照行政合同说认知,现行科研合同规制实践,产生了诸多难以解决的法律难题,如经费使用权管理僵化、行政优益权行使失范、法律救济途径难以识别等。

  在《合同法》施行前,科研合同被视为技术合同,按《技术合同法》进行管理。《合同法》实施后,民法学者与刑法学者倾向将科研合同视为民事合同,甚至明确为委托合同或承揽合同。其主要理由为:科学研究并非执行公务,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的客观行为;科研合同双方为平等民事主体,科研经费乃是科研活动的“对价”,应归于科研人员所有;将科研合同纳入民事合同范畴,有利于减少公权力的不当干预,为科研人员留置更多自由空间。但是,民事合同说难以回应以下难题。

  第一,归类难以自圆其说。将科研合同无论解释为委托合同还是承揽合同,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委托合同以为他人处理事务为目的,且受托人因处理委托事务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民法典》第927条),而科研合同内容主要由受托人(科研人员)所确定,且科研成果往往不为资助机关所独享。承揽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目的,定作物必须符合定作人所提的特别要求,否则为不合格,并且承揽人一般需首先履行工作义务,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之后才能请求报酬(《民法典》第782条),这也相悖于科研合同实践。

  第二,“对价”解释力不足。民事合同反映市场行为性,科研经费是资助机关购买智力成果的“对价”,也是科研人员付出科研劳动的“回报”。然而,细考之,科研是一种创新性活动,属于非市场行为,而科研经费也是因市场激励不足而要求财政资助的,它具有扶助、补偿、奖励与购买等多重性质,法律为何“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智力成果(《科学技术进步法》第20条第1款),“对价”原理难以予以充分回应。

  第三,合同双方缺乏制约。将科研合同视为双方互为给付的民事合同,但在科研合同缔结、履行过程中,如果完全用契约自由原理,既无法制约资助机关缔约权,也不能保证经费使用责任性,亦难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性。因此,对科研合同的规制,还补足了许多公法和激励原理,包括“公开、公平、参与、问责、连贯、合理、合法、公正以及可诉性等价值”。

  有学者借鉴双阶理论认知科研合同性质。以科研合同缔结为分割点,将其拆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科研项目资助的组织与决定阶段,即资助机关征集选题、发布公告、组织申报、组织评审、批准立项等行为阶段,具有浓厚的公权力属性;二是科研合同的签订、实施与完结阶段,既包括经费支出的预算控制、项目实施的中期检查、项目立项的单方撤销等行为,也包含尊重合同自由、认可自治权利、信任科研人员等行为,此阶段具有鲜明的契约性。

  双阶关系说倡导者认为,不同阶段应依其性质接受不同法律调整:前一阶段属权力关系,应受公法调整;后一阶段属契约关系,应受私法调整。然而,对于跨度宽广的科研合同关系,能否采取分而治之的规制策略?

  “双阶关系说”将科研合同关系截断为两个分道扬镳的法律关系,不仅难以辨别出第一阶段的哪些要素对第二阶段的具体实施产生何种重要影响,而且人为地将一个统一的科研合同关系拆分为两个先后阶段的法律关系,极易引发法律适用的逻辑混乱。

  科研合同包含的科研关系性质特殊,不同于行政关系与市场关系,科研本身的创造性决定了难以根据传统标准进行合同性质界定。科研合同性质的认定,务必秉持开放性与思辨性,不应桎梏于公私对抗的传统教条思维,而应尝试突破常规,发展新的合同类型,精准定位科研合同性质。

  科研合同兼具强制性与合意性、公益性与私益性、身份性与契约性等多重混合属性,且混合属性各自的占比分量又难以掂量,这就决定了不宜片面采用某种单一的规制手段,既不应过度强化公法的规制作用,也不能单边强调私法的规制功能,否则科研合同的规制将陷入死胡同甚至走向极端化。

  一方面,倘若继续沿用单边规制手段,因科研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将加剧合同双方权义结构的失衡,给科研经费治理带来系列难题——“单纯以私法模式加以规范,将导致公共利益削弱的问题;单纯以公法模式来规范,又缺乏对私方当事人利益的关照和平衡”;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摆脱公私对峙的思维惯性,即使利用拆分模式对科研合同的多重混合属性进行分类调整,同样将面临范围难以明确、法律适用纠结及公私利益冲突的困境。

  概言之,如果继续坚持“公私对立”,无疑等同“自断臂膀”。现代法律的不断发展“是一个不断消除自身内在矛盾及否定因素的过程”,从公私相互对峙到公私渗透结合的转变已成普遍的法律现象,只有“公”与“私”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对某类复杂社会关系的精准调整,公法与私法的融合也构成现代法形成与生长的内在驱动力。

  尽管现行对科研合同的认知对其部分性质予以了正确描述,但过于拘泥形式统一的公私二元对峙,沿用非此即彼的概念化定位方式也难以认知科研合同性质的全貌。如拉伦茨所言:“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形式是‘类型’。”相异于典型合同类型,科研合同展现出多重混合属性的交织交融特征,且这些“特征”在合同的各个阶段以不同强度、不同比例以及不同形式的融合形态出现,欲充分理解这种融合形式的合同表达类型,势必不宜将科研合同划归为传统的典型合同类型,应将其定位为兼具公私两种属性的融合合同。

