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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环境法哲学阐释
2014年09月25日 09:24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 作者:邱 本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自然资源环境;法律;法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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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然资源环境法内涵着丰富、深刻而独特的法哲学,其法哲学改变了人们对于法律的固有认识,也对一些传统法律部门提出了挑战,促使人们对传统法律价值、法律思维、法律理论乃至法律制度进行深刻变革和重大创新,如法律关系理论、法律主体理论与制度、法律客体理论与制度、法律权利理论与制度、法律责任理论与制度等的深刻变革和重大创新。

  关键词:自然资源环境;法律;法哲学

  在法律部门中,有这样一类法律,它包括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等等。[1]其中,自然资源法又包括《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及《水法》等;环境保护法又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及《海洋污染防治法》等。鉴于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行文的方便,我在这里把它们统称为自然资源环境法。我认为,自然资源环境法内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法哲学。

  一、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

  始初,“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209,人是自然内在的一部分。但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人类逐步掌握和增强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开始超越自然,从自然中走了出来,有了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但由于人类理性的狂妄、滥用和误用,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对商业利益的无尽贪求,人类无节制地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导致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人开始成为自然的异化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2]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也同样地遭到自然的反击和报复。恩格斯曾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559-560这就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反思,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总括起来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关于人与自然环境资源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和伦理理念。

  相比较而言,我赞成人类中心主义而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因为:

  其一,到底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物种进化决定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人类在同其他物种的漫长进化和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卓尔不群。如人类富有理性,能够征服和改造自然;赋有德行,成为道德主体;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觉自律;等等。这些因素使人类成为万物之灵长,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占据了自然界的中心位置,形成人类中心主义。所以,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人类自己设计的结果,而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必然产物。

  其二,既然人类中心主义是客观必然的,那么人类就必然要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和价值去看待、评价和规定自然界的秩序和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处于“中心”的人类不可能与其他物种平起平坐、一视同仁,必然带有某种“物种歧视”。况且,人类毕竟还是一个物种,也是一种生物,人类同样具有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生物性本能,这种本能不仅无法根除,而且是其第一要务。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势不两立、必居其一时,毫无疑问,人类是首选的、第一位的,此时,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义就昭然若揭了。即使其他物种有一万个不情愿,它们也改变不了这种结果,因为它们根本不具备可以抗拒人类的力量。

  其三,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导致了许多问题,如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种减少等等,但对此问题应全面、深入看待。确实,人类中心主义对上述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理由。但令人疑问的是,这些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还是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这里就涉及如何定义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我认为,中心是相对于非中心而言的,没有非中心的存在和衬托,就没有中心,没有其他物种的非中心存在也就没有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就要求其他物种大量而广泛地存在,而且,其他物种越是大量而广泛地存在,就越能显现人类的中心地位。所以,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好办法不是排斥、灭绝其他物种,而是保护其他物种。因此,上述问题的产生恰恰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而是没有贯彻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鉴于此,非人类中心主义始终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人类中心主义始终保持清醒和本色的基本参照。但不足以成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据。

  其四,人类确有妄自尊大、排斥异类、有己无它等表现,但这恰恰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这违背了人类的本性。人是有理性的,理性不是使人狂妄、妄自尊大,而是使人平和、自尊、尊它;人是有德行的,德行不应使人仇恨、敌视生命,而是使人道德关怀、博爱众生;人是自律的,自律不会使人自恋、贪婪无度,而是使人节制、宽容万物;等等。所以妄自尊大、排斥异类、有己无它与人类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是人类非理性、无德行、不自律的表现,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只有当人类能够关爱、善待其他物种时,人类才成之为人类,才有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宗旨是以人类为本,使人类真正成之为人类,上述人类中心主义恰恰与之背道而驰,因而不是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法学界,有人认为,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客观存在着三种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物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主要由自然技术科学研究,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主要由生态学、环境学、自然资源环境法学等研究。如“(自然)环境资源法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3}我认为,这种“调整论”并不恰当。因为如两种关系包括了后一种关系,后一种关系最终都要归结为前两种关系,甚至主要是第一种关系。并且,这三种关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融合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其中,法律对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做出调整,其调整的并不是人类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资源环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自然资源环境已经人化、社会化了。在现实中,并没有纯粹的、没有人参与其中的自然关系,这种自然关系不叫社会关系,也不宜由法律调整。法律在调整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时,之所以要顾及自然资源环境一方,主要是要求法律依照自然资源环境的客观规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终极目的不是要使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分化两立,形成“两张皮”,而是要把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上升统一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扩及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把人对人的行为规范适用到人对自然资源环境上来,如人与人之间要讲道德文明、公平正义、要权利义务平衡,在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也要讲道德文明、公平正义、要权利义务平衡,等等。只有当人能够像对人那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时,像尊重和保护人权一样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权时,才能真正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才是真正实现了法律调整自然资源环境的目的。

  在对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关系实施法律调整时,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学派:一是支配论,它认为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占有、支配关系;一是功利论,它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关系;一是管理论,它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环境的管理关系;一是保护论,它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关系;一是仁爱论,它重视人对动物的仁爱关系;一是平等论,它强调人与动物的平等关系;一是自然权利论,它重视和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平等关系。此外,还有对物关系论、天赋人权观、技术规范论、法律拟制主体论、动物权利论和自然法理论、大自然权利论、人与地球签约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可持续发展论和环境保护论。{3}经过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比较鉴别,人们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和谐相处、实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可持续地共同发展是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关系的唯一真谛和不二抉择。

