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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
2014年01月02日 09:17 来源: 作者:杨度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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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宪政馆因讨论新刑律而牵及礼教问题,持论者谓法律是否与礼教相关,以此为争论之点。度以为无论何国之法律,未有不与其礼教相关者,此问题殆不足论,所当论者,今日中国之治国,究竟应用何种礼教之一问题而已。则姑舍法律而言礼教。论者若以为中国礼教之节目,乃天经地义之所不能移,有之则为中华,无之则为夷狄,有之则为人类,无之则为禽兽,中国有此数千年之礼教,此其所以为中国,为人类;东西洋各国无之,是夷狄也,是禽兽也,不仅其所谓文化者非文化,即其无礼教之法律亦非法律,不可仿效,以贻用夷变夏之讥。进而论之,即宪政亦违背礼教之政,决不可行。如以此论为前提,则度惟有缄口结舌,不敢赞一辞,以恭听主持礼教者之议论而已。

  若不敢为此极端之论,而曰东而洋各国并非夷狄、禽兽,亦自有其礼教,不过与我不同,彼以其礼教以入彼之法律,我亦其礼教以入我之法律,二者皆是,不必相同也。如以此论为前提,则已明认各国亦有其礼,亦有其教矣。夫礼教非夷狄、禽兽所能有也,且礼教之为物,有是而无非者也。既明认彼与我各有礼教,即明认彼与我各有其是。夫天下事岂有两是者?况礼教为人、禽之界,而可谓人、禽皆是乎?宋儒有言:人禽之间决无中立,若非我人而彼禽,则必彼人而我禽。以此难论者,不知何词以对?然则礼教问题直成一不可解决之问题矣。不仅不可解决,且其以礼教为天经地义不可稍移之说,已觉脚跟摇动,不能牢固,何也?天下必无两种相反之天经地义而皆可谓之是者也。由是而言,则礼教并不能谓之天经地义,不过治民之一政策而已,审时变之所宜,应以何种政策治其民者,即以何礼教治其民,一切政治、法律、教育皆视之以为转移,无所谓一成而不可变变者。

  此义既明,然后论中国与各国礼教何以不同,即论中国与各国政策何以不同。

  中国数千年来,分立之时少而统一之时多,言治国者少言天下者多。既曰天下,则无与国之并立,无对外之竞争,但求内部之安宁,已称平治矣。而于毫无界限之天下,不可不勉为界限以范围之,以免散漫而不可治。于是为设家族之界,使家自为团,族自为群,各自谋其生活,因其天然之长幼而为之立家长焉。家长之权利义务皆比家人为重。家人全体坐食,家长一人谋食,此其义务也。白首之儿,一切行动听命于黄耆之父,此其权利也。国家法律亦本此意,家人有罪,家长连坐,此其义务也。有所谓家法者,家长可以自行其立法权以拟具条文,又可于神堂祖祠之地自行其司法权以处分子弟,国家皆不问之,此其权利也。于是,天子治官,官治家长,家长治家人,以此求家庭之统一,即以谋社会之安定,故中国之礼教与法律,皆以家族主义为精神者也。

  各国则不然,自其有国以来,无一日不与他国并立,与其分一国之人而为无数家以竞于内,不如合一国之人而为一家以竞于外。必使人人有独立之生计,以尽纳税之义务,成年以后不被养于家长也;必使人人有营业、居住等之自由权利,成年以后不被养于家长也。而未成年之时,则教育之义务、管理之权利,皆属于家长,故其家族主义亦未全行扫除,特以之为养成国民基础之地耳,成年以后则变家人而为国民矣。以君主立宪国论之,则国君如家长,而全国之民,人人皆为家人而直接管理之,必不许间接之家长以代行其立法、司法之权也。于是上下一心以谋对外,人人有生计则其国富,人人有能力则国强。其所以为教育如此,故各国之礼教与法律,皆以国家主义为精神者也。

  以此义告论者,论者若曰吾宁舍国家主义而言家族主义,则度亦不敢赞一辞。若圆通其辞,曰中国与列强并立日即子危,非国家主义不足自立,然中国固有之礼教亦不必变也,则取人之国家主义,留我之家族主义,并行不悖,不亦可乎?度以为傥能如此,岂不尽善而无如其相冲突也。试举冲突之事实以论之。

