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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磊:方言的法律本质与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2017年10月16日 10:45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张 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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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我国地域广阔,因此,人民的语言南腔北调,不足为奇。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然而,在现代社会,我国的诸多方言面临着生存或发展的危机。两年前,著名节目主持人汪涵出资465万元,发起了一项方言调查计划。该计划打算用5至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点的方言进行搜集和研究,并把相关资料和数据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今年,随着国内主流媒体对汪涵此举的关注和报道,保护方言的话题又成为社会热点。

  【中文关键字】方言保护;立法;法律

  【全文】

  我国地域广阔,因此,人民的语言南腔北调,不足为奇。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然而,在现代社会,我国的诸多方言面临着生存或发展的危机。两年前,著名节目主持人汪涵出资465万元,发起了一项方言调查计划。该计划打算用5至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点的方言进行搜集和研究,并把相关资料和数据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今年,随着国内主流媒体对汪涵此举的关注和报道,保护方言的话题又成为社会热点。

  从朴素的认识来看,我们之所以要保护方言,是因为它承载了中国人对故乡的感情。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成为方言与乡愁之间紧密联系的经典写照。在今天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们还可以从法律层面来进一步认识保护方言的必要性。为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方言的法律本质。

  方言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对于物质遗产而言,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比较晚。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有了统一的认识,也启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球行动。该公约第2条第2款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也列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之中。那么方言是否可能成为这种具有文化媒介作用的语言呢?当然可以。因为方言往往是地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以上海为例,自近代开埠以来,在西风东渐的熏陶下,上海方言逐渐形成,并承载了海派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例如沪剧、滑稽戏等地方曲艺均以沪语为基础。又如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繁花》也以沪语为载体。在比上海历史更加久远的我国其他地方,例如广东、苏州等省市,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方言成为地方文化的载体。

  方言是一种文化权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在序言部分提出,该公约的制定参照了以下两份国际人权文书,即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因为上述两份国际人权文书都规定“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换言之,人类之所以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是个人文化权利的体现。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方言也是一种文化权利。具体来讲,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方言也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即方言的生命力在于“人的参与”。这也是文化与历史之间的本质区别。既然是一种需要人参与的文化形态,那么保护方言就是在保护个人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即文化权利。

  方言是一种人权

  文化权利是人权发展史上的第二代人权。除了上述两份国际人权文书明确地将文化权利纳入人权的范畴之外,类似的规定广泛地出现在其他国际人权文书之中。例如联合国大会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3条要求男女在参与文化生活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又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制定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人的发展之主要目的之一是使个人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得到充分发展。”在此基础上,语言权利也成为重要的人权,并广泛地出现在国际人权文书之中。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6条明确将语言的多元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障之一。方言也应当属于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进而属于人权保护的范畴。例如国际劳工组织1957年第107号公约第23条第3款明确要求尽可能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存母语或者方言。

  由此可见,方言首先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它属于一种文化权利。既然文化权利是人权的重要体现,那么保护方言在本质上就是在保护人权。

  方言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2001年2月28日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2004年8月28日批准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外,我国还相继加入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国际劳工组织第107号公约等其他相关的国际公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承担起了保护方言的国际法义务。

  不过,从法律角度看,方言的保护工作在我国面临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我国宪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如果细查宪法的制定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曾经使用的措辞是“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很显然,“推行”意味着强制性,“推广”则体现了指导性。一字之差,蕴含了对普通话与方言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处理方法。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了宪法对方言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说明方言的保护工作可能会受到推广普通话的影响。实际上,立法上的宽容和执行上的严苛始终交织在现实生活中。例如2000年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将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官方语言的同时,也充分地保护了方言的使用自由。然而,在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禁止播放方言版的译制片。在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又发布《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要求电视剧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

  第二,正确认识方言与方言文化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方言濒危状态的关注和重视,一系列保护工作相继启动。例如浙江省档案局于2011年正式发布《关于开展浙江方言语音档案资料建设工作的通知》。全省范围的方言语音档案数据库建设工作就此拉开了序幕。在浙江,临海市早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积极保护“台州府土话”,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方言素材。此外,还有专家学者建议设立方言博物馆。这些努力都可圈可点,但方言的最终归宿似乎不应仅仅是陈列在档案馆或者博物馆里,而应当是“活”在我们子孙后代的日常生活中。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因此,保护方言的手段应该是文化的传承,而传承文化的手段是群众的积极参与。有鉴于此,江苏省苏州市教育局和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2013年开始实施“苏州话辅导师”项目,深入学校、社区、企业等工作与生活场所,普及原汁原味的吴侬软语。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作者简介】

  张磊,华东政法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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