  但人类既是抽象的整体,又是具体的个体。自然资源环境问题更多的不是整个人类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人类内部的关系问题,即人类内部是分化的,存在一部分人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一部分人破坏自然资源环境的情况。如果人人都能自觉地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也许就没有自然资源环境问题了,因而也就没有自然资源环境保护法了。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难题是:自然资源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和其他公共资产一样存在“公共资产的悲剧”——自然资源环境是公共的,无法产权明确,具有外部性,对于公共资产,人人都想自己享有权利而别人承担义务,自己利用而别人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者未必能从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中获得应有的回报,但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者不但能从破坏自然资源环境中(暂时)获利,还能丛其他人对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中获利;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存在保护与受益的非对称性,人们都想搭便车,使得人人都想少付出而多受益,甚至不付出还受益,等等。凡此种种,结果必然导致无人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必遭破坏。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才需要法律调整。所谓的法律调整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看似包括了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两个方面,面面俱到,等量齐观,但其模糊、甚至忽视了侧重点,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自然资源环境本身并不会做什么,它们要做什么,其实人类也控制或调整不了,如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人类真正能够控制或调整的只是人类自己的行为。而且,漫长的自然资源环境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环境自会内在平衡,人类的行为是破坏自然资源环境的主要外因。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介入、干预和破坏,自然资源环境会自动平衡并持续地发展。所以,法律调整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关键是要规范所有人、全人类开发、利用、防治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行为,防止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者与破坏者之间的不公平正义以及权利义务失衡的情况,禁止所有人、全人类破坏自然资源环境的行为,把所有的人、全人类都调整为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人——把人类从“经济人”调整为“生态人”.要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就必须人人参与、人人有责。可见,法律调整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关键处和落脚点还是人、人的行为和人与人的关系。法律只有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调整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认同这样的观点:“所谓法律调整,是指作为主体的法律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特定对象(包括人、人的行为、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的活动”。{3}但法律对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关系的调整,归根结底还是人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的道德水准还没有超出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范围,人类还处于出于利己才能利他的水准,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能更好地对待自然资源环境。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正是因为自然资源环境日遭破坏、日益恶化,危及到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才被迫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人类为了自己更好地生存发展才能更好地对待自然资源环境。所以,我们必须反复告诫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也必须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而不能相反,为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似乎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与人类自身利益无关,或者与之相冲突,若如此,自私自利的人类也许就不会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了。

  自然资源环境是无言的,它需要代言人,这个代言人还是人类。自然资源环境能否得到保护,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的自觉和自律,取决于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资源环境规律,多大程度上自律地抑制和规范人类对待自然资源环境的行为,而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环境的报复,尽管自然资源环境的报复迫使人们不得不自觉和自律起来。只有当人类能够像善待自己一样善待自然资源环境时,把人与人之间的法则适用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时,对自然资源环境也讲伦理道德、公平正义、文明有礼时,自然资源环境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即使法律规定自然资源环境的主体地位,赋予它们人格,如使动物享有人格权、尊严权、生存权、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那也是人类赋予它们的,是人类自觉自律、文明道德的表现。它们能否真正享有这些权利,也取决于人类怎样对待它们。如果人类不能从内心深处自觉地善待它们,那么无论怎样高调的法律规定,无论赋予它们多大的权利,也无济于事。

  虽然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的自然资源环境,但自然资源环境不能以人类为中心,更不能只有人类。只有人类的自然资源环境不仅是单调枯燥的自然资源环境,而且是枯竭衰败的自然资源环境。人类在其中将无法生存发展。因为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恰似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正如《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作者、著名海洋生物学家、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雷切尔·卡尔逊在1963年1月7日接受动物福利研究所的施韦泽勋章时所强调的:“如果我们自己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会真正变得文明起来。真正重要的是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3]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特别是怎样对待其他生物的生命是反映人类自身的一面镜子,是检验人类德性高低、文明与否的试金石。人类残忍地对待其他生物生命是人类对待自身的尝试,其滋生着人类的恶性、冷酷和残忍,如不遏制,或迟或早会反过来在人类自身重演。

  二、自然资源环境法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的创新

  要想发挥法律对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关系的调整作用,就应该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调整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关系的法律原理、原则、规则和制度。自然资源环境法改变了人们对于法律的固有认识,也对一些传统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提出了挑战,促使人们对传统法律思维、法律方法乃至法律制度进行深刻变革和重大创新。这正是部门法哲学的重要内容和价值所在。

  (一)法律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的变革

  自然资源环境法首先给人们带来的是法律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的变革与创新——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一体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和谐共处是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关系的精髓。实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始终追求的根本目标。

  人类本来是自然之子,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之本,环境是人类的栖身之所,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原本是融为一体、和谐相处的。[4]但随着人类力量的增长,人类开始超出自然资源环境而高高在上,特别是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致力于征服和改造自然资源环境,并以胜利者的姿态跃升为自然资源环境的主人,而使自然资源环境屈服于己。与之相应,在哲学史上,出现了主客二分的思想。从人类认识发展的角度看,主客二分是人类认识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本形式,它对于促进人类独立、科技进步、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后来,主客二分被夸大、对立起来,以至于主在客上、主即是客、有主无客,如贝克莱所谓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笛卡尔所谓的“我思故我在”以及一系列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这就破坏、颠覆了主客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平衡关系。

  上述发展历程和哲学思想直接体现在法律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上,如民法就是如此。这正如有学者所明确指出的:“从民法的基本方法论或者说民法的哲学立场观察,民法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人与物,这是市民社会的两种基本的物质表现形式,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物质形式存在。其中,人在民法社会中处于主体地位,支配着整个世界;而物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是民法社会的客体,人对物具有支配的权利,然后才能改造世界,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民法社会中,我们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分析民法社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民法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民法哲学问题。因此,我们看待民法社会的时候,就要从主体、客体与内容等角度进行阐述,这也说明以民事法律关系来分析民法社会,它是最基本的方法。而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民法社会‘人与物’的二元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即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二者是支配关系。”{4}

  但随着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恶化和枯竭的加剧,自然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已经严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其不断暴露出这种哲学思想观念和法律思维范式的严重不足。康德提出了“不可知论”和“自在之物”,这是对“主客二分”“主客对立”哲学立场的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不仅是指“理性要为信仰留地盘”,更重要的是指出了理性的局限性,划定了人类认知能力的界限,认为人类有不可认知的“自在之物”.自然资源环境就是一种“自在之物”。他的“自在之物”的思想,揭示了自然资源环境之于人类的外在性、独立性以及自主性和自在性。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人类可以完全认知的,不是人类能够完全可以征服和改造的。它们有自己的、自在的规律,如果人类逆之而为,必然自食其果。“自在之物”是一种与人类相对待的存在,而不是屈服于人类的客体。他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它意指人类既要敬畏宇宙自然,也要敬畏人类自身,大有“天人合一”的理念。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强调人的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其认为理性并不是绝对的,这是与黑格尔“绝对理性”“绝对精神”的分庭抗礼。海德格尔洞察到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威胁和破坏,认同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并期望“人诗意地栖居”。马克思也深刻地认识到人在征服和改造自然资源环境中所导致的异化,他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185这种私有制使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使人贪婪成性,物欲横流,永不知足;等等,这些都是破坏自然资源环境的根本动因。要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就必须扬弃这种私有制,实行(现)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85

  经过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人类已经就自然资源环境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伦·M·英格拉姆和迪安·E·曼在《环境保护政策》一文中就指出:当代环境保护运动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一个范式变迁过程,它否定了工业革命两、三百年来那种盛行的范式,预示了未来将要盛行的环境保护主义范式。[5]

