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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宁:清代诉讼概念框架中的“民事刑事”
2017年09月15日 14:40 来源:《学术交流》(哈尔滨)2017年第20174期 作者:陈长宁 字号

内容摘要:关键词:清代诉讼/四民社会/自理案件/会审案件/国家能力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荣县档案整理与研究”(13&ZD152)。三、以“政务”观念诠释“自理案件”与“会审案件”。今日一些学者所持的“州县自理案件”与“审转案件”相对应的观点虽可以展现清代诉讼的一些重要面向,但若不加以限定,同样存在着误导。四、从“国进民退”视角看待清代州县诉讼清代诉讼中案件性质不同所产生的轻重之别,公私之分乃事实存在。部分国内学者也以专文研究了清代诉讼分类问题,代表者如徐忠明的“内结—外结”说,俞江、里赞所持的“重情—细故”说,张小也、邓建鹏的“词讼—案件”说,张正印的“自理案件—审转案件”说等。

关键词:案件;诉讼;研究;司法;会审;民事;中国;法律;身份;衙门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在清代诉讼研究领域,无论是既有的“民事刑事”概念,抑或是近年来逐步取代前者的概念,如“重情细事”等,都未能完全摆脱二元对立的观念、形成恰当的诉讼分类。要突破这一学术瓶颈,则应对相关的概念框架进行反思,从而厘清史实,整合零碎化的经验研究成果。立足于“四民社会”理解“民词”,有益于展现概念所处的逻辑关系,并认识清代诉讼在不同时空下的内在张力。以“政务”观念诠释“自理案件”与“会审案件”,能促进排除与史实不符的观念影响,并勾绘传统中国司法的完整版图。从“国进民退”视角看待清代州县诉讼,可展现具体社会实态下的法制运作,并形成着眼于社会整体的法史学研究范式。

  关 键 词:

  清代诉讼/四民社会/自理案件/会审案件/国家能力

  标题注释: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时期荣县档案整理与研究”(13&ZD152)。

  一、学术史回顾:从“民事刑事”到“重情细事”

  近代意义的中国法史学从学科初创时起,就充斥着大量西方法学概念与理论。甚至可以说,若梁启超、杨鸿烈等学科奠基者没有借用西方法学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s)对传统史料进行一番别出心裁的整理,中国法史学突破传统律学的进展也就不会发生。[1]由于中学在与西学的竞争中一败涂地,“西学为用”很快使得“中学不能为体”。[2]24-25借用西方法学概念与理论本身并没有错,但在实践中,研究者常会为了适应概念框架而不当裁剪史料,或者被概念框架所暗含的强烈理论预设所误导。正如王志强所指出的,“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成为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西方概念对应物的一种努力”——他形象地将这种“以既有西方理论框架和概念为前提的研究”称作为“填充式法律史学”。[3]概言之,沿用舶来话语,学科似乎很难出现实质性突破;但若抛弃舶来话语,学科甚至会陷入失语的尴尬境地。

  此外,研究者对于概念框架的不当使用加剧了上述问题。最典型的情况是对概念框架进行情感式、意识形态式地运用,以及对概念框架不加批判地运用。这类不当的运用方式经常体现在下面两种具体观点中。第一类是过度强调“古已有之”的观点。持这类观点的学者“通常以暗自承认西方或现代标准合理的前提下反以文化自信的姿态出示,强调西方或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已有之”[4]51。这种“反击”却在不自觉中成了“自我东方主义”,因为他们忽略了中国法制文明曾经的繁荣并不取决于某些西方或现代的要素。[2]34-35第二类是刻意主张“古为今用”的观点。部分学者就中国传统法制对于当下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显得有失轻率,以至于跳过了对历史经验必要的整理与翻译过程。近年来,法史学双重边缘化等担忧日渐加深。一些学者的初衷本为扭转这一局面,却在无意中矫枉过正,为了“对话”或“提供智识”而生搬硬套,甚至削足适履。

  这一困境在清代州县诉讼研究领域显得格外突出。早期的法史学者在论及清代诉讼时,往往直接套用“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作为称谓。然而,这些概念是近世西法东渐的产物,制度层面“分别民刑”的思想乃始于《大清现行刑律》的编纂过程。[5]戴炎辉在整理清代淡新档案时,虽以民事刑事作为划分,但他亦承认传统时期的各类案件“不能截然分为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刑事的诉讼与民事的争讼,非诉讼标的的本质上之差异,只不过其所具有之犯罪的色彩有浓淡之差别而已。在诉讼程序上,民事与刑事并无‘质的差异’,即其所依据的原则并无二致”[6]。随着反思的深入,国内外学者均主张采用其他更符合史实的概念来界定案件类型。①

  学界对于清代诉讼的分类方式众说纷纭,但是仔细斟酌便会发现一些看似不同的概念在实际内涵上并无太大差异,稍加增损便可相互替换。对此,寺田浩明讲得十分清楚,[7]116但他同时注意到,使用这些可以互换的概念的日本教授们“都还没有有意识地提供一个明确的框架来统合命盗重案审判和州县自理审判这两个局面”[7]127。简言之,变换的是表层的概念,不变的是民事刑事概念框架所暗含的二元对立。正如徐忠明总结称:“那种过分强调‘民事审判·情理’与‘刑事审判·法律’的理想建构图式,显然不是最佳的解说。”[8]156从“民事刑事”到“重情细事”更像是一种风尚的转变。西方中心主义受到挑战后,由于民事刑事是一组不甚符合历史语境的概念,自然有被逐步剔除的趋势。问题在于,单纯地以看似符合史实的概念作为替换,而不考虑概念背后的逻辑及所处的社会实态,往往会导致进一步的各说各话。形象地讲,由于原有的民事刑事概念受到了学术风气转变的蛀蚀,最终被拔除而产生了齿缺,简单地以重情细事当作假牙移植入原有的空洞,仅是改头换面,位置与功能却全无差异。针对这一困境,本文将反思如何做到在运用关于清代诉讼的概念框架时较少地受制于理论预设、更精确反映历史语境与社会实态、更有意识地沟通传统与现实法制,从而整合当前关于清代诉讼略显零碎的实证研究成果,为学界寻求更多共识与对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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