  科研合同之公私融合方式,不是一方依存另一方之结合,也不是择其中某一方之联合,亦不是双方形式上的组合,而是双方相互依存之结合,呈现出紧密的实体联系。针对科研合同性质的复杂性,即使借鉴“近因理论”与“主次思维”的划分方法也难以清楚识别,如从科研经费监管方面认知科研合同,最近的因果链条或起主导作用的性质无疑指向公法规则的调整,如从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层面审视科研合同,最近的因果链条或起主导作用的性质又暗示其应受私法规则的调整。

  实践中矛盾折射出认知上狭隘,要求我们不能再囿于传统公私对峙思维,而应注重培育科研合同公私属性的融合,取公法与私法的各所长并补其短,通过合理利用公法和私法各自的调整作用,实现对科研合同的最优化调整。

  对于科研合同的认知,应从公私对峙转向公私融合,并定位为公私融合合同,需明辨科研合同公私相融的理论基点。回溯科研合同的订立之因,阐释科研合同的典型目的,是揭示科研合同性质成因之钥匙。无论是近现代欧陆民法以意思理论为核心的合同观念,还是中世纪注释法学家所倡导而后被法国民法典继受的合同原因理论,都主张探求合同背后双方的缔约真意。

  缔约真意作为双方订立合同的决定性理由,指向合同成立原因(意思合致)背后的目的。缔约真意包括客观性的目的因和主观性的动机因:前者指向缔约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结果,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同一类型合同其目的因相同;后者则为作出缔约行为的心理动机,具有个别性、具体性,同一类型合同其动机因因人而异;只有为合同双方主体所共同追求的决定性动机,才能上升为客观意义上的目的范畴,此时目的与动机相融合。

  依此探求科研合同的缔约真意:作为合同一方的资助机关,它代表国家利益取向,其目的与动机同质,即通过提供科研资助,旨在发展科研事业、激发科技创新以促进其背后的公共利益;作为合同另一方的科研人员,它体现个体权益取向,其目的或动机因人而异,即通过获取科研资助,满足科研抱负或赢得科研尊重或获得与贡献相匹配待遇。

  概言之,科研合同平行承载两种功能:一是国家取向的公共利益;二是个人取向的私人利益,实现二者的兼容性,体现双方义务的互惠性,是科研合同成立的客观原因,也是科研合同双方的效果指向。

  科研合同目的效果重点指向合同公私利益交换的平衡,即通过“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规制目的。

  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合同建立在一个完全性的、稳定的特定关系之上,合同双方可实现一种清晰、确定、可预期性的利益交换,而科研合同建立在一个不完全性的、复杂的科研关系之上,科研本身具有创造性意味着科研人员的给付义务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合同双方只能进行一种开放式、难确定、风险性的利益交换,由此导致科研合同中公私利益稳定交换陷入某种不可能。

  正因如此,只能高度强调科研人员应当诚实守信、竭尽所能地履行过程性的行为义务,并将难以计量的行为义务转化为可计算的财务责任,“确保科学家和科学机构或组织从政府获得的资金使用符合财务规范……详细阐明如何申请、花费及对这些经费负责的规则”,以尽可能保障合同公私利益交换的稳定与平衡。

  申言之,科研经费具有“高风险性”,既可能获得期望之外的超额利益,也可能遭受意料之外的重大损失,只要科研人员尽忠尽责地履行了行为义务,即使科研失败,也不由其承担风险,资助机关才是风险承担者。为避免科研合同承载的公共利益缩水或落空,基于风险分担正义,保障性路径就是监管科研经费使用,以作为对风险承担者的最大化补偿;科研人员必须通过提供经费使用信息,自证其尽职尽责履行了合同义务,以求得到科研失败的宽容或给付不能的豁免。

  科学政策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不同于我国科研合同资助模式是由权力性管制向项目制改革直接转变而来,西方国家科研合同资助产生于政治与科学间形成的科学契约传统之上,即政治共同体与科学共同体之间存在一种社会契约——国家承诺通过合同给予科研资助,并赋予科学共同体自治权,科学共同体承诺有序自治,并产出使社会经济广泛受益的成果。

  深化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的当下中国,科研合同引发的科研经费治理创新,仅靠功能性规制的原理与架构还不足以承担起科研经费有效治理的任务,还应在既有基础上形成内容系统、逻辑清晰、权责明确的合同规制制度。同时,科研合同的非完全性和关系合同论的研究表明,合同是一种以未来交换为目的的规划,规划内容不仅源自合意,也包括非合意要素,基于合同合意的局限性,作为构建于科学契约关系之上的科研合同,其规制的制度化还需将其未包含的非合意要素纳入考虑范围。

  为规制主体、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提供清晰的制度遵循,将面临非合意要素“补充”和合意要素“再造”的双重任务,才能推动科研合同功能性规制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善。

  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功能性规制问题不为科研合同治理所独有,而是现代公共治理均需正视的问题。期待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共同努力,为不同领域的治理实践提供强有力的规制理论支持。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原题《科研合同的功能性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张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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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 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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