  在我国,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以及社会公众,都日益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新理念。如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他在2002年10月16日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上的讲话再次指出:“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不仅有认识和利用自然的非凡创造力,而且有保护和珍重自然的理性认识能力。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但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人类总结得出的深刻结论和正确选择。”{5}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也曾经指出:“生态文明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6}在2009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阐明了生态文明的四个鲜明特征。他强调指出:“在价值观念上,生态文明强调给自然环境以平等态度和人文关怀。生态文明强调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保护和发展自然,给自然以人文关怀。与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观相比,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要求实现三个转变:从人是主体有价值,自然不是主体没有价值,向人是主体有价值,自然也是主体也有价值转变;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转变;从传统经济发展动力一利润最大化,向生态经济全新要求——福利最大化转变。”{7}

  这是一种新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由于它基于自然资源环境问题而产生、旨在解决自然资源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和落实在自然资源环境法之中,所以,不妨把它叫做自然资源环境(法)的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其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已日益普及到其他法律部门当中。

  (二)传统部门法理论与制度的创新

  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导致民法哲学和民法制度的创新。

  如新修订的《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尽管人们对于该条的规定还有不同的理解,但大都认为,该条的诞生受到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环境学、环境伦理学和后现代主义以及绿党政治等的共同影响,是它们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该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是指动物既不是物,也不是人,动物就是动物,它们不再是传统民法中人可以任意占有、支配和使用的“物”。这一规定是民法(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变革,它宣布了当代民法的一种新理念,是对传统民法理论中“人、物二分法”或“主、客二分法”思维范式和制度范式的突破。[6]

  虽然如此,但自然资源环境所要求的法律思维范式和制度安排无论如何在民法中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贯彻和体现。如果赋予动物主体地位,与人类平起平坐,甚至高居人类之上,那么就会误置、颠倒、扰乱许多既定的价值和秩序。这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如果把动物也赋予人格和人格权,那么民法体系也就必然要发生质的改变,由此也就会导致民法社会基本秩序的改变,由此就会带来整个社会秩序的变化,就会使这个世界成为混乱的世界,人类喝奶、吃肉等日常行为都必须禁止,人类甚至将无所适从。”{4}

  所以,并不是说为了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就必须推到一切重来,根本修改甚至彻底否定民法的原理和制度。因为,民法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发生作用的领域。比如,民法的产权制度就比较适合目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只能对自己所有的东西才倍加珍惜、爱护,最多是爱己及人、爱屋及乌,相反,公共的东西往往是最少受人爱护的东西,因而最容易受到破坏、毁灭。目前我国存在的乱砍滥伐、私挖乱采、竭泽而渔等所谓的“公共资产悲剧”都是由于产权不明造成的。就此而言,产权不明是最不利于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的一种制度安排。反之亦然。我们只有运用民法的产权制度使产权尽量明晰,才能更有效地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如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进行林权制度改革,像过去实行“分田到户”一样,现在实行“分山到户”,就是因为该制度能够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是提高我国森林覆盖率的基本制度。还有,民法的思维范式归根结底是一种功利主义,人们的民事行为说到底还是一种逐利行为,但这种逐利行为在正当法律规则的规范下完全可以导向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有效保护。也只有当人们在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中得到实惠时,人们对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才是可持续的。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如许多原已短缺、匮乏的物资之所以能够充足供应,正是因为有利可图,人们才去栽培、饲养、经营。其实,无论何种自然资源环境理论、主义或思潮,它们貌似意图于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但实质上还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的利益,其中有一种无需也无法否定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势。如果不能给人们带来实惠,任何自然资源环境理论、主义或思潮都将行之不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还不能完全放弃民法的功利主义。如果人们无利可图,那么世界将一无所有。民法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规范,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性决定了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是其他法律部门予以借鉴、得以实施的基础,如环境救济、环境诉讼等都离不开民法。民法也要以人为本,尊重生态利益,致力于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终极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和谐共存相处。这也是21世纪民法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7]

  为此,民法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民法并不是万能的。比如,民法是一种个人本位法,以自我为中心,“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难以顾及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但自然资源环境具有社会公共性。只有全面整体规划、全民共同参与、协同努力,才能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民法的功利主义思维使得某些人唯利是图,甚至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导致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恶化和枯竭。许多水质被污染、许多植被遭破坏、许多珍稀野生动物被猎杀、许多自然资源枯竭,等等,都与利益追逐密切相关。可以说“一切都是金钱惹的祸”。不可否认,民法的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与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存在不小的冲突,民法的原理与制度并不完全符合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这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环境问题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甚至已被提升到至关人与社会生死存亡的高度。当民法试图帮助人们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时,却发现很多现有的原则和规则失去了应有的能力和作用。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也冲击着民法的传统理念和制度规范。[8]民法的局限性需要其他法律制度去补充。法律需要一个体系,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只有其中各法律部门之间互有分工、各负其责、相互配合时,才能充分地发挥整个法律体系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调整和保护作用。

  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观念和思维范式不仅要渗透介入已有的传统法律部门当中,更要充分地贯彻和体现在诸如经济法、自然资源环境法等新兴法律部门当中。其充分而深刻地促进了法哲学在以下方面的重大创新。

  (三)法律关系理论的创新

  法律关系从来都是围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尽管其中也有物,但它们都只是法律关系的中介、媒体、客体,处于被支配的对象、客体地位,位居人之后,屈居人之下,与人不能相提并论。法律关系主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见人不见物的社会关系。自然资源环境法第一次特别地在人与人之间介入了自然资源环境这一中介。这一中介不同于以往法律关系中的任何客体,它们不再是可以被歧视的物,不再是无生命的对象,不再是可以任意支配的客体,不再是纯粹被利用的工具。它们的这些特性足以改变传统法律关系的性质,创新法律关系的理论。

  过去的法律关系几乎就是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他因素都无关紧要,可忽略不计。但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突出了自然资源环境在法律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尽管有人反对把它们主体化,特别是人格化,但它们也不是纯粹的客体,不能被任意地客体化。我认为,自然资源环境虽然不是人,但可以也应该将它们拟人化,这是对它们最好的定位。而且,它们作为拟人化的“准主体”的地位和资格是不容否定的。这样一来,在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中,就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其中还有一个几乎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准主体”——自然资源环境;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了,其中还有自然资源环境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形成了一种“三主体一关系”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由“三主体”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是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的独特之处,它改变了传统的法律关系。

  过去的法律关系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支配关系,如权利人对物的关系即是如此。权利人完全可以依法对物进行意思自治,最多只有“物尽其用”或者效率原则的要求,但即使不如此也不违法,因为这仍然属于权利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这种法律关系具有一种自治性和任意性。但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不同,它限制甚至改变了人们的自治性和任意性:权利人不能仅由自己意思自治,还要按照自然资源环境的内在性质和客观规律来行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也不能仅由主体来决定,还要顺应自然资源环境的客观要求。如此一来,法律关系就不再是主体支配客体、客体服从主体的关系了,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对待以及两者保持和谐的关系。

