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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洋:休谟法治思想的逻辑探究与意义阐释 ——规则之治的所以然
2017年08月30日 16:21 来源:《东岳论丛》(济南)2016年第201612期 作者:刘 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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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法治思想是休谟政治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长期没能得到足够重视。休谟为法治提供了基于人类行为特征的法哲学论证。他认为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是人们在演化博弈过程中对集体合作困境破解的结果。政府的使命就是捍卫和实施规则。在法哲学思考以及对英国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休谟对法治保护私人产权、限制政府权力、具备形式要素等三重内涵进行了阐释。休谟的法治思想在世俗主义的基础上对法律至上原则予以重申、顺应了商业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时代主题,为底线法治实质主义提供了哲学心理学的辩护。休谟是现代保守主义法治思想传统的先驱,其思想是人们深入理解法治观念的重要资源。

  关 键 词:

  休谟/法治/集体合作困境/保守主义

  标题注释:

  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实现个案正义的法律方法论研究”(编号14SFB3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休谟政治渐进思想研究”(15YJC810009)。

  关于为什么要法治,法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学界始终存在不同的争论。作为思想家的休谟恰恰对这两个法治理论的关键问题予以回应,然而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在休谟的著述之中,不乏对法律之治的赞美与褒扬。他曾经明确指出“立法者不应该将国家未来的治理完全寄托在机遇之上,而应提出一套法律体系协调公共事务的管理,传之子孙万代……明智的规章准则是最有价值的遗产。”①休谟也不掩饰自己对“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②的偏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通常并不认为休谟是法治思想谱系中的重要一员。长期以来,休谟仅仅被视为自然法的破坏者,他的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意义没能得到充分认识③。这种局面,在20世纪逐渐得以扭转,哈耶克不仅将休谟称之为“最伟大的法哲学家”④,而且坦言是休谟而非康德率先提出法治国家学说⑤。博瑞则认为,在休谟的思想之中,法治而非美德是政府的第一要务。麦克阿瑟通过对休谟律法思想中一般性(generality)原则细致剖析,指出休谟的法律思想与后世的法治的理论家们有共同之处⑥。沃兰则认为守法主义(legalism)和宪政主义是休谟政治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⑦。

  上述研究者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揭示出休谟法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并已经关注到休谟与后世法治思想家在学理上的某些关联,然而总体而言仍然缺乏对休谟法治的系统性思考。需要指出的是,在法治概念框架下对休谟思想进行梳理,并不意味着认为休谟已经自觉构建法治理论,而是意味着在此框架下能够更好地理解休谟思想。

  一、法治的基础:集体合作困境与规则之治的法哲学论证

  尽管休谟本人坦言对法律学习兴趣不高,他所接受的法学教育依旧在其身上留下深刻烙印。有学者指出“休谟并没有将政治的与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的、公共的乃至于(在很多情况下)认为的法律的事务进行区分”⑧。这一点,在休谟对正义的论述中显得尤为明显。作为休谟社会理论最为核心部分的正义思想,很大程度上便是一种法学思维影响的结果,被认为“是一个法律体系”⑨。更确切地说,休谟认为正义并非某种具体结果,而是一系列规则。休谟后来做提到的法正是对规则的具体落实。对规则的深入探究正是休谟后来一系列法治思想阐释的学理基础和逻辑起点。

  首先,规则本质在于对集体合作困境的应对。法治说到底是一种规则的统治,然而人类行为为何要遵从规则?这并非不证自明,并且对理解法治具有根本意义。法治合理性论证在最根本意义上需要说明为什么尊重规则的统治比服从权威任意意志的统治更合理。休谟这一问题分享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对社会性偏好的理论立场⑩,在社会的特征和行为特点之中探求规则之治的本质。

  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休谟通过层层推进,紧密相连的四个环节予以展现。其一,人不能以孤立的方式存在,人类生存离不开社会。在休谟看来,社会对人类而言,既是必需的,又是必然的。说其必须,是因为社会能够弥补人类自然条件的诸多缺陷,“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11);说其必然,是因为两性之间的自然欲望塑造了社会的雏形和基础。其二,社会是集体合作体系。社会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在霍布斯和洛克的著作中已经得以揭示,并被人熟知。休谟的理论创建在于,他并没有延续霍布斯或洛克的思路将社会理解为权力抑或权利体系,而是认为社会是一个集体合作系统。休谟认为社会之中,人们能够通过分工、互助与协作,从而使得人们的生存和生产能力都获得极大提升。“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袭击”(12)。在休谟眼里,社会就是人们各自承担某一角色,通过互惠行为满足个体需要,提升整体利益。其三,社会存在集体合作困境。集体合作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依旧存在着制约集体合作的弊端与阻力。“在我们的自然性情中和我们的外界条件中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他们对于那种必须的结合是很不利的,甚至是相反的”(13)。具体而言,人性中的自利性、有限慷慨和外部资源的适度匮乏,常常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解构集体合作的基础,从而使人类生活陷入纷争和冲突。“休谟对特殊正义规则出现所提供的解释,用当下的术语来说叫做博弈理论的合作困境问题”(14)。其四,规则的本质是对集体合作困境的应对。面对集体合作困境,人们不能指望通过内在的自然情感限制人们的自利、扩展人们的慷慨,也不能改变资源有限的外部限制,这就使得人们只能选择在条件限定情况下对人类行为施加某种约束,这种约束就是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论休谟对规则起源和本质的论证如何复杂繁琐,其核心是认为规则的本质就在于对社会、对集体合作的维护。规则就是通过定纷止争、规范行为,从而使集体合作成为可能。“正义这一德性完全从其对人类的交往和社会状态的必须用途而派生出其实存,乃是一个真理”(1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警告人们,当规则不复存在,人类社会的秩序稳定也就荡然无存,集体合作更是无从谈起。“因为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必然会陷入野蛮与孤立的状态,那种状态比起我们能设想到的社会中最坏的情况,要坏万倍”(16)。概言之,人们为了顺利进行社会生活必然要化解集体合作困境,人们遵从规则正是应对集体合作困境的方法选择。

