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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朝金瓶掣签制度
2015年12月30日 10:12 来源: 作者:廖祖桂/陈庆英/周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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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廖祖桂,1929年生,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藏学》杂志(汉文版)主编、编审;陈庆英,1941年生,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周炜,1958年生,《中国藏学》杂志(汉文版)编辑。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京)1995年第05期 第165-179页

  本文阐述了清廷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上确立金瓶掣签制度的缘起、因由、实施过程、程序与仪注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作者指出,金瓶掣签制度是清廷为革除活佛转世制度的积弊,振兴黄教,加强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将达赖、班禅等的转世灵童认定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强调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与权威,防止了地方势力的膨胀,避免了教派内部、教派与世俗贵族之间借认定转世灵童而可能发生的争夺宗教与政治、经济权力的斗争,有利于西藏地区的长期稳定。金瓶掣签制度按藏传佛教的仪轨进行,符合藏传佛教的教义,受到西藏宗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拥护与感戴。在今天,它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佛教自公元7世纪从中原和印度传到吐蕃,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民间宗教本教的斗争和相互融合吸收,逐渐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它流派的特有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政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活佛转世制度相沿既久,到清朝康雍乾时期已流弊丛生,需要由朝廷制定颁布相应的法规加以整饬。金瓶掣签制度,则是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活佛”一词藏语称“朱古”(sprul-sku),是“朱白古”(sprul-pavi-sku)的缩语,常用“崔白古”(vphrul-pavi-sku)来表示,是梵文nirmanakaya的译语,意为“幻化”或“化身”。早在9世纪初叶的《唐蕃会盟碑》上,就可以发现“幻化的神赞普”(vphrul-gyi-lha-btsan-po)与“圣神赞普”(lha-btsan-po)相对应,可见“朱古”一词的初义与称谓吐蕃赞普(藏王)为“幻化”或“化身”赞普有关。元朝以后,“朱古”一词开始特指“活佛”。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朱古”一词在蒙古语中被称为“呼毕勒罕”。汉语中“活佛”一词始见于元代①,是汉族对藏、蒙地区“朱古”的习惯称谓,大概取义于“活着的活佛”。从西藏佛教史上看,虽然西藏的第一位转世活佛出现在13世纪末,但活佛转世的观念并不是此时才形成的,追根溯源,它主要来源于古代藏族的灵魂不灭观念和佛教的化身理论。

  公元7世纪以前,西藏民间信仰的宗教是由辛绕米沃创立的原始本教。在吐蕃时期该宗教虽然是一种原始宗教,但影响却非常大。从很多古藏文文献和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都可以发现本教的哲学观念带有明显的万物有灵论色彩,对自然和人的认识,是以万物有灵为基础的。这种观念认为,人的灵魂既可以离开肉体,又可以寄托于不同的自然物。在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和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都有女神或史诗人物的灵魂寄藏于树木、岩石、湖泊、山川或宝石上的描写。

  西藏原始本教还认为,人死后灵魂在墓中或其他地方可以继续生存。藏文史著《朗氏家族史》中就有这种观念的反映:有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会见了他那尚在阳间的女友。在古代吐蕃,一种与灵魂不死相联系的情况常常在战场上出现,这就是活着的武士经常向死去的武士提问题,而由另一个人代死者回答②。

  在古代藏族人的观念里,除了关心灵魂的存在和延续外,同样也关心灵魂的归宿。从《西藏王臣记》、《拔协》、《汉藏史籍》等藏文史籍记载的神话传说看,吐蕃的首批赞普都是从天上下凡到人间的神子。他们下凡时,有时是通过攀天光绳,有时又是通过木神之梯来进行的。还有的神话传说说这一天梯是烟柱、光柱或者是高耸入云的圣山。当他们下凡成为赞普以后,那根天绳再也不会离开这些赞普,并一直停留在他们的头上,天绳成为联结天、人、地的媒介。在他们生命的末日,其灵魂化为一道光,融化在木神之绳中回到了天上。

  在活佛转世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佛教的化身理论与西藏原始本教的灵魂不灭观念起了同样的作用。按照佛教的教义,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和应身③。其中的应身,又称为化身。通常所说的“活佛”指的就是应身佛。它的实际含义是指佛在人世间的化身,其使命是继承、传播和弘扬佛法,消除人间的苦难,帮助众生行善积德脱离轮回之苦。这些在藏汉经典,诸如《六度集经》、《华严经》、《宝性论》、《解深密经》、《央掘魔罗经》中都有论述。如《六度集经》讲述释迦牟尼前世化身的传说称:“昔有菩萨身为鹿王,厥身高大,身毛五色。……佛告诸比丘,时鹿王者,是吾身也,国王者,舍利佛是。菩萨惠度无权行布施如是”。又如《华严经》所说:“居住于法云的菩萨,尽管只有一世的时间,但是,从他在兜率天居住以后,就开始迁居,然后投入母胎、出生、出家、觉悟、发愿、转法轮,最后涅槃……他所做的教经之事,恰如如来佛之子……”④再如《宝性论》也说,“以大慈悲遍知世间,以智悲看视全世间……以化身等神通,降生于尘世,在诸不净之下界,指明世间的道理。”⑤藏传佛教依据上述”化身理论”,把藏族的政教首领松赞干布、八思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视为佛和菩萨的化身,即应身佛。可见,正是因为藏族民间宗教的灵魂不灭观念和藏传佛教哲学观念中的化身理论相结合,才使得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成为可能。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最早认选转世活佛,是由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开始的。之后,被藏传佛教诸教派广泛采用。噶举派分为红、黑两大派。其中黑帽派以都松钦巴为代表。噶玛拔希是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据《土观宗派源流》记载,“拔希圆寂时,传位弟子朱妥·邬坚巴并为他授记说:‘远方拉堆方面,必出一名继承黑帽法统的人,在他未来之前,汝当作为佛的代理’,遂把金缘黑帽加在邬坚巴头上,旋即示寂。不久他转生在拉堆地方,这里是米拉日巴降生的故乡。此人就是活佛攘迥多吉(自然金刚)”⑥。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次确认一个幼童为前辈的转世。

