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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提出义务的实践与反思 ——以劳动争议为视角
2015年11月17日 16:51 来源:《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 作者:袁中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文书提出义务;证明责任;文书提出命令;民事诉讼法;劳动争议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从司法实务中的常见案例出发,可以发现本应适用文书提出义务来解决的案件,裁判者却不恰当的运用了证明责任裁判的方式。这种并非个案的情况说明司法实务对于“文书提出义务”这一民诉法概念还处于非常陌生的境地。这种义务实际上是指持有文书且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或第三人,因举证人将该文书作为证据方法使用,而负有将其提出于受诉法院以便法院进行证据调查的诉讼法上的义务。尽管它与证明责任概念很容易被混淆,但实际上二者在性质与后果、主体与依据、目的与效果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以解释论的视角看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包括劳动程序法)上并不缺乏文书提出义务的相关规范,但需要就这种义务的概念表达、适用范围、适用程序、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

  【关键词】文书提出义务;证明责任;文书提出命令;民事诉讼法;劳动争议

  文书提出义务,指持有文书且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或第三人,因举证人将该文书作为证据方法使用,而负有将其提出于受诉法院以便法院进行证据调查的诉讼法上的义务。[1]这种义务在德国、日本和台湾的民事诉讼法中均有明文的表述,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却并非如此,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无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对其还比较陌生。[2]但以法解释学的立场看来,在我国现行的民诉法规范及司法解释中,与该义务相关的条款并不在少数,因此并不能否认它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实际上也存在。但鉴于立法者对该义务并无清醒的认识,这些相关的条款自然也无法做到足够的明晰、科学与体系化。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实务对文书提出义务如何进行处理,就是一个需要学术界予以探究和回应的重要问题。鉴于文书提出义务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了缓解诉讼中的证据偏在矛盾,这种矛盾最为集中的体现于劳动、医疗等证据分布明显不平衡的领域,因此笔者选择以劳动争议为视角切入该问题。通过对具体的劳动争议实务案件的考察,笔者试图对司法实务对文书提出义务的处理方式进行探寻,并就其中的问题结合比较法上的相关制度予以分析,继而在此基础上反思现行民诉法(包括作为广义民诉法的劳动程序法)上的相关规范所存在的问题和思考如何从立法上进行完善。

  一、案例与问题

  尹某于2003年2月14日到某食品有限公司工作,职务为业务员。2008年9月30日尹某与食品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安排尹某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度。2009年7月22日,食品公司向尹某下达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2010年3月9日,原告向A市H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食品公司支付2003年2月至2008年6月加班工资及2003年至2006年国家法定节日加班费。该仲裁委于2010年3月11日向尹某送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尹某不服,遂诉至C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现原告主张存在延时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情况,被告予以否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之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审理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对业务员实行打卡记录考勤的制度,因此被告应当提供考勤卡或考勤记录以证明原告的工作时间。同时根据《A市工资支付规定》[3]第十三条,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保留工资支付凭证等记录至少两年。因此被告对2010年3月9日原告就加班费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前两年内的加班情况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未就此举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向原告支付2008年3月9日后两年内的加班费。对于2008年3月9日前的加班情况,仍应由原告举证证明。原告未能就此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此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被被告给付原告尹某加班工资一千元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4]

  这是一起普通的主张加班费的劳动争议案件,但引发笔者兴趣的在于,该案中法官依靠证明责任分配作出了最终裁判,即所谓民事诉讼法解释学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判决。法官根据《A市工资支付规定》,确定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保留工资支付凭证等记录至少两年,并根据《劳动争议解释三》第9条确定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各自的证明责任分配。由此法院以原告提起仲裁的时间向前推2年也即2008年3月9日为分界线,在此时间点之前就加班事实是否存在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因此当原告无法提供直接证据时法院对这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该时间点之后至提起仲裁的2年内法院要求被告单位就其加班情况是否存在负有举证责任,在被告未能对此举证时判其承担不利后果即支付加班费。这种裁判方式并非特例,在笔者所调研的A市法院系统的其他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都有大量与此类似的判决。而通过对当地法官的访谈也了解到,以2年为界限分别由当事人和用人单位承担证明责任是一种通行的做法。

  但民诉法学的学理上一般认为,就同一主要事实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否则当该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将无从裁判。[5]但该案中双方所争议的从2003年到2008年的加班事实,一般而言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而没有什么理由以时间跨度而作区分。[6]因此,容易引发疑问是,就同一事实即“加班是否存在”,为何法院让原告和被告都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这种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是否正确。

  笔者认为,将加班事实是否存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劳动者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样却要求用人单位也承担这种证明责任却是不当的。这里必须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即文书提出义务。用人单位在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因而必须提供这些证据,其承担的并非证明责任,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文书提出义务。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何为文书提出义务?它与证明责任到底有何共同之处以至于本案中法官将两者混为一谈,以及它与证明责任有何本质区别以至于我们应当去严格区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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