  其次,规则是博弈演化的结果,而非理性整体设计的产物。休谟认为规则的产生并不是人类内心之中与生俱来的某些自然原则的直接结果,也不以理性发现的某些永恒原则为基础。规则是人们在后天行为过程中达成协议(convention)的产物,协议的达成过程就是规则的产生过程。休谟所谓的协议“只是一般的共同利益感觉;这种感觉是社会全体成员互相表示出来的,并且诱导他们以某些规则来调整他们的行为”(17)。在英语中,Convention这个以概念本身便具有习俗的意义,而休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含义上运用convention这一个概念(18)。这意味着休谟在运用协议概念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它的时间历史维度。然而,休谟赋予协议的理论意义不仅如此,他更是在博弈演化的意义上对于协议概念予以解读。具体而言:一方面,协议各方行为具有博弈色彩。哈尔丁认为博弈论可以被视为复杂互动的审视框架,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是博弈论的肇始典范(19)。运用博弈论的视角,我们能够发现,休谟所说的自然的和外在的缺陷,实际上勾勒出一个博弈环境。在此环境之中,人们的协议行为并没有外在的规范与依据,协议是主体互动、回应的结果。具体而言,协议主体的策略选择对于协议结果具有关键影响,不同主体会根据对方的行为调整自己的回应策略,一方的行为为另一方行为提供参照。“我们双方各自的行为都参照对方的行为,而且在作那些行为时,也假定对方要作某种行为”(20)。另一方面,协议结果并非一次博弈结果,而是反复博弈演化的产物。沃兰就指出,休谟认为“真实的正义或者政府系统是在长期的、渐进的、非规律性的历史进程中生成的非预见性结果”(21)。而诺里斯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休谟对正义的演化论阐述是合理的,并在诺齐克、哈耶克身上产生某种回应(22)。休谟虽然认为规则是“人为措施或设计”的产物,却不认为它是人们发现问题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整体设计的结果。休谟认为协议的“人为”性质,就好比语言或者货币的产生,是人们在具体的经验中,不断体会其效用,是在博弈中不断寻求双赢状态,从而不断摸索、磨合、试错、调整的演化产物。这样的规则产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断的经验累积和在经验基础上反思的结果。在休谟看来,规则“是逐渐发生的,并且是通过缓慢的进程,通过一再经验到破坏这个规则而产生的不便,才获得效力”(23)。

  最后,政府的使命在于捍卫规则,它是实施规则的载体,政府捍卫规则的方式便是法治。在休谟看来,尽管遵守规则对维系社会十分必要,然而人性的弱点却诱使人违规犯禁。“人性中使我们的行为发生最致命的错误的性质,就是使我们舍远图近、并根据对象的位置而不是根据它的真正价值来求取对象的那种性质”(24)。在此影响下,人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短视,总是看中直接的和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的和根本利益。对于个体行为而言,“每一次破坏公道的后果似乎是辽远的,不足以抵消由破坏公道所可能获得任何直接利益”(25)。面对此种困境,休谟认为不能够指望人性弱点的改变,只能是通过对少部分人“外部条件和状况”的变更,从而使他们对于利益远近的判断发生变化。由此“使遵守正义法则成为我们的最切近的利益,而破坏正义法则成为我们的最辽远的利益”(26)。对休谟而言,这就意味建立政府,使执行和判断规则成为政治精英的直接利害关系,从而使规则维系得以强化。政府建立以后,“由于正义的执行和判断这两个优点,人们对彼此之间的和自己的弱点和情感都得到了一种防止的保障,并且在长官的荫庇之下开始安稳地尝到了社会和互助的滋味”(27)。在此,休谟是在履行规则的背景下,对政府意义与使命予以解读。“正义规则虽然足以维持任何社会,可是他们并不能再广大的文明社会中自动遵守那些规则:于是他们就建立政府,作为达到他们目的的一个新的发明,并借更严格地执行正义来保存旧有的利益或求得新的利益”(28)。政府对规则的维护就意味着维系规则从自发状态转化为自觉状态,从私人规制转化为国家行为,从个体自律转化为政府法治。休谟认为规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都先于政府而存在。休谟所设想的前社会状态并具有一定的规则与秩序,并没有呈现出霍布斯意义上的丛林悲剧,然而由于人性弱点使规则维系具有脆弱性,导致政府产生。先有规则,后有政府,政府的产生原因和存在意义都要追溯到对规则的维护与捍卫。“公正行为和政府对休谟而言并非同等重要,政府存在的意义主要是为了提升对正义的遵守”(29)。概言之,政府并非高悬于社会之上的利维坦,而是规则实现的载体,而法治是政府捍卫规则的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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