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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法律体系的多元结构 ——以宋令为例
2018年03月28日 13:47 来源:《史林》 作者:赵 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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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法律体系呈现多元结构,如海行法、在京法、特定事务之法、特定地域之法、特定官司之法。以宋令为例,其关系呈现如下:在京法可细分为两大类,分别对应海行法与特定事务之法,这可由命名方式体现,前者如“在京通用令”,后者如“在京禄令”;而特定事务之法同样可以作海行与特定二分。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或处于平行状态,如海行法与在京法,或处于上下交叉状态,如特定官司之法吸收海行法、在京法等条文,或呈现动态转换的关系,如海行法的个别条文会发展出一部特定事务之法,进而又会产生出海行法的特定篇章。

  关 键 词:

  宋令/海行法/在京法/特定事务之法/多元结构

  标题注释:

  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2013年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3ZFQ82004)阶段性成果。

  宋代法网绵密,条令繁多,被认为“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①“故今日之弊,良由关防伤于太密,而画一伤于太烦,则难于通融。……每事立条,事务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尽天下之务”。②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宋廷以防微杜渐为“祖宗之法”,如宋太宗总结太祖之治为八字“事为之防,曲为之制”。③

  如果想要实现“每事立条”“以有司之文而尽天下之务”,势必要扩大法律体系的包容量,把数倍于前朝的法律条文全部容括入内,这就使得宋代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所知,起码在形式上有两种表现:第一,扩大法典的篇幅。如北宋仁宗朝一承唐令而颁布的30卷《天圣令》,发展至《元丰令》时,已达50卷之多,此后除了《元祐令》又减少至25卷外,历次所颁令典都基本保持这一篇幅。根据《庆元条法事类》所存残卷推测《庆元令》可能有三千条,④相较于《唐六典》所载的1546条《开元七年令》,以及据《天圣令》残卷所推测的1500条左右的全帙,⑤元丰以后宋令的规模远超唐令与北宋前期的令典。第二,从整体上增加法律体系的层级结构。如宋人曾将整个法律体系分解为“海行”与“一司”的二元结构,⑥“敕令格式,谓之海行。盖天下可行之义也”,“在京内外百司及在外诸帅抚、监司、财赋兵马去处,皆有一司条法。如安抚司法,许便宜施行之类也”。⑦如上述《天圣令》《元丰令》《元祐令》《庆元令》等皆是海行法。

  有关宋代的海行法,既往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认识,成果不胜枚举。相对而言,有关一司条法的研究却并不多见。现存的一司条法,仅借由《永乐大典》保存下来《吏部条法》残本,牧野巽、仁井田陞、朱瑞熙、刘笃才、戴建国等先后对此展开了文本与内容的分析。⑧至于宋廷颁布的其他一司条法,各种史籍仅存吉光片羽的记载,滋贺秀三把它们统称为特别法,加以系统性梳理,并把它们分为特定地域之法、特定官司之法和特定事务之法三大类,⑨这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研究业绩。但不足之处在于滋贺仅平面化地列举不同种类的特别法以及他据以划分类别的相关标准,并未有层次地展现海行法与特别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联系与配合。青木敦最近的研究主要立足于特定地域之法,勾勒了南宋中央政府如何利用地方法重构中央法律体系以及地方习惯如何经由地方法再为海行法所吸收的过程。⑩此外,戴建国认为,“在京通用法”是独立于海行法与特别法之外的第三种法,(11)这就有别于滋贺将它归为特定官司之法的处理模式,只不过戴建国并未就此展开讨论,也未讨论在京法与在京通用法的关系。

  笔者拟于上述海行法与特别法二分的基础上,勾稽史籍中残存的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条文,希望能进一步厘定海行法与特别法之间的配合与互动关系,进而回应有关法律体系究竟是二分还是三分的学术争论。只不过,无论是海行法还是特别法,各个层次的立法皆包含敕、令、格、式等多种法律形式,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令”为例展开论述。

  一、立法的双重结构

  在宋人看来,当时立法的分层体系乃是其来有自:“魏律则尚书、州、郡,著令自殊;唐格则留司散颁,立名亦异。皆所以便于典掌,不使混淆。”(12)若追溯至五代时期,则《大周刑统》编纂时,除《刑统》“与律疏、令、式通行”外,“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州县见今施行,不在编集之数。应该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见行条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13)因此滋贺秀三认为宋代特别法乃承此而来。(14)

  史称“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15)这就清晰地说明了宋代的立法模式:承续唐代而来的律、令、格、式,用编敕随时加以修订;在律、令、格、式、编敕以外,对于“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法律事务,则单独立法加以规范,由此形成并行不悖的二元法律结构。

  宋朝立国之初制定了《建隆重详定刑统》,当时便已奉行上述立法模式,如窦仪所上《进刑统表》中称:“其格令宣敕削出及后来至今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今别编分为四卷,名曰《新编敕》。凡厘革一司、一务、一州、一县之类,非干大例者,不在此数。”(16)终宋之世,这种立法结构始终得到维持。以下参酌相关研究成果,并查漏补缺,以令的修纂为线索,将宋代立法活动勒成一表:

  上表所列仅仅是现存史籍有载的立法活动,对于两宋时期频繁的修法立制而言,所揭示的仅是冰山一角而已。不过,仅仅依据此表,便可窥知特别法的修纂相当频繁,远胜于海行立法。至于两者的规模比较,青木敦业已做过统计,“在南宋前半期海行敕令格式申明看详与特别法的比例是1比2.5,从乾道六年(1170)开始11年间的立法情况大致也是如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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