  在过去的法律关系中,主体往往以主宰者、支配者、自利者的面目和姿态出现。虽然主体之间互有制约,但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没有注人新质因素,所以,仅有同类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是明显不够的。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者,他们不但难以成为理想的主体,而且很容易蜕变为不合格的主体。在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中,加入自然资源环境这一重要的全新的制约因素,会对主体构成有效的制约,甚至是对主体的一种重塑。如主体因平视自然资源环境而更具平等意识,因尊重自然资源环境的规律而更具科学精神,因自觉抑制自己的意志而更加自觉自律,因能更好地意思自治而更加自由自在,等等。主体从自然资源环境中吸收了许多主体成之为主体所必不可少的优良品质,这些品质使主体更加合格,也使法律关系更为优良。

  过去,我们把法律关系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认为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并抓住了法律关系的本质。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主观化的做法。见物不见人当然不对,因为它没有目标、方向,这是一种盲目的物本主义;但见人不见物也不对,因为不见物就不可能重视物,不重视物就不可能实现人与物的和谐相处,人就没有根基,这是一种无根的人本主义。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就是要改变这种片面的眼光,突出一直仅仅被视为“物”的自然资源环境的重要性,让人们清醒地看到它们、高度地重视它们、认真地对待它们。马克思曾指出,人类发展至现阶段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挥的是,这里的“物”已不仅仅是物品、商品等“物”,而是自然资源环境。“物”的范围、价值和性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被赋予了生命、主体、根基、家园等新义,已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物”了。自然资源环境是其他一切物的原料和母体,其他一切物都只是它们的局部和变相。自然资源环境是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依赖,人们无物可依或物不可依,只能使某些人不独立,但如果人类没有自然资源环境可供依赖,那么整个人类将无家可归。自然资源环境是“庞然大物”,人类再也不能对它们熟视无睹了。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是一种既见人又见物的关系,是人与物相互肯定、相互满足、和谐相处的关系。只有见人又见物,才能实现人与物、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

  (四)法律主体理论与制度的创新

  对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给法律主体理论和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是否只有人类才能成为法律主体?人之外的自然资源环境能否也成为法律主体?

  有人认为,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其日益严重,与传统的主客体理论有关,是“主客二元分化、对立”的结果,为了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必须重构法律主体理论和制度,其中包括把自然资源环境主体化,甚至生命人格化,赋予它们法律主体资格和人格尊严。因为主体与权利密切相关,所以,主体与权利主体是同一的,一种事物只有成为主体、孚有权利以后,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亦然。而且,追根究底,只有大自然才是最高主体,人类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法律主体理论与制度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因为人类成为法律主体而否定其他法律主体。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这样的先例。比如,1992年,美国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在有关案件的判决中认为:受精卵(pre-embryo)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或者“财产”,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并有权获得特殊尊重的一种东西。[9]又如美国有这样一个案例,普林斯顿市有一条狗,常欺负别的家犬,导致三位居民联名起诉到法院,经过陪审团两天的审判,这条狗被无罪释放。在该案中,动物被人格化了。“从以上民事主体的这种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民事主体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是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权利主体都曾发生过质的变化。面对环境问题的冲击,我们有必要探讨民事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8}46-47。应该说,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大、赋予自然资源环境法律主体资格是道德和文明的进步,其意义不亚于过去把法律主体的范围从部分人扩大到所有人。

  但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是否一定要把它们也主体化呢?我认为,这在必要性上是不充分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周全的。首先,到底什么是主体?主体由哪些构成要素?这是主体理论和制度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一般认为,某某要成为主体,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龄、享有自由意志、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等。但这些构成要素的核心是自由意志,可以说,主体即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者不能成为主体。如奴隶、仆人,虽然他们也是人,或者说有人的外表,像人,但因为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也不能成为主体。对照一下自然资源环境,具体如动物,我们不敢以人度物,妄加断言动物就没有自由意志,但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动物包括高等动物所具有的语言信息、生命意志、苦乐表情、思维活动等均没有达到人类自由意志的高度,否则,“人类是万物之灵长”就是一句错话、疯话了。今天人类的自由意志是经由漫长的物种进化而来的,但其他物种未能像人类这样同步同等地进化,远没有进化到人类这样的高度,籍此也可以断言,在往后遥远的未来,它们仍然很难迸化到人类的高度,就像猿猴不再可能进化为人类一样。如果把按照人类自由意志的标准所构建的法律主体理论和制度适用到其他物种包括高等动物上,那么它们是远远不及格的,大有张冠李戴之嫌。

  那么,是否可以降格以求、按照动物的意志能力来重构法律主体理论和制度呢?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自然资源环境是否主体化不是保护它们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不要说动物,即便对人而言,即使享有法律主体资格,也不足以保障其成为真正的主体——一个有人格尊严地生存和发展的自由人。如宪法、民法都规定了人人都是主体,他们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保护平等,但由于这种平等是把千差万别的人们抽象假定为平等,是一种形式平等,所以其并不能取消人们之间实质上固有的千差万别。有些差别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下足以导致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有些人将成为人下人,丧失其主体人格,一些劣汰者即是如此。如果动物成为主体,那更是如此,更会丧失其主体资格,因为动物根本不具有人类的能力,无法与人类相比,动物与人类竞争,必然是被淘汰的对象。所以,赋予自然资源环境以主体资格无助于对它们的保护。要保护自然资源环境,需要其他的制度安排,如弱者倾斜保护理论与制度即是如此,人们保护社会弱者不是基于主体平等,而是基于社会弱者的弱势地位给予他们倾斜保护。同样,人们完全可以像保护社会弱者一样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把自然资源环境视为弱者并予以倾斜保护,与把它们视为和人类一样平等的主体予以平等保护相比,更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环境。

  自然资源环境的主体化是否就一定能够保护它们呢?有些人认为赋予动物以主体资格,让它们和人类一样享有人格尊严权,就可以、才可能尊重保护动物,避免对动物的虐待、残忍和不人道。但这种人类博爱主义只是一厢情愿。岂不见,人是当然的主体,但不是也存在虐待人、残害人、不人道的现象吗?更何况动物呢?万物作为活物都要食物才能生存,万物之间存在着一条食物链,万物之间的食物链决定了万物之间的价值链,这条价值链合乎自然法则,是无法打破的。如植物为动物存在,低等动物服务于高等动物,许多动物特别是那些家养动物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人对它们必须杀而食之,这是它们无法改变的命运。动物主体化目的只是要求人类像对待人类主体一样对待动物,对它们施予一定的道德关怀、强化人对动物的某种义务,从而更加关爱、善待动物。但这不能也不是为了彻底改变动物的命运,如人类不再杀动物,甚至不杀生,只吃素,饲养动物只是为了关爱、玩玩。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任何极端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主体理论和制度充当不了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伞。