  国家主义之国,必使国民直接于国家而不间接于国家。以此眼光观今中国,乃直接者至少而间接者至多,虽有四万万人,而实无一国民也。一国之人但可分为二级:一曰家长,一曰家人。家人之中又分二种:一为男家人,乃家长之所豢养而管束之者也;一为女家人,又家人中之附属品,无丝毫之能力以坐食者也。此二种家人皆与国家无丝毫之关系,义务不及其身,权利不及身,但无生计无能力,以为社会之蠹、国家之蠹而已。而其家长则为家人生计所迫,出而谋食于外。其为商为工不论矣,至于为官,则不仅于国家有权利义务之关系,且为国家治理人民而与以权利义务之人。然以服官之心则自始即为家族而来,虽曰有职务,而其心则非对国家负义务者,而实为对家族负义务者。若其财利能仰事父母、俯蓄妻子,则廉者超然引去,人奉之以高名;贪者进取无厌,以求子孙长久之计,于是卖爵以求一日之偿,避瘠趋肥,询差询缺不以为耻,而人亦不耻之者,彼此皆为家族而来,互相慰留,如商业之求利。然国家既以家族主义治民,即不能以此等行为为耻,何也?此等人在社会虽或加以贪官污吏之名,而在家庭实有慈父令兄之德,家庭主义社会,岂能于慈父令兄而加以毁辞耶?然以国家主义论之,多数之家人不能为国家生一丝毫之财,办一丝毫之事,少数之家长则又以办国家之事而生家庭之财。贤者于生财以外仍或办事,不肖者生财而已,何办事之可言!于是国家设官非以治民,特为家长养家耳。有家人之重累在后,何能责官吏之不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各国所绝无之事,而在中国则为难能可贵之名言。此无他,家族主义为之也。全国无一国民,又无一为国事而来之官,国乌得而不弱,乌得而不贫?今欲转弱为强,则必自使官吏能尽心国事始;欲官吏尽心国事,则必自去其家人之累始;欲去其家人累,则必自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始;欲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则必自与之以营业、居住、言论各种自由权利,及迫之以纳税、当兵之义务始。欲与之此种权利,迫之以此种之义务,则必自使之出于家人登于国民始。假令如此,是与国家主义日行日近,而与家族主义日行日远也。故此二主义者,不两立之道,无并行之法者也。所谓不两立、无并行者,非谓此存而彼绝,特多少之成分耳。英美各国之家族主义不过十分之二,日本则犹十分之三,中国则实十分之八九。留此不改,则无论如何布宪法、改官制,皆为虚文。全国之中其为多数家人坐食被养如故,不过少数之家长出而为官吏,议尔以谋其家庭之生计,国事之愈益腐败,国势之愈益贫弱,可断言也。故此问题者,非区区一刑律之问题,更非区区刑律中一二条文字句之问题,乃中国积弱之根本原因,而此后存亡所关之大问题也。

  于此而论新刑律,国家之欲改此律,决非欲布此律以为新政之装饰品也。必以大清旧律之不足以发达其国民,振兴其国家,而后为此也。而所派修律大臣又在老成典型之列,数十年旧律之经验,数年新律之讨论,论者所举浅薄之义彼岂不知,然竟如此定稿者,岂非本国家改律之意,弃旧主义而从新主义乎?今以事外之人,绝无讨论,贸然指摘,欲复其旧,则国家改律岂不多事,反不如仍用旧律,首尾贯注,全篇一辙,犹为完备,不必别订新律而又琐琐补苴劳而少功也。度所论者不止法律一端,以为政治、法[律]、教育等,皆应有一定之宗旨以为改良之本,若如今时不新不旧而欲求进行,是鞭其速行而缚其足也。即刑律以论刑[律],亦复如此。今馆中宜先讨论宗旨,若以为家族主义不可废,国家主义不可行,则宁废新律而用旧律,且不惟新律当废,宪政中所应废者甚多也。若以为应采国家主义,则家族主义决无并行之道。而今之新刑律实以国家主义为其精神,即宪改之精神也,必宜从原稿所订而不得以反对宪政精神加入之。故今所先决采用国家主义乎,用家族主义乎?一言可以定之,无须多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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