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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功:基于法律修辞的正义制度 ——兼论后现代视域中的正义观
2017年12月20日 15:41 来源:《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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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正义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而正义制度更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因为它们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一直处于生成的过程。但正义制度并非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在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中,在由征服到说服的文明进程中,正义制度是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中遵循“惯性原理”而不断生成的。在法治社会里,制度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正义制度应当是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推理”出来的。法律修辞理论因此而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Justice is a concept difficult to be defined and the system of justice has no unified model because both of them always remain generating during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However,the system of justice isn’t an intangible mystery.From the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erspective,the system of justice has bee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inertia and continuously generating in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In a society ruled by law,since the syste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legal norms and the system of justice should be reasoned out from the existing legal norms system,legal rhetorical theories have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s.

  关 键 词:

  法律推理/法律论证/解构/建构/过程思维/legal reasoning; legal argument; de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thinking process

  如果说研究“正义制度”有多种路径,如功利主义、义务论、社会契约论、社群主义、解构性后现代主义①等,那么,本文尝试从建设性后现代视角来讨论“正义制度”也可以视为其中一种可能的路径。具体而言,建设性后现代视角也可以称之为法律修辞(推理)、法律实践商谈的视角。其中的理由是:1.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开创者怀特海认为,“文明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而维持社会秩序靠的便是通过展示更佳选择去说服人。”[1]之所以可以说服他人或被他人说服,是因为“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有听从说服的倾向。展示出各种好坏的选择,他便能说服人或者被人说服”。[1]而如果诉诸武力,那正是文明的失败。文明是从征服到说服的过程,进步的社会就是完全信奉说服方式的社会。[1]2.在法治社会中,制度主要以法律的形式存在,而正义制度就应当是基于法律修辞(推理)②的“说服”、“商谈”而生成的。基于这种理解,本文拟根据法律修辞理论、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处理正义制度的多元性、客观性、商谈性、限制性等相关问题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法律修辞的内涵

  20世纪末,由于有关论证理论术语的模糊以及相关哲学问题不断产生,西方学者们对论证理论关注的程度有所下降。使得论证理论似乎只“存在”于学术讨论中,而实务界的法律人对此则不甚了然,所以,论证理论对法律实践似乎并没有产生应当有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关于论证说服,显然仅仅基于逻辑和分析的理解并不充分,而诉诸解释学的论证又有“相对主义”的嫌疑。因此,为了保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与客观性,法律论证依然是不可或缺的。[2]这也正是国内学界日益重视并研究法律论证理论的重要原因。

  在法律论证理论中,法律修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至于它与逻辑、分析、解释以及论题、辩证等相关术语的关系,学者们已对此进行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学理分析[3];如果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的理解,可能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不要问“是什么”,而要问“怎么样”。就法律修辞来说,学理上的综合与分析当然是重要的,但如果能对其本身的结构、生成过程、发挥作用的路径进行研究,那么,这种“怎么样”的研究可能会对“是什么”的研究会产生一种有益的补充和促进作用。“认识”到法律修辞在法律论证中的重要意义,并不等于“能够”将法律修辞运用到法律论证当中。如何运用法律修辞方法和技巧进行法律论证,即如何在公开言说与写作中发挥出好的、可信的、可靠的说服力,这是法律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

  (一)语源追踪

  “修辞”在汉语与其它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世界中的意思有很大区别,对此进行一个简单的追溯就可以得出结论:汉语的“修辞”主要是对言辞进行修饰,使之美而让人爱听、中听,从而感染、打动听众,产生一种艺术效果[4];而在西语(如英语rhetoric、德语rhetorik)中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不仅具有语言学中的这层意思,更是指一种以说服为目的的论证方法。[5]本文以为,基于当前中国走向法治的国情,在使用“法律修辞”这个概念时,应当将修辞的rhetoric与stylistic两方面结合起来[6],既重视根据法律或以法律的思维来修饰、修养言说、行为,还要在具体问题上尽量学习、运用法律修辞这种法律论证手段。当然,法律论证手段有很多,比如法律逻辑与法律修辞就应当有所区别,如果说法律逻辑是一种独白式的论证,那么,法律修辞就应当是对话、商谈式的论证。因为,两者的前提不同,前提是逻辑意义上的真假判断,后者则是价值意义上的对错判断。本文的主旨是讨论法律修辞理论在中国的可能意蕴,对于法律修辞与其它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只能有所涉及而“不求甚解”。

  (二)概念分析

  从概念分析的角度看,在汉语世界中讨论“法律修辞”,不仅要关注它在西方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方面是一种“论证方法”,而且也要重视它在汉语中的意思:修饰言辞,使语言准确、生动。如果仅从学术分析的角度谈这个概念,“规定”它的“论证”内涵,而不重视它在汉语中的可能含义,那么,仅对学术讨论来说是足够了,但对法律实践来说可能会减少许多意义和作用。法律修辞这个概念本身强调的就是论辩、商谈和交流,而非独白,所以,要理解并运用这个概念,采用逻辑学意义上的“下定义”本身就不是最可取的办法,更何况不顾及言说者的习惯用法了。因而,本文首先要强调法律修辞的语境问题,即,这种论证理论在汉语中的含义可能要更广泛一些:它提倡人们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应当具有法律意识、养成法律思维、运用法律语言,简而言之,就是要以法律的精神来修饰自己的言行。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佩雷尔曼的“普泛听众”[7],应当不算离题太远。

  (三)语境含义

  法律修辞既然关注言说者与听众的交流与互动,以说服为目的,这就区别于逻辑所追求的“单向思维”,因而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中主张并提倡法律修辞,鼓励言说者与听众进行互动、商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要走上法治之路,不只是“言说者”的事,也不只是“特定听众”的事,而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的事。[7]因此,如果有些学者提出“中国现在是改革与革命在赛跑”这个命题至少描述了一部分实际情况的话,那么,讲究对话的法律修辞更应对国家稳定、社会有序、公民幸福的理想责任有所担当。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法律修辞,显然主张的是法治的法律精神[8],如果言说者与听众具有了这种实践理性,在共同体内对共同的事务进行商谈、学习,从而遵守更为合理的实践标准及规范,那岂不是中华民族的幸事?正如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言谈情境,“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参与论辩;任何主张之事都能够加以评论。”他主张的真理共识论就是指通过所有的人的共识来加以确定的真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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