  其实,要使人类关爱、善待动物,从根本上不取决于动物是否主体化,不取决于动物之间是否为主体关系。即使动物全部主体化了,它们都成为了主体,也改变不了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这一丛林法则是自然法则,许多动物之间是不能相互关爱、善待的。虽然动物食饱即止的生理使得动物之间能够维持生态平衡,保证万物生生不息。但它们一旦饥饿来了,就要捕食其他动物,根本无法关爱、善待其他动物。当它们无法关爱、善待其他动物时,其他动物该向谁诉求呢?也许只能向人类诉求。人类可以要求自己关爱、善待动物,但人类无法保证动物之间相互关爱、善待。因此,动物的主体化归根结底不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是人类怎样对待动物的问题。动物能否得到关爱、善待取决于人的主体性,即取决于人类的理性和自律,人类越是具有主体性,越是富有理性,越是能够自律,就越能关爱、善待动物。更进一步地,要求人类关爱、善待动物的这种诉求也不能由动物自己提起,它们也无法提起。它们的呻吟、惨叫、哀鸣、抽搐等呼声和表现能否被人类听懂,还是取决于人类的主体性是否健全。而且,说到底这要由人类代为发出,是由于人类中那些主体性更为健全的人对虐待、残害动物有不忍之心,才进而要求其他人也要关爱、善待动物。可见,关爱、善待动物不是动物对人类的诉求,如果人类没有理性,不能自律,它们诉求也没有用。而是人类基于自己的理性和自律、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能否关爱、善待动物是人类是否为合格的主体、是否具有理性和自律的重要见证。所以,要关爱、善待动物,不在于动物的主体化,而在于人类的主体性。在动物主体化上大做文章,实属方向性错误。

  鉴于此,我倒是比较赞成有人提出的“物格理论”,即从物格的角度来把物加以类型化,把物分成几个不同的格,从而把那些有生命的物放到民法对物的最高保护地位,让民法对它们作出一些特殊的规定,防止人们滥用对物的所有权,防止人们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非法损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物”,保护动物。所以,通过“物格制度”对动物等物加以保护,既避免人格权的泛化和所有权的滥用所导致的对动物福利的损害,同时也不会违反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不会与民法社会及市民社会的基本秩序相冲突。[10]不过,人们还应更进一步,把那些位于最高“物格”的物、特别是那些有生命的物加以拟人化,使之成为拟人化的主体。它们既不同于人,也不同于一般的物,而是具有拟人化特性的物,对它们的保护准用人法的有关法律规定。

  其实,赋予自然资源环境主体资格,在实践中也行不通。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是有前提的,当两者不相冲突、不是二者必居其一时,两者可以平起平坐、平等相待、和谐相处。但如果两者发生冲突,二者必居其一时,那毫无疑问,人仍然是绝对的主体,其他一切都要为人这一主体而暂时作出牺牲。如,虽然民法规定了“动物不是物”,但并不能赋予动物主体地位。无论该动物有多么珍稀宝贵,即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当与人发生冲突,两者必选其一时,如大熊猫或东北虎要吃人时,那根本无需思量,只能是杀熊杀虎以救人,这就是人的主体地位的优先性、至上性和绝对性。人的权利强大、高于动物的权利。否则,何谈以人为本、“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随着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日趋严重,在主体理论的鼓噪下,大有主体化、主体泛化的趋势。如有人认为,从民事主体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民事主体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扩大的,面对环境问题的冲击,我们有必要探讨民事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目前,主张动物、森林等自然物质不是主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它们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但从权利能力上说,既然公司、企业乃至合伙这些本来也不具有权利能力的社会组织体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被赋予了民事主体资格,为什么动物、森林就一定不能呢?从民事行为能力上来说,也不能绝对地说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就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例如婴儿和精神病人虽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民事主体资格并未受到影响。[11]可见自然物质成为法律主体的障碍,更多的只是人们的传统观念,并不具有绝对的不可逾越性。如果人们在确定民事主体地位时能够明确:人格不同于主体,动物肯定不具有人格,但未必不能成为主体;人格与人格权不同,不是有人格就一定有人格权,法人可以作为主体,但不享有人格权,那么自然物质同样可以成为法律主体。[12]如《牛津法律大词典》就认为:“从逻辑上讲,并非不可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动物、群体、公共机构、基金会、协会等其它实体。”按照这种主体不断扩大化的逻辑推论,今天人们给了动物主体资格,那么明天人们也许就要给植物主体资格,以至于最后给万物主体资格,如此下去,这世界势必混乱无序。[13]其实,主体与客体是相对的,没有客体也就没有主体。万物皆为主体,无物是客体,最终也就没有了主体,这与万物主体化适得其反。不必否认,主体与客体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区分,通过这种区分,人们赋予事物不同的价值和地位,从而建立起万事万物的价值序列,以及人们相应的行为准则,其中无疑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某种优先性、支配性。如果万物主体化,那么这一切将错乱无序,万物将无所适从。但有人不以为然,并提出了以下几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一是“我们既然不担心团体可以成为主体,也无需担心动物成为主体”。但团体毕竟是社会团体,其基本元素归根结底还是人,是人就可能成为主体,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人,是单个的人还是组织的人。但动物就不同了,尽管法律规定动物不再是物,但动物终究不是人,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依此类推。一是“说到底,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是由政治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既定性决定的。”[14]但漫长的物种进化史的“既定性”“决定”了,“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9}735-73,漫长的物种进化史“既定”如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以彻底改变这种“既定”的现状。一是“法律确定主体时,是吸引还是阻止主体参与法律关系,取决于立法者政策”。但立法者的政策又是由物种进化、主体要素、伦理价值和自然资源环境等种种复杂情况决定的,法律应该是保守的,不宜激进。任何立法者的政策不能随心所欲、急切地把自然资源环境变成主体。

