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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权利客体立法的检讨与展望
2015年11月17日 16:31 来源:《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作者:杨立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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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我国民法总则的总体框架设计上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否规定权利客体以及怎样规定权利客体问题。这关系到民法总则框架结构的理论基础,也关系到民法总则规定民法一般性规则的基本内容,必须予以重视。本文探讨我国在民法起草过程中对待权利客体态度变化的成因,同时就民法总则规定权利客体的应然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民法典编纂;民法总则;客体

  在我国民法总则的总体框架设计上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否规定权利客体以及怎样规定权利客体问题。这关系到民法总则框架结构的理论基础,也关系到民法总则规定民法一般性规则的基本内容,必须予以重视。本文探讨我国在民法起草过程中对待权利客体态度变化的成因,同时就民法总则规定权利客体的应然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我国起草民法总则对权利客体的态度变化与真实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起草民法总则对权利客体的态度变化

  之所以要研究民法总则是否要规定权利客体的问题,是因为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权利客体规则,而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2002年《民法草案》)也没有规定权利客体。《民法通则》虽然被称为“通则”(原因在于其规定的内容超出了民法总则的范围,包括部分具体的民法规则),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民法总则的规则。在结构设计上,《民法通则》从权利主体即自然人和法人的规定,直接过渡到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和诉讼时效等有关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则,中间缺少一个重要部分,即权利客体部分。

  检视作为《民法通则》基础的前四个民法草案可以发现,都是在规定主体之后就直接规定法律行为(以及代理)制度,而没有规定权利客体。[1]我们似乎也无法找到作如此规定的答案。再进一步检视更早的民法总则草案会发现一点端倪。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是1955年10月5日的“民法总则草稿”,其第一章规定基本原则,第二章规定权利主体,第三章规定的就是权利客体,第28条公开申明“民事权利的客体包括物和权利”,[2]继而再规定法律行为等内容。1955年10月24日“民法典总则篇”仍采上述体例,第三章规定物和权利,申明“另案为民事权利的客体”。[3]1956年12月17日“民法典总则篇”第三章也规定了“民事权利的客体”。[4]这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民法并未采用民法总则不规定权利客体的作法。

  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1963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民法草案(初稿)”开始,20世纪50年代民法总则草案规定权利客体的作法被改变了,民法草案变得极为简单,整个总则只有20个条文,没有权利客体的容身之处。1963年4月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民法(草稿)”虽然比前一部初稿的内容详细,但也没有规定权利客体。从此之后,所有的民法草案中都不再有权利客体的影子,即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1963年7月9日编写魄民法(草稿)》,1964年7月1日的《民法草案(试拟稿)》,1964年11月1日的《民法草案试拟稿》也都是如此。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下来,1986年《民法通则》也没有规定权利客体,2002年《民法草案》总则编同样也没有规定权利客体。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促使立法者作出这样大的改变,特别值得探索。

  (二)我国历次民法总则草案(试拟稿)及《民法通则》对权利客体态度发生改变的原因

  世界各国的民法总则几乎没有不规定权利客体的。我国在民法起草时对权利客体的态度却出现了从规定到不规定的大逆转,并且也没有给出权威的解释。根据我的研究,这个立法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反右派斗争对立法思想的严重影响。分析民法总则草案是否规定权利客体之间的时间界限,恰好是1956年12月17日至1963年。在这6年间,我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是反右派斗争。其间,法学研究、教学机构和司法、立法机关都成了重灾区,无数法学教授、研究员、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立法工作人员被打成右派,而且绝大多数法学界、司法界、立法界的大右派都是强调法治理念,主张实行法治、反对人治的“吹鼓手”。抓住这些右派,就能遏制住反对人治思想的传播。这样的政治运动必然影响到民事立法思想。其实,这个时间界限还可以缩短,在1958年出版的、当时最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教科书中就已经没有“权利客体”的内容了。[5]这与1956年12月17日仅仅相距两年时间,更进一步说明,反右斗争扼杀了民法总则权利客体的“生命”。

  第二,当政者受人治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严重。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事立法高潮中出现的几部民法草案,尽管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却仍可以看出当时学者、专家的高度热情。[6]1956年之前,国人尚可公开表达对民主、法治的意见,因而在民法起草中即使也在尽量仿照《苏俄民法典》,但仍有较为完整的民法体系。而经过反右派斗争后,主要领导人关于“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实际靠人,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和“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的讲话,[7]加剧了民法立法形势的严峻性,在“唯唯诺诺”的“寒颤”和“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的最高指示下,立法者和专家学者也就不敢擅自行动。在这样的环境和形势下,西方国家的民法典以物为代表的权利客体规则在中国民法中没有法律地位自然就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受前苏联民事立法传统的极端影响。在以苏联为尊的时期,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以及民法研究均以苏联民事立法为典范,起草民法更是如此。在1950年代的民法草案起草中,借鉴的是1922年11月22日的《苏俄民法典》。该法总则在规定主体之后专章规定了权利客体(财产)。[8]与其相应,那时的苏联民法专著也研究民事法律关系客体。[9]但是,1961年12月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决议批准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法纲要》第一章“一般原则”(相当于民法总则)在规定公民、法人(第8条至第13条)后直接规定了法律行为(第14条),不再规定权利客体。随后的《苏联民法典》也就不再规定权利客体,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法也都不再规定权利客体。不仅如此,1995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和2000年《蒙古国民法典》的总则也不规定权利客体。由此可见,前苏联的法律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立法的影响极为严重,即使在中苏全面对立时期也是如此。上述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前苏联民事立法对权利客体的转变才是我国民法起草中对权利客体态度改变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民法典示范样本的作用下,我国1960至1980年代的民法草案以及《民法通则》均不规定权利客体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即彰显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典型特征和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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