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法学 >> 法理学
高玉玲:宋代契约的“情愿”法及解读 ——以买卖契约为中心的考察
2017年12月20日 15:35 来源:《兰州学刊》2015年第20156期 作者:高玉玲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情愿的遵守在宋代已成为契约法的重要内容,与宋之前重“和同”的形式相比,宋代更注重契约订立时主体的内心真实意愿,体现了宋代民事法律制度的发达。该制度的实行促进了契约效力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对于保障契约双方权利、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传统诚信观的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民户生活的困境与需求、申严赏罚的官吏考课制以及官僚体制的制约,使该法的实施具有不完全性和不彻底性。

  关 键 词:

  宋代/买卖契约/情愿

  标题注释:

  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的审计法律研究”(项目编号:14BZS104)。

  买卖契约作为商品交换的条件和手段,在中外古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宋代劳动分工和信贷制度的发展加剧了交换行为在空间和时间分离所带来的风险,制定“具有公平、正义和权威的法律是避免风险的有效途径”[1](P90)。故宋时,“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2](P169)在丰富的交易法规中,较有特色的是“意思自治”法制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买卖中“情愿”原则的遵守与执行,这一点虽为学界所认识,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①文章主要以宋代买卖契约为视角,探讨宋代情愿法的发展、时代价值及其实效性评析,以期推进中国民法史、契约制度史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厘清意思自治原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演进及宋代独特的法制特色。

  一、从外在的“和同”到内心的“情愿”

  人类历史的特点正在于它是一个日益个体化和自由化的过程[3](P49)。契约自由作为人类行为自由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不断进行调节[4](P90)。契约的自由程度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具有相关性。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甚至同朝代的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环境不同,统治者对契约的法律正当性评价不同,对契约自由的法定要求也有差异。

  (一)宋之前买卖契约的“和同”形式

  契约的本性是自由的、平等的,这种自由平等的本性在宋之前的契约文书中有所表现,“和”与“和同”是当时常见的契约语言表达方式,②如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买卖契约中,常用的套语有“两主先和后(卷)券”[5](P89)、“三主和同立(券)”[5](P92)、“二主和同立卷(券)”[5](P99)、“两主和可,(后)为卷(券)要”[5](P193)、“两和立契,获指为信”[5](P201)、“两和立契,获指(为)验”[5](P202)等等套语。何谓“和同”?契约中为何强调“和同”?“和同”二字在古汉语中有“混同合一”的意思,[6](P566)西周末期的思想家史伯曰:“以他平他谓之和”,“以同裨同”是为同,[7](卷16)“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差异要素的有机结合,“同”是相同要素的机械相加,[8]这些差异要素通过“和”而形成新的和合体谓之“和同”,“和同”反映了契约是双方合意下的产物,正是双方的“左来右去”,才达到“二主各了”的契约。[5](P85)只有在“和”的情形下产生“同”的外在形式的契约,才对二主具有约束力,二主一旦“和同”后,不得随意撕毁契约,所以在“和同”的套语后,常有“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罚丘慈锦七张,入不悔者。”[5](P86)等类似的条款,及对契约约束力的规定,“民有私要,要行二主”[5](P85-101),具备这样外在形式的契约起着如法律相同的效果,“民有私约,如律令。”[5](P110)在“和同”中,“‘和’是本质,‘同’是结果与外在表现形式,即使具有形式上的‘同’,但在契约签定过程中,缺乏‘和’,同样违背契约的本质,为法律所不认可。”[9]即只有“和同”形式的契约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这可能是儒家文化思想在契约中的反映,是民间生活强调和谐、避免纠纷和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但至于双方订立契约达成“和同”的外在形式时,签定契约原因为何,是否是两主内心的真实意愿,在宋之前记载的买卖契约文书中并没有反映。

  (二)宋代买卖契约的“情愿”要求及分析

  到了宋代,法律肯定了情愿原则在契约中的适用,“情”和“愿”在古汉语中都有“从心”之意,“情”指“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愿”指“谨也,从心。”而对“心”的解释是“人心,在身之中。凡心之属皆从心。”[10](P602-604)即强调买卖必须服从两主内心真实的意愿。“情愿”的语言几乎在宋代每个买卖契约书面记载中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南宋时期的田土买卖契约(见表1),且均出现在契首,契首的第一句话常是“某某情愿将某项房产或土地等出卖于某某”。对“情愿”的记载和强调在宋之前的契约文书均未所见。③这体现了“情愿原则”的遵守在当时买卖契约中的重要性,即买卖契约在签定时,必须是基于两主内心情愿,否则因该原因引起纠纷时,可能会引起买卖契约无效的法律后果,从而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样的表达与宋之前买卖契约中强调契约外在形式上的“和同”有着本质区别。

  此外,宋代的史料记载中,也常有“民皆情愿,无抑配”[11](P4284)、“听其自愿,不得抑勒”等语言。这样的表达折射了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也透视了民众在契约实践中的知法与守法。因为当时的立法中已将“情愿的遵守”作为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如在田土等买卖中,如果不是田主个人意愿,则交易不合法,“且俱不出田主本意,不可谓之合法。”[12](P101)并将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若将考其是非,则法有情愿之文,人不情愿者,我何敢强?”[13](P1232)在“情愿”的考察标准中,是否“合心”至关重要,“大凡人家置买田宅,固要合法,亦要合心。”[12](P321)不合心的契约,必会引起纠纷和诉讼,对此宋人已有认识,“殊不思人不心服,必有后患”。[12](P131)只有出自内心的真实意愿,才不会争讼,祖孙才能永保产业,“合法则不起争讼,合心则子孙能保。”买卖契约中诸如此类要求,一方面可能与当时由于欺诈引起的多讼、健讼、兴讼纠纷的社会现实有关,“今每见词讼,动饰诈欺,或有伪作契券,揩改簿约,负财赖业,设诈规利,减财产规避赋役……”,也与当时所宣扬的“忠信”观相悖,宋人彭仲刚认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忠信,“忠则不欺于心,信则不欺于人,人能内不欺心,外不欺人,然后可以为人而异禽兽矣。”[14](卷下)

  正是法律中有此要求,所以在宋代的买卖契约中,有的钱主为了规避法律,甚至逼胁小民签定“情愿文状”,以表明尽管卖价低廉,但是已取得卖方情愿。在“论章惇强买朱迎等田产事”一案中,章惇就是“逼胁逐人,须令供下愿卖文状,并从贱价强买入己”。[18]在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的101例买卖契约纠纷中,其中有48例与“情愿法则”相关。可见“情愿”的法制思想至少在宋代已经萌芽,并在宋代官员的司法和百姓的守法中已得到普遍运用。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任国凤)
11.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