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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科学探索 ——《胡绳文集1979-1994》评介
2015年12月30日 10: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1995年第03期 第4-14页 作者:郑惠/丁伟志/徐宗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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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郑惠,1928年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丁伟志,193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徐宗勉,193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本文指出,《胡绳文集1979-1994》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绳同志近十五年来进行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文集》中的政论文章,阐述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中国的现状与前途问题,这些是八十年代以来,作者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又由于作者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以来,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重要问题的阐释,也构成了本文集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大家,文集还收入了多篇作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和讲话,都是在深厚的研究基础上有所为而发的作品,有益于推动学术研究。

  把现实、历史和理论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构成了本文集最突出的特色,人们从这部文集中,可以加深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坚实的理论依据。

  胡绳同志将1979至1994年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和讲演,结集出版了①。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绳同志在这十五年中辛勤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成果,相当完备地汇粹于这本书中。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不但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历史眼光,而且表现出他独具的朴实无华的学风与文风。透过作者心平气和、细密严谨的分析与说理,我们看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墨守成规的创新精神,勇于提出重大问题,并致力于从理论上解决疑难问题的探索精神。正是由于这些特色,这部文集的出版,对于读者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国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必会大有助益。现在我们仅择其主要内容,做些概括介绍。

  一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关于中国的现状与前途问题,是八十年代以来作者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他把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叫作“直接讨论政治问题的政论文章”。事实上,应当说这些政论文章,是作者倾注心血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成果。他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历史的探讨,把现实问题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剖析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同时作出很有深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因而这些文章总是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力量,征服着读者。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无疑是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总题目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按说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经过多次的思想论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那么,作者何以在今天又重新对它提出讨论呢?显然是为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并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某些偏见和疑问。可贵的是,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成说,没有抽象地去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而是凭着自己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厚功力,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具体分析中,做出了新颖而深入的论证。

  针对那种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起了进步作用的观点,作者指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深重的民族灾难,使得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强调说,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支持的封建势力在中国建立起联合的统治,乃是中国不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源。就拿对外开放一事而言,旧中国进出口贸易微不足道的数额表明,帝国主义固然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可是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得中国贫穷落后、贸易萎缩,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地位。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使得中国资产阶级无法形成一支独立的强大的力量,不能为自己的发展壮大创造前提。也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土地问题(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民主问题和统一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的。在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当然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难设想,假如出现那种局面,“那将发生多少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痛苦和流血的代价”。因此,按照中国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实现这个选择之后,紧接着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贫困、工业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中国,究竟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确实是没有成例可援的全新的事业。作者多次深入论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的成败得失问题。他强调指出,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经过曲折和失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虽然由于“左”倾错误而屡遭严重挫折,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探索过程中所取得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应当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在具体分析了取得不同经验的各种情况后作出论断说,正面的经验固然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反面的经验却也使我们学到了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得的许多事情。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正是很好地总结了以往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所以才能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逐步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方针和政策。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接受了这些方针和政策,并且积极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建设实践中去,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切身经验的缘故。

  作者专门著文,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功过,作出历史的评价。他指出,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不能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觉察和设想改正这种错误倾向。他在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模式看成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势下,敢于在思想上力求摆脱苏联的束缚,在政治上顶住苏联的压力,明确地提出不能照抄苏联,主张独立地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不难设想,如果建国以后一切都按着苏联的模式做,那无疑就意味着中国将一步步成为苏联的一个大“卫星国”,而最终在八十年代末,中国大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的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作者不同意把毛泽东的后半生仅仅归结为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他认为毛泽东首先倡导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探索,是这位历史人物一生中所做两件大事中的第二件大事。

  作者着重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的二十年的探索中,中国犯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的错误,这是由于“错误地运用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所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套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这套做法,“并不能矫正依靠行政命令、过度集中的那种经济模式(事实上继续保持),而且更造成了混乱”,使中国的建设事业遭受到巨大损失。正因为这样,我国此后进行的改革,便不能不首先针对这些弊端。

  作者以深刻的理论洞察力,从以往的错误中概括出两个根本教训。他写道:“我看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随之也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再一个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作者指出,中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不能再破字当头,而要立字当头,即一切以建设为主,一切着眼于建设。决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去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说,现在我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问题应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健全民主和法制,通过建立各种制度来解决。在建设的过程中把旧的东西、坏的东西铲除掉,逐步消除其影响。这是“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步进行量的转变,部分质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方法是改良的方法。”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教训之一恰恰是,在应该主要是从事建设的时候,却以为破是一切,只要破了就会有一切,其实是造成丧失一切的危险。作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就是一条以立为主的路线。他说:“改革固然是要破除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上层建筑和思想,但改革不是简单的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作者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面临的特殊国情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社会里虽然有资本主义,但很不发达。我们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几乎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能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作者举例说,这些特殊问题是,在全社会,特别在广大农村,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文盲大量存在,国民教育很不普及,社会教育设施很少;科学技术落后,知识分子数量少,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更少;非常缺乏大生产和大商业的经验,因而经营管理方法很落后,如此等等。如果看不到这种特殊国情,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更容易建设社会主义,以为只凭一些“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抽象概念作指导,就能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那当然会犯大错误。

  有鉴于此,作者着力论证了我们必须运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者特意提出并阐释了一个人们不大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初起时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懂得这种继承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对这种关系作了合理的说明。列宁在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时,更是特别强调了继承资本主义“遗产”的重要意义。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用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在原本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能否解决好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中国近十几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从经济发展的总体上看,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学习和继承资本主义的一切对社会主义有用的“遗产”,仍然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换句通俗的话说,我们不能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课,但必须补“继承资本主义遗产”的课。

  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做了大量深入浅出的论述。其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文,尤为作者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力作。这篇文章,紧紧抓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个主题,从四个方面作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作者在谈到“发展生产力”时,着重论述了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的重要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一思想。作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几十年来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这一新思想,不仅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作者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时指出,这一科学概念,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是特别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来的。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切实掌握这一点,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大突破。在谈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作者将国际上六十多年间社会主义建设在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概括为两点:第一是过分地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第二是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作者通过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作者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指出,在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的情况下,“不对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优点,那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他认为,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肯定社会主义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可以看出,作者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是对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精到的阐释和发挥,并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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