  虽然有人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是民法(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变革,它宣布了民法的一种新理念,突破了现代民法的“人、物二分法”和“主、客二分法”,引起了全世界民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对德国民法典的重大变革或重要进步,应从更深更广的环境资源问题、环境保护形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要求、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高度进行挖掘;《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新理念,是德国民法学与时倶进的精神的体现,是大陆法系民法学博大精深、永葆青春活力的体现。[15]但这些认识和提法有所夸大和过于拔高。仔细审读《德国民法典》该规定,可以看到,它只是说,在特殊情况下,动物不是物,“由特别法加以保护”。这些“特别法”主要就是动物保护法、动物福利法等,但这些法律的保护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动物提升到主体地位,其意义并没有那么重大和深远。这并没有改变在通常情况下动物还是物,准用有关物的法律规定。所以德国民法学家如迪特尔·梅迪库斯(Dieter Medicus)和科拉(Kolher)均认为德国动物保护法已设有保护动物的规定,民法此项规定乃“概念美容”,将动物当作权利主体来看待的看法是荒谬的。[16]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自然资源环境法大大地扩展了主体的范围,它把主体扩展到整个人类。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它把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休戚相关、兴衰与共。自然资源环境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区域问题、国别问题,而是人类问题、国际问题、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即是如此。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所能胜任的,而必须依靠于全人类团结起来、通力合作、共担责任。这才是自然资源环境法对于法律主体的重要启示和重大贡献。

  (五)法律客体理论与制度的创新

  对于法律客体理论,人们更应该转变观念。主客体理论只是表明在认识论和实践论中人与其他对象的关系,其中,人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其他对象是认识和实践的客体。但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两造关系、相对关系,也可以说是某种对等关系、平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单向的主从关系、尊卑关系。在认识论和实践论中,唯物主义也认为,物质的客观存在对人的认识和实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认识和实践是由实践对象即客体决定的。这里不但丝毫没有贬低客体地位的意味,反而把客体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的高度。犹如棋逢对手才有巅峰对决一样,主体只有平等地正视客体、客观地对待客体,才有正确的认识和正当的实践。主体之所以对客体产生错误的认识和不当的实践,正是因为主体没有平等地正视客体、客观地对待客体,而是歧视、贬低客体,表现为主体的傲慢和理性的狂妄。在中国汉语中,“做客”“客人”“宾客”“贵客”,以及“客气”“客套”等词语都具有正面、褒义、礼仪、尊敬等意义,从中丝毫看不出对“客”的忽视、慢待、不敬和贬低,相反,“客”的地位相当崇高,不但不低于“主”,而且还高于“主”,是“主”客气、最起码是客套的“对象”,常常是“主随客便”而不是“客随主便”。虽然“客”的本义有所演变,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否则上述词语就运用不当了。因此,人们大可不必一看到“主”“客”两体,就立即想到“主”尊“客”卑、“主”高“客”低等一套主客体理论。其实,主客体中的“体”指的应是事物独立、自在、固有的那些元素,这是主体和客体共同具有的元素,具有这些元素的事物就是“体”,主体、客体只是“体”的两种不同的称谓,并不表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体”。因此,处于客体地位的事物并不等于处于被忽视、贬低和受支配、不受保护的地位。如客人就是如此。如果人们能够像对待客人一样客客气气地对待自然资源环境,就不仅是能而且是最好地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如果自然资源环境能够得到客人一般好的保护,它们还有必要去争取什么主体地位吗?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之所以出现自然资源环境问题,问题的根本不是自然资源环境是否具有主体地位,而是作为主体的人类还不是合格的主体,还不是好的主人,还没有真正把自然资源环境当作客人。人类对它们还不客气,有时甚至还很不客气。

  只有当其他物种也像猿猴一样进化为人,或者真正发现外星人,它们和人类一模一样时,人类才可能或不得不把它们也当作主体对待,否则,它们永远无法由客体变成主体。《德国民法典》90a条虽然规定“动物不是物”,但它同时也规定:“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这说明,动物在特殊情况下,不是物,“由特别法加以保护”,但在一般情况下,动物还是物,“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不管动物是不是物、是什么物,它们都不是主体,而只是客体。人们不能因为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因为法律始终是一般的陈述。

  《德国民法典》90a条规定告诫人们,用传统民法的理念和规则已不足以保护动物,需要由不同于民法的特别法如自然资源环境法等对动物予以特别保护。该条规定也是对民法中物的泛化或物权范围无限扩大倾向的限制,不能将动物或其他生命体、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统统归之于民法之物,并且简化为无生命之物,用占有、支配、利用和处分的方式功利地对待它们。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仅包括民法中的人与物,而且包括其他东西,诸如动物或其他生命体、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17]世界不能完全物化,世界需要生物多样性。“动物不是物”,是一种不同于物、高于物但低于人的新的客体,这才是对民法客体的创新。

  在法律上,客体是指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客体之所以能够被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是因为其有价值,只有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成为法律客体,无价值的东西成不了法律客体。所以,能够成为法律客体本身就是其有价值的重要表现,而不是对其价值的否定。过去,人们常常认为,人只能是主体,不能是客体,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主人,因此劳动者的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买卖的客体,不能买卖。但这是基于对客体的贬义理解所产生的错误认识。其实,雇主购买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力,没有必要刻意去区分劳动者、劳动力与劳动,也根本无法区分它们,因为劳动就是劳动者对劳动力的使用,根本就没有独立于劳动者、劳动力之外的劳动。劳动者的地位是由其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大小决定的,如果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连城,像有的CEO年薪高达几千万,劳动者成为客体又有什么不好呢?最起码比那些下岗失业的主体有价值得多。有价值的客体比无价值的主体更有价值。

  (六)法律权利理论与制度的创新

  法律的核心是权利,法律创新的核心是权利创新。问题源于权利争执,要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是分清权利义务。明确权利才能解决问题,创新权利就是创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所以,能否基于所遇问题而创新权利是考量法律是否创新的核心标准。考察一个法律部门是否做出了贡献以及贡献的大小,核心方面就是看其是否创新了权利以及创新了多少权利。在这方面,自然资源环境法对权利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然资源环境法的权利统称为自然资源环境权,它具体包括自然权利、动物权利、资源权、环境权,等等。这些权利都是基于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而创新的权利,是一类新兴(型)权利。在过去,人们对这些权利闻所未闻,更别说使其成为法律权利了。即使在今天,它们能否成为法律权利?是何种性质的法律权利?人们也见仁见智。如自然权利,过去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等自然资源环境是人们“吃”的对象,它们哪有什么自然权利可言?又如动物权利,狩猎曾长期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动物不仅有权利而且还有福利?不能虐待动物?在过去这些简直都不可思议。再如环境权,当人们还在“从土里刨食”的时候,“泥腿子”讲究不了环境,那种靠天吃饭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不了环境,环境权无从谈起。但随着工业革命对自然的征服、对资源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与日倶增,这时候环境权的产生就势所必然了。自然资源环境法正是基于自然资源环境问题的法律解决而创新了上述类型的法律权利。

