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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制度基本范畴初探
2016年02月22日 14:10 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作者:魏 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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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在生态修复的实践需要日益突出、自然学科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地方立法趋于丰富的时代背景中,关于生态修复制度的基本研究却处于阙失状态。对生态修复制度的核心概念、法益、制度边界、义务主体、实现路径的基本研究是探讨制度构建的学术地基。生态修复制度核心要义在于根据“受益者负担”原则要求受益者对污染行为或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而造成的生态失衡承担恢复、修整并使之实现良性循环完善,达到这一核心要义必须采取预防性、社会化、公私兼济的环境法律应对。

  【中文关键字】生态修复;制度化;基本范畴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生态修复制度规范化与学术研究的起点

  基本范畴是一个相对、动态发展的概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在讨论一项具体制度时并不必然形成不同的学说流派(学派),但对于一项新生制度,无论从优化制度发展路径的角度,还是从有效学术支撑的角度,从基本范畴入手均是无法回避的起点。

  严格意义上,生态修复制度并不是一项崭新的制度:我国有关生态修复的立法和实践早已有之,但正式进入专门的规范化进程和学者讨论视野存在滞后性。在立法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在《土地管理法》(1986)、《土地复垦规定》(1989)中确立土地复垦制度,在《水土保持法》(1991)中规定预防水土流失的生态修复;其他应对不同环境要素所作的生态修复规定亦逐渐出现,散见于《矿产资源法》、《防沙治沙法》、《草原法》、《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全国性法律,虽然上述立法并未明确确认生态修复制度,但已体现了生态修复制度的初步萌芽。浙江、沈阳、黑龙江等地方生态修复立法也踊跃出现。[1]在实践上,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均已开始一系列的环境修复工作,例如国家“三河、三湖”重点水污染治理工程“国家863计划——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国家973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广东珠江整治项目、湖南湘江整治项目等,已经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或正在推进。[2]司法层面也出现了以生态作为环境侵权损害救济手段的案例,例如泰州天价环境污染赔偿案[3]、贵阳市两湖一库案[4]、锡山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刘某破坏道路交通环境公共安全案[5]等。但是,将生态修复作为一项专门制度加以规范的法制进程却是缓慢的——2009年环境保护部提交国务院审批的有关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规章[6]至今仍未得到正式批准,遑论全国立法层面的进展;即便是已有的前述立法资源对生态修复的规定也很零散,对生态修复的制度本旨存在错位也是生态修复制度早已存在却无人知晓的根本原因。在学术研究上,现有文献绝大多数是关于生态修复技术层面的探讨,对生态修复的法学理解和探析更是远落后于实践的需要[7]——对于何为生态修复、生态修复的类型化、生态修复与其他环境法律制度的边界等根本性问题均无人探及。[8]

  基于上述脱节现象,笔者有感于从制度的若干基本范畴切入对生态修复制度进行法学基础性、系统化梳理何等重要——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本源,也是制度构建的必要根基。关于“制度的基本范畴”本身并不存在统一的看法——哪些因素属于基本范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制度的内涵、主体、客体、模式、权利义务的来源等,都可被纳入制度基本范畴的领域。笔者在此选择了关于生态修复制度的若干基本问题,包括概念、法益、制度边界、义务主体及实现途径进行基础性研究,主要基于这几个方面是生态修复制度得以构建的基本着力点,又是学界对生态修复制度本身观点最为混乱的热点。唯有将这些关节点理顺,关于生态修复制度的进一步的思考——诸如制度内核如何构建、制度风险如何防范、制度的社会效益如何保障等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性规范分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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