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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洋自由理论的来源与挑战
2018年03月28日 14:24 来源:《东岳论丛》 作者:白佳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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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1609年,雨果·格劳秀斯提出海洋自由理论。因该理论违背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海洋强国的利益,遭到威尔伍德、弗莱塔、塞尔登等学者的反对。然而,海洋自由理论在17世纪的欧洲创建了一种新的国际法秩序。如今,海洋自由理论被广泛接受,并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吸收,发展成为公海自由制度。目前,公海环境面临严重挑战,出现诸多跨境全球性问题。这说明与理性主义自然法指引下的“绝对”海洋自由理论相比,自然法相对化趋势下的“相对”海洋自由更符合当今国际海洋法规则的发展规律。探究海洋自由理论对17世纪国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影响,有利于我们鉴古至今、开拓思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指导与借鉴。

  关 键 词:

  格劳秀斯/海洋自由/闭海论/国际法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国际合作法律规则构建研究”(16BFX188);中国法学会项目“我国参与北极航道多元治理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研究”(CLS(2015)C65);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海洋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研究”(15SFB5042)。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洋划分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公海等不同性质的海域,并规定了国家在不同性质海域内的权利与义务,为当今海洋秩序提供了法律支撑。然而,16世纪之前,海洋是神秘莫测的,国家对如何利用海洋没有成文规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引起了国家之间有关海洋利用的争端,推动了学者对国际法有关海洋或者海洋权利归属的研究。

  一、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理论

  格劳秀斯系首位提出海洋自由理论的学者,其海洋自由理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研究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理论,必不可少的要研究该理论产生的背景,追根溯源理解该理论。

  (一)影响海洋自由理论产生的因素

  格劳秀斯海洋自由理论与当时社会背景及其个人情况密切相关,综合分析影响海洋自由理论产生的因素,可将其分为客观环境因素与个人主观因素。两者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海洋自由理论的产生。

  1、客观环境因素。首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理论的产生。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由该时期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所决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西班牙与葡萄牙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提高远洋航海能力,拓展海外殖民地并将殖民地作为本国经济生产与消费环节中的原料产地与货物输出地。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范围内不断拓展,以荷兰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企图拓展海外殖民地,开展航海贸易。当时国际上没有统一可行的国际法,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能打破西班牙与葡萄牙等海洋强国对海洋的控制与垄断,还能满足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运渠道对外拓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海洋自由理论符合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便由此产生。其次,“凯瑟琳号”事件直接加速了海洋自由理论的产生。1604年,荷兰专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半官方性质的东印度公司捕获一艘葡萄牙船只——凯瑟琳号,并将其带回阿姆斯特丹,当做捕获物,交由捕获方法院处理。东印度公司邀请时任东印度公司律师的格劳秀斯辩护,以论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行为是合法的①。为此,格劳秀斯从论证海洋归属权的角度,提出了海洋自由理论,为东印度的行为辩护。“凯瑟琳号”事件是格劳秀斯提出海洋自由理论的源头,直接影响着海洋自由理论的产生。

  2、个人主观因素。首先,格劳秀斯主张海洋自由理论是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如前所述,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理论出于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辩护,因东印度公司是半官方性质的公司,涉及荷兰政府的利益。格劳秀斯身为荷兰人,且是东印度公司的律师,基于自身的爱国情怀以及为荷兰在东印度的贸易提供合理的依据的想法,提出了海洋自由理论。其次,理性的自然法思想为海洋自由理论奠定了基础。格劳秀斯是第一位将自然法与实证法融合到国际法中的学者,标志着从形而上学的自然法到唯物主义的自然法的转型。17世纪初,基督教世界处在内战之中,战争经常逾越法律的边界,格劳秀斯主张战争时期也应坚持法律的观念。作为一名支持唯理主义的学者,他相信借助严格的逻辑演绎出一套适当的理性法律体系,其效力将大到足以约束意志②。为提高自然法的地位,他反对自然法位于神法之下,将两者并列,并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应用与体现③。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是人类理性推断而至,万民法是根据各国的意志制定,是自然法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和体现④,而海洋所有权是万民法的永恒部分。因而,他所提出的海洋自由理论受自然法的指引,葡萄牙的海洋垄断行为损害了其它国家的海洋权利,违背了他国的意志,是违背自然法的行为。为此,它反对海洋可被划分为私有,主张海洋自由,认为荷兰人必须通过和平、条约及战争方式维护其参与东印度贸易的自由。格劳秀斯借助万民法和自然法思想支撑其海洋自由理论,理性的自然法也为海洋自由理论奠定了基础。最后,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理论是对其他学者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格劳秀斯论证海洋自由理论的合理性时,多次引用诸如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乌尔比安等学者的观点。例如,为论证“先占”名义不能构成海洋与海上航行的归属权,他引用西塞罗“不得禁止任何人使用流水”与“根据自然,没有任何东西是私有的”的观点,他将海洋分为内海与外海,认为内海可以成为私有的,但“凯瑟琳”案件所讨论的外海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海洋是自由的,并不属于私有财产⑤。

  (二)格劳秀斯海洋自由理论的主要内容

  格劳秀斯将当时的海洋视为一个整体,提出了海洋自由理论。该理论主要体现在《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以下简称《论海洋自由》)一书中。该书以“海洋是自由”为中心议题,分十三章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具体解释海洋自由理论。《论海洋自由》一书中,格劳秀斯主张海洋自由包括航行自由与贸易自由两方面。

  《论海洋自由》是格劳秀斯对“谁决定海洋的归属”“海洋归属于谁”与“如何确定海洋的归属”三方面的研究。首先,从“谁决定海洋的归属”角度看,海洋自由理论是世俗权力摆脱教皇权力进而决定海洋归属权的抗争。16世纪后期,欧洲许多国家对僧侣控制世俗政权的状况进行抨击。在该背景下,出现了古典自然法学派。在托马斯·阿奎那将法律分为永恒法与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古典自然法学派将神学与法学完全分离⑥。葡萄牙主张其对海洋的控制权来源于教皇的赠与,这种赠与是神法的范畴。格劳秀斯认为上帝希望人类通过彼此沟通和互助有无促进友谊,所以葡萄牙不能阻碍荷兰人的航行与贸易自由,教皇的管辖系精神层面的,无权处分非基督教国家的主权,无权赠予东印度给葡萄牙。因此,海洋自由理论主张海洋归属权是世俗权力,应该由世俗权力决定海洋的归属问题,教皇不应该干涉海洋归属权。其次,从“海洋归属于谁”的角度来看,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理论虽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辩护,却有重新构建海洋自由秩序的意图。在“凯瑟琳”案件之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控制和垄断海洋的局面,其它国家的航海实力远远落后于两国。但是,海洋是全人类的,是自由的,不可以被划分为私有。格劳秀斯主张的海洋自由具有普世性,任何国家均享有航海权与海洋贸易权,对原有的海洋垄断局面来说,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此外,格劳秀斯确定了国家对侵害本国海洋权利的救济措施。例如,格劳秀斯认为荷兰人可以通过和平、条约或者战争维护参与东印度贸易的自由。最后,从“如何决定海洋的归属”的角度来看,格劳秀斯认为国际秩序和国际争端都需要法律规则予以规制,且该法律规则应适用于所有国家且被普遍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规制国际秩序的法律规则是实在法,区别于宗教体制下的神权法,神权法不能取代实在法。这使得“如何决定海洋的归属”问题成为国际问题,与海洋属于全人类,不受神法干涉的观点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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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白佳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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