  黑帽派之所以要采用活佛转世这一独特的教权传承方式,是由诸多原因促成的。从10世纪以后,西藏社会逐步向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在新兴的封建领主的大力扶植下,佛教在藏区再次复兴,各教派及新的寺院纷纷建立,教派与地方世俗封建贵族紧密结合,教派依政而行,政依教派而定。随着西藏各寺院的建立和宗教势力的扩张,开始形成独立的寺院经济,它拥有土地、牲畜、牧场和属民。这一情况的出现,最终导致了各教派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激烈竞争和相互吞并。为了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使教派兴旺发达,必须要有一个有号召力的、相对稳定的教派首领。但是,这样的教派首领一旦圆寂,就会面临一个继承人选择的问题。如果选择不当,教派在政治和经济的激烈斗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有鉴于此,各教派便利用教民对佛的崇高信仰,赋予教派首领或高僧以佛的化身地位。噶举派黑帽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为解决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开创了教派首领转世的先例。

  但是,真正使活佛转世形成为制度并影响整个藏蒙地区的却是格鲁派(黄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制度则成为格鲁派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于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圆寂后,他的最大门徒贾曹杰、克珠杰相继承袭了宗喀巴的宗教传统。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朱巴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在日喀则兴建了扎什伦布寺,并成为该寺的寺主。

  西藏历史上,在格鲁派和噶举派之前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势力是萨迦派。由于该教派的喇嘛可以结婚,所以他们是靠父子或叔侄相传来延续萨迦派的统治的。但格鲁派绝对不允许喇嘛结婚,那么怎样才能保持教派的统治和宗教、经济权力呢?格鲁派采用了噶玛噶举黑帽派的做法,用活佛转世制度来继续本教派的传承。

  提出并完成格鲁派教权传承和延续的关键人物,一位是扎什伦布寺铁桑林扎仓的高僧公钦群觉,另一位则是一世达赖根敦朱巴的亲戚比丘卓玛。他们商定用活佛转世的方式来保持根敦朱巴已经获得的权力。在根敦朱巴示寂后的第4年,他们宣称后藏达纳地方出生的一名男孩是根敦朱巴的转世,他就是二世达赖根敦嘉措。根敦嘉措11岁时被送到扎什伦布寺学经,但是扎什伦布寺堪布和部分僧人不承认其宗教地位,根敦嘉措就转到哲蚌寺学经,并在前藏各地讲经传法。由于他的声望不断提高,扎什伦布寺才又请他回寺主持寺务。但根敦嘉措仍以哲蚌寺为其本寺,因此被称为哲蚌寺活佛;由此传出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根敦嘉措圆寂,哲蚌寺正式开始寻访他的转世灵童。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堆龙地方的一位贵族子弟被认定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这个灵童就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也就是《明神宗实录》首次记载的“师僧活佛”。从二世达赖到三世达赖,格鲁派所采用的活佛转世制度进一步完善,并以此巩固了格鲁派已经得到的宗教特权、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就使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和权力得以提高和稳定。在宗教上则根据“化身理论”把达赖喇嘛说成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与此同时,格鲁派的另一转世系统,即班禅转世系统也逐渐形成。一世班禅是宗喀巴的大弟子克珠杰。一至四世班禅是向转世系统过渡的阶段,从五世班禅开始转世系统才正式形成。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圆寂后,后藏托布加谿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为他的转世灵童。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正月初三日,五世班禅坐床。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这才是历代班禅正式称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开始。它标志着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在宗教上和政治、法律上取得了与达赖喇嘛转世世系平等的地位。在宗教上则根据“化身理论”把班禅额尔德尼说成是无量光佛的化身。

  自噶玛噶举黑帽派和格鲁派相继建立起活佛转世制度以后,这种神秘的活佛转世制度开始在藏区和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中兴盛起来,并且世代相续,法统不绝。

  综上所述,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确立与宗教首领的地位、政治特权和寺庙经济势力的发展巩固是互为因果的。为了避免因宗教首领的示寂而丧失本教派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并能保证其权力得到延续,藏传佛教才出现了活佛转世制度。从本质上看,活佛转世制度是神秘的灵魂不灭观念和佛教化身理论与世俗的世袭传承制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制度在藏蒙地区得到宗教界的普遍承认,而且信徒们笃信不疑,这就进一步为封建统治者和教派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提供了方便,有利于强化教派首领的地位和封建领主阶级的统治。

  据汉文和藏文史料记载,在清代,除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外,还相继出现了统管喀尔喀政教事务的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系统和统管内蒙和甘青藏区宗教事务的章嘉活佛转世系统。此外,还有第穆、帕巴拉、嘉木样、热振等全藏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清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得到承认的呼图克图大活佛就有148位,到清末又增至160位。而主要的活佛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外,还有策墨林活佛、功德林活佛、丹杰林活佛、热振活佛、第穆活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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