  这些权利不仅给法律权利充实了新内容,而且为法律权利开出了新标向。一是从来的法律权利都是人的权利,无论是人身权、财产权还是其他权利,都是人的专有权利,非人者无权利。但自然资源环境权不同,虽然最初它是人类赋予自然资源环境的,最终也是归人享有的,但自然资源环境毕竟在中介阶段中间环节享有了权利。这开创了非人者也是权利主体、也享有权利的先河。一是赋予自然资源环境权利,同时就意味着强加给人类义务,强调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尊重、保护的义务。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是从来的权利都把非人者贬为无生物,人们可以任意地把它们当作权利支配的对象。但自然资源环境权改变了这种态度,它把自然资源环境视为生命体,要求人们像对待生命、乃至像对待人本身一样地对待自然资源环境。对待无生物的权利与对待生命体的权利是大不相同的,由此而构建出一系列不同的法律规则。权利因生命而变得温暖。一是从来的权利都是基于特定对象而产生的,非特定者不能成为权利的对象,如物权是人们对特定的物所享有的权利。但自然资源环境不是特定的,它们甚至很难特定,因为其中包括活动的飞禽走兽、川流不息的河流、漂浮不定的大气,等等。长期以来,它们连权利的对象都不是,又怎能成为权利的主体呢?基于不特定对象的权利与基于特定对象的权利肯定是有区别的,也由此而构建出一系列不同的法律规则。一是从来的权利几乎都是功利主义的权利,金钱利益至上,权利的本质是利益,这类权利可谓是“金色权利”。但自然资源环境权以生态保护为中心,为保护它们而展开。1998年颁布的《哥斯达尼加生物多样性法》第9条第1款明确规定:“所有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与其是否有实在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无关。”这是权利对经济利益束缚的摆脱,这类权利可谓是“绿色权利”。

  有学者将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不是物,那么动物就是人,因而动物也享有人格和人格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生存权、生命权、健康权,乃至人格尊严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人们对动物倍加爱护,慷慨地把许多人的权利赋予了动物,导致动物权利的盲目扩大,以至于像苏东坡诗云那样:“钩帘归乳燕,穴牖出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但一般认为,动物权利、动物人格权、动物人权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应该加以明确区分。虽然动物也享有一些权利,如生命权、生存权、免受虐待权、在其栖息地自由活动权、动物福利权,等等。

  这一系列的动物权利,看起来大大发展和丰富了权利的内容。权利也许多多益善,但权利的确立必须要有根据。动物权利论者虽然提出了各种根据,如动物有用论或价值论,认为动物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动物对人类是有价值的,出于保护人类的目的和实现动物对人类的价值,要保护动物,赋予其以权利。又如动物生命论,认为动物是一种生命,它们虽然没有灵魂,但有苦乐,有感觉,要善待生命,就要善待动物,赋予动物权利。如果不善待动物的生命,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就可能会恶化为不善待一切生命,包括人类自己的生命,杀猪与杀人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再如动物主体论,认为动物是一个生命主体,任何生命主体都具有天赋价值,拥有道德身份,动物也是如此,据此动物享有要求人类保护它们的权利,人类也有直接义务以道德待之。等等。[18]但我认为,这些权利论据都是不充分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动物有用论或价值论来说,虽然动物对人类有用、有价值,但不一定要赋予动物权利,赋予动物权利就相应地责以人类义务,如果权利义务对等的话,人类对动物享有任何权利都必须为之付出对等的代价,那么人类就不敢充分地利用动物,动物也不可能很好地服务于人类。对于动物生命论来说,虽然动物有生命,但各种生命并非等量齐观,动物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更是如此。当两者必居其一,如大熊猫要吃人时,毫无疑问必然的选择是射杀大熊猫以挽救人的生命,这时国宝也抵不上人命,哪怕这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这是根本无法动摇的伦理天条。对于动物主体来说,虽然任何生命都有道德因素,都要道德待之,但这里的道德是分层次的,道德待人与道德待物是大有区别的,道德待人赋予人道德身份和道德权利以及法律权利,但道德待物则未必如此,只能有限地关爱、善待动物,不可能用待人一样的道德去待物。总之,动物毕竟还是动物,不是人,权利之于动物和人类,含意和意义大不相同,有着质和量的差别。而且,动物不应享有人所特有的一些权利,如人格权和人权。所谓的“动物人权”、“动物人格权”,这些提法本身就驴唇不对马嘴,是不能成立的。基于此,不宜说动物权利,而应说动物福利。这正如1998年德国《动物福利法》第1条所规定的:“本法旨在保护动物的生命,维护其福利,此举是基于人类对于地球上其他生命伙伴的责任而为之,任何人不得不合理地致动物痛苦或伤害动物。”动物之所以享有福利,并可以对人类主张福利,不是基于动物的用处、价值、生命或主体,而是基于人类的理性和自律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作为理性和自律之人类,能够自觉到自己有责任关爱、善待动物,就像理智者有责任关爱、善待非理智者,强者有责任关爱、善待弱者一样,关爱、善待动物正是人类理性、自律和有责任感的表现。只有理性和自律的人类才能提出关爱、善待动物的责任要求,也只有理性和自律的人类才能尽到自己的这种责任。人类关爱、善待动物就是关爱、善待自己,动物福利也是人类福利,人类为了关爱、善待自己进而关爱、善待动物。

  这里还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即自然资源环境权与人类权利的关系如何?过去的权利都只是一种人的权利,其他一切包括自然资源环境都是权利支配的对象,无权利可言,这是一种单向度的权利。但任何单向度的东西都容易走极端,单向度的权利是异端的权利,这是自然规律和法律权利所要高度警惕和努力矫正的,因为自然规律旨在生态平衡,法律权利力求衡平。只有当权利两极化、多元化的时候,权利之间才能相互冲突、制约和衡平。自从有了自然资源环境权以后,人类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权利观念和制度模式。1998年颁布的《哥斯达尼加生物多样性法》第9条第1款明确规定:“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所有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自此,人类在构建权利、行使权利、保护权利时受到自然资源环境权的启示和制约,开始变得有所顾忌、有所谦让和自觉自律。至此,人类才真正谈得上是正当地行使权利。

  但自然资源环境权与人类权利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相处的,前者服务于后者,后者依赖于前者。两者不仅相得益彰,而且有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类的权利。因为自然资源环境权归根结底还是人类的权利,是人类权利在自然资源环境上的要求和反映。人类赋予自然资源环境权利,是为了保护它们,而保护它们又反过来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自然资源环境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类自己,这类似于“曲线救国”。这是人们赋予自然资源环境以权利的根本宗旨所在。自然资源环境权是人类权利的别称,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环境所主张和享有的权利,绝对不是什么与人类无关、与人类对立的另一类权利。

