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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凯:探寻中国法理学的道路
2017年03月08日 10: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屠凯 字号

内容摘要:去年曾有一场关于“中国法理学”生死问题的讨论。先假设存在一个知识体系——“法理学”,如果国人成功加入了这个学术传统,即可谓“中国法理学”之新生。

关键词:法理学;中国;学术传统;国人;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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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曾有一场关于“中国法理学”生死问题的讨论。据此讨论,所谓“中国法理学”,举其荦荦大端而言,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可称为“中国的法理学”。先假设存在一个知识体系——“法理学”,如果国人成功加入了这个学术传统,即可谓“中国法理学”之新生。其二,可称为“法理的中国学”。先假设存在一个“中国的”学术传统,如果任何人在此传统下成功建立有关“法理”的知识体系,即可谓“中国法理学”之再造。

  选择第一条道路,其易处在于,作为学科建制的“法理学”在西方已有很长的发展过程,而20世纪中叶以来,以新分析法学及其理论对手为代表,愈加圆熟。如果国人通过翻译佳作或者亲炙师说,掌握了这套话语,那么“中国法理学”便呱呱坠地矣。而难处在于,现有的“法理学”知识体系生长在以英语为主的西欧语文之上,面对与中国不同的实定法体系,始终依靠着两希文明的古典和宗教文本,其在汉语中的不可译、不可通、不可说之处甚多。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唯有运用分析或者诠释方法,将现代汉语和中国法律仔细整理一番,制作出一个和西方模板有同有异的术语表来。届时“中国法理学”才算得上“妾身”已明。

  选择第二条道路,其难处在于,所谓“中国的学术传统”本身现已如镜花水月,面目模糊。科举被废除,中国传统学术失去制度依托,“累累若丧家之狗”。后经以“打倒孔家店”为嚆矢的新文化运动,更被判定要为中国的整体落后负责,呜呼哀哉。加之,全球面貌日新月异,古典思想、地方知识似乎变得无助于大众理解广漠宇宙和复杂人生。即便所谓“中国的学术传统”存在,其能否应对这个新局面也是问题,可谓另一种“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但选择第二条道路,其易处也在于,如果“中国学术传统”得以确立,那么凭此概念化、理论化其所遭遇的现代法律,风行草偃。

  选择第一条道路,必须说明分析方法应用于汉语和中国材料是可行的、正当的。近代以来,对此的负面认识层出不穷,甚至相信汉语、中国材料自始即不适宜“分析的”处理,国人的“脑筋”清奇古怪。实际上,宋明以来的许多理学作品具有鲜明的分析色彩,罗整庵所谓“联比而贯通之,以究极其归趣,遇奥涩处,间亦附入注语,以畅其义”即是代表。而与传教士接触后,西方受几何学影响的写作方式更传入中国,戴东原或为例证。讲究条理和推衍,对于国人而言说不上什么难事。只不过,西方逻辑学、语言学早发,围绕“法律推理”所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其体量之大、成就之高,已不允许“重新发明车轮”。国人选择此路,当亦步亦趋之。

  选择第一条道路,还有学说比附是否妥当的问题。因中国古今学说与占据西方主导地位的新分析法学明显不同,国人每每愿将前者等同于后者在西方的理论对手,可谓另一种“西学东源”、“老子化胡”之论。在政治哲学领域,中国学说就一会儿是社群主义一会儿是自由主义;在法哲学领域,中国学说则是社会法学或自然法学或二者的混合体。这种比附对于只知现代中国法律的人士来说是有益的,便于他们对中国古典得到多多少少的了解,乃至满足其民族感情的需要。但这种比附往往忽视中西学说在本体论、人性论、规范的来源、规范和实践关系等前提上的根本差异,重视细枝末节的偶合。国人选择此路,则郢书而燕说。

  选择第二条道路,必须说明中国传统价值是正当的、可行的。与当代普遍接受的现代价值,如自由和法治、平等和民主等相比,中国传统价值应否被纳入任何法律本身已成了问题。如果说中国传统价值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的话,那么其最形式化的层次“三纲”、“三礼”已被全面“围剿”、取消“番号”。好在,其上“五常”趋于抽象,而“仁统完善”最为抽象,尚有某些阵地保留。特别是,“仁”得以“良心”的面貌进入《世界人权宣言》,则是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过程中难能可贵的一个胜利。而正如此例所证明,中国传统价值进入现代法律,尤须和其他价值融会贯通,均能覆盖社会生活,而各自应对个体困境。国人选择此路,擎新瓶装旧酒。

  选择第二条道路,还有制度安排如何妥当的问题。与上一话题相联系,有人认为中国传统价值乃至整个学术的复兴有赖于再现过去的制度。实际上,且不说当今仍“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的怪诞,孔子这一表达本身即昭示了经教、仪礼和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宋明以来,绝大多数理学家会判定恢复井田之说过于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制度和所有工具一样,有待无限的修正和创造。如果真有“中国的”制度,它也只不过是为中国学术传统和国人经验所接受、扬弃的制度,正如“中国的”工具也只不过是经国人使用、调试的工具。

  毋庸赘言,中国法理学前面的道路,尚需不断探索。“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若是有志者,便当出发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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