  至于自然资源环境权是法律权利还是道德权利?我认为,它既是法律权利,也是道德权利。自然资源环境权作为法律权利已经成为事实,因为它已被写入许多国家法律、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之中,如各国的《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等。但自然资源环境权是一种被人赋予的权利(自然资源环境不会自赋权利)、是一种无言的权利(自然资源环境不会主张自己的权利)、是一种弱者的权利(自然资源环境相对于人类处于弱势地位),等等,这些性质决定了自然资源环境能否真正享有权利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人类,取决于人类的道德水平。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特别是怎样对待其中的生物、动物,是人类有无道德以及道德水平高低的重要表现。自然资源环境权随着人类道德水平的逐步提高而日益得到实现。在目前人类道德水平还有待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人类更偏向自己的权利,未能同等地对待自然资源环境权,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环境权还处于道德权利的状态,即只能对侵犯自然资源环境权的人给予道德谴责,还难以完全绳之以法。

  (七)法律责任理论与制度的创新

  无责就无罚,无罚就无法。法律要行之有效就必须创新法律责任制度。在这方面,自然资源环境法对于法律责任制度有许多重要的创新之处。

  一是过去的法律责任都是人对人的责任,只有人才能对人主张法律责任,也只有人才能承担法律责任。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中,人只是权利主体,人对自然资源环境拥有单方面的无偿索取权,如所谓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不是义务主体,人对自然资源环境没有义务和责任。但自然资源环境法律责任与此不同,它要求人对人之外的自然资源环境负有责任,如道德关怀的责任、文明对待的责任、依法保护的责任,这是法律责任制度的重大变革。

  一是自然资源环境是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它们关涉每一个人,破坏自然资源环境,损害的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甚至是全人类,如气候变化即是如此。自然资源环境一旦面临破坏,仅靠破坏者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加以遏制,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也远远不能奏效。还必须发动公众,齐心协力,共担责任,才能保护自然资源环境。所以自然资源环境法律责任是人人有责,是一种社会责任,可谓保护环境,匹夫有责。只有当每个人、全社会、全人类都对自然资源环境负责的时候,才可能彻底解决自然资源环境问题。自然资源环境法律责任不同于其他法律责任的个人责任、区别责任,在自然资源环境法律责任上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区别责任,将会导致自然资源环境的各个击破,进而殃及其他人。如气候变化,这是人类从未面对的巨大的自然资源环境危机,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所能应对的,必须各国家、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参与、协调行动、一致努力才可能解决。自然资源环境法律责任是一条责任的纽带,也是人类团结的纽带。

  一是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世袭的家产,必须代代相传,无论哪一代人都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而要对后代负责。由于许多对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不是现世报,而是潜伏期长、显现时间晚,可能不会影响有责的破坏者,但会殃及无辜的后代人,形成“前人破坏、后人遭殃”这样一种“罪责”分离的不公平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人类特别需要一种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对自然资源环境负责。人类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法律责任既是对自己的责任,但更是对后代的责任,是一种代际责任。自然资源环境法律责任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一种造福子孙后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责任、无限责任。

  一是许多自然资源不可再生、以及环境一旦被污染破坏以后很难彻底根治和完全恢复,这种性质决定了自然资源环境法律责任与其他的法律责任有所不同。其他法律责任主要是经济责任,或者可以归责为金钱责任,大都可以事后救济,通过损害赔偿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但自然资源环境与此不同,自然资源环境法律责任是生态责任,难以事后救济,必须预防为先,所以其法律责任更强调预防为主。为此,自然资源环境法设立了“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为了贯彻实施该原则,又创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在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当中,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危险而不是以结果为责任构成要件。

  一是由于自然资源环境是“哑巴”,即使侵害它,它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要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必须有代言人和诉讼代表。破坏自然资源环境损害的是许多人的利益,即公共利益。为了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赔偿众多受害人的利益,实现法律责任的可诉化,必须创新诉讼制度,于是出现了公益诉讼、集体诉讼等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上述自然资源环境法的各项法律理论和制度创新,核心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法律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其根本宗旨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这是自然资源环境法最深刻的哲学主题,也是自然资源环境法最根本的指导思想。2012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在谈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此,法制建设还任重道远,还需要在该思想的指导下继续对法律理论和制度进行创新。

  【注释】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门法学理论研究”(JJD820013)。

  [1]在世界上,自然资源法以单行法规形式出现并发展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关于自然资源法与环境法的部门化问题,可以参见姜建初:《论我国自然资源法的几个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1期。

  [2]参见张文显:《加强法治,促进和谐——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第11-12页。

  [3]参见蔡守秋:《从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人类应善待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正确理解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参见张文显:《加强法治,促进和谐——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1期。

  [5]参见[美]海伦·M·英格拉姆、迪安·E·曼:《环境保护政策》,载[美]斯图亚特·S·那格尔编著:《政策研究百科全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34页。

  [6]参见蔡守秋:《从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7]参见马俊驹、舒广:《环境问题对民法的冲击与21世纪民法的响应》,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 id =7880,2002年10月16日。

  [8]参见马俊驹、舒广:《环境问题对民法的冲击与21世纪民法的响应》,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 id =7880,2002年10月16日。

  [9]参见蔡守秋:《从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0]参见杨立新:《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资讯动态》2005年第12期。

  [11]参见马俊驹、舒广:《环境问题对民法的冲击与21世纪民法的响应》,http://www.civillaw.com.cn/axticle/default.asp? id =7880,2002年10月16日。

  [12]参见付翠英:《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法学》2006年第8期。

  [13]参见杨立新:《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资讯动态》2005年第12期。

  [14]参见付翠英:《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法学》2006年第8期。

  [15]参见蔡守秋:《从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6]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77页;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第209页。

  [17]参见蔡守秋:《从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8]参见姚建宗等:《新兴权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362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前言[EB/OL].(2008-6-29)[2013-12-20].http:// www.legal-theory.org.

  {4}杨立新.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J].资讯动态,2005,(12).

  {5}新华网.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2届成员国大会的讲话全文[EB/0L].(2008-6-29)[2013-12-20].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0/16/content_598800.htm.

  {6}潘岳.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N].中国环境报,2007-10-19(4).

  {7}周生贤.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在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的讲话[N].中国环境报,2009-11-06(1).

  {8}马骏驹.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一一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J].河北法学,2006,(1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0}付翠英.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J].法学,2006,(8).

  作